文｜陈凯丰
（陈凯丰博士，系美国匯盛金融 Horizon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纽约金融论坛（NYFF）联席发起人，同时在纽约大学、纽约佩斯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商学院纽约中心任教。）
10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9年年会召开，恰逢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5周年之际。笔者作为今年刚刚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委员，应邀出席了在华盛顿的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很明显的感觉是我们面临的全球宏观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无党派非盈利组织，由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副部长在1983年创立，主要目的是促进全球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独立监督这些机构的运营。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目前一共有两个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委员。
能够参与这些活动感觉受益匪浅，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分享一下关于全球金融体系、货币市场，以及贸易协商机制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对全球宏观的下一步风险和机会的展望。
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掌门人：他们的故事，以及对我们的影响
也许是碰巧，布雷顿森林体系旗下两大核心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5周年的时候同时任命了新的领导人。传统而言，世界银行的行长来自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来自欧洲。不出意外，今年新任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是个美国人。
美国金融界有个老惯例，就是华尔街的高管和白宫以及财政部的高官之间存在旋转门。经常有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去华盛顿工作，而每次白宫总统换届后，也会有很多华盛顿高官选择搬家到纽约。
马尔帕斯的职业生涯就非常典型。作为共和党，每次共和党总统入主白宫的时候，他的工作地点就主要在华盛顿，比如里根任期和布什任期内，他在美国财政部任职。等到民主党入主白宫的时候，他就转移到纽约的华尔街。他曾经在贝尔斯特恩投资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直到“船沉没”（贝尔斯特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陷入困境，被摩根大通以金融危机前股价市值的6%收购）。他曾经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失败，后来在特朗普竞选期间成为他的经济顾问，并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当上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马尔帕斯属于华尔街的一员老将，在纽约金融圈中，基本上大家都和他非常熟悉，可以经常在经济俱乐部、曼哈顿学院等场合见到他。他也写作大量文章，风格和思路都是比较传统的共和党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世界银行的前任金墉行长是一位韩裔美国人，他的医生背景可能是导致他在世界银行成就一般的原因。金行长辞职后，马尔帕斯在今年2月被提名为世界银行行长，并于4月份正式上任。
考虑到他的华尔街工作背景和共和党理念，很多人士都认为世界银行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会有很大变化。比如过去的很多贷款和开发项目可能都是政府主导，今后很有可能会加大私营经济的参与力度。再比如民主党理念强调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但是共和党上台后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相信世界银行过去的很多以环境保护为优先目标的项目很有可能不再被优先考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任总裁拉加德女士也是在最近辞职，去欧洲中央银行担任行长职务。新上任的总裁乔治维娃来自保加利亚。她是欧洲人，但更重要的是她是第一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裁。同时，她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也是第一位直接由世界银行转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可以说，她的上任已经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这次在华盛顿的年会上，她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掌门人第一次公开亮相。笔者的个人体会是每当一个大机构刚刚迎来新的领导的时候，也经常会是领导交流最坦诚的时候。记得以前在摩根斯坦利的时候，董事长高曼刚上任和大家谈了很多他失业在家时候的人生低谷经历。这一次，乔治维娃第一次亮相，同样谈了很多她的过去。比如她在保加利亚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她母亲损失了一生积蓄的98%。比如说她年轻时候曾在当时的东欧铁幕后度过一段非常艰苦压抑的生活，直到1987年获得英国政府奖学金，到伦敦求学，切身体会到了现代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情况和东欧经济的巨大反差。她反复提到她很珍惜从保加利亚到英国、然后来美国，一直到现在有机会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际遇。她期望利用任期内的每一天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实现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现代化。
全球金融市场的很多业内人士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几年的工作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对于该组织反复出资救助阿根廷——去年出资五百亿给阿根廷政府，而阿根廷今年马上接近技术性违约——的行为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救助条件过于苛刻，而对阿根廷又过于优惠，存在双重标准。很明显，拉加德辞职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大笔送钱给阿根廷这样的多次违约国家的可能性将会大幅下降。新总裁乔治维娃很有可能会注重结构性改革，注重受援助国家的政府经济改革力度，注重帮助很多相对富裕国家内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获得更好的权益和机会。
在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的75周年晚宴上，世界银行前任行长沃尔芬森宣布正式从布雷顿森林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休。已经86岁高龄的他坐着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演讲。他主要提到，他的这一代人已经逐渐老去，希望新一代能够接过火炬继续前行。随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行长杜德利上台接任布雷顿森林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杜德利今年59岁，从经验、年龄各方面来说都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前进的极为理想的人选。杜德利今年曾经因为一篇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政治周期关系的文章掀起巨大的争议。笔者相信下一步他会继续在国际金融和货币市场发出很多非常规的声音。
这次的年会上，我们遇到不少来自加拿大、英国等刚刚加入委员会的新成员们。可以感受到，全球金融市场正在进行很多新老交替的过程。很多过去的模式可能都会随着元老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颠覆或者重置。
二、全球贸易、美联储：全球宏观经济展望的两大核心要点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预期，并在出版的全球经济分析文章中提到目前的各种挑战，包括高杠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应递减，包括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笔者也从参加的大量活动，以及和一些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等高官的交流中，感受到了这些问题。
但是，在现场可以总结出来的两个最大的风险和机会都很明确：全球贸易、美联储。也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意把这些写入官方的出版物中，但是从各个演讲中都可以反复听到这两个核心要点。
关于全球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巴西人阿兹维都在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的晚宴上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他提到世贸组织的前身GATT在布雷顿森林的创始成员国只有23个，从当时到现在，成员不断扩大，也确保了过去70年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但是，过去几年，很多贸易问题被政治化。如果目前这种双边谈判为主的贸易摩擦继续下去，那么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有可能被逐渐边缘化，直至瘫痪。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自从他14年前开始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今年是他第一次感觉到目前的多边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生存危机（原话是 existential threa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过去两年的贸易摩擦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低0.8%，而贸易摩擦继续下去已经对全球的企业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信心冲击。很显然，包括WTO在内的国际贸易框架需要彻底改革。
关于货币政策，美联储在过去四年加息九次，同时资产负债比缩减1万多亿美元，对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减少影响极为巨大。当然美联储最近连续降息两次，并在10月初召开未经预先计划的公开市场会议（FOMC），开始以每月600亿美元的速度大规模增加回购。可以说，如果美联储从量化紧缩政策暂停到开始宽松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下一步影响也将会是巨大的。如果美元升值步伐有所缓和，对其他经济体来说可能是一种帮助。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各大美国的商业银行利润不断上升，资本金充足率居于历史最高水平。同时随着效率的提高，这些商业银行都在不断裁减员工，可以说美国的这些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都非常乐观。从智库等研究机构来看，基本上都是理念决定了对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看法。偏民主党的智库一般对于经济前景比较悲观，认为衰退即将到来，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去宽松。相反，偏共和党的智库都非常乐观，认为媒体过分宣传负面信息，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
除了这两个，在宏观经济层面，其他听到的最多的讨论就是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如果英国硬脱欧，加上德国目前的经济步入衰退的前夜，欧元区有可能面临极大的问题。叠加欧洲中央银行的负利率政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已经弹尽粮绝。来自德国等其他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刺激，比如减税，可能会有所帮助。当然，如果从全球贸易和美联储传来利好消息，欧洲经济也有可能避免出现衰退。
三、金融科技、美元、负利率：国际货币体系新趋势？
这次年会的一个重头戏是美国财经媒体CNBC组织的大会主题讨论。一般在这个场合上探讨的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和趋势。今年应邀讨论的五位嘉宾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乔治维娃、清华大学教授朱民、桥水对冲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国际清算银行行长（也是墨西哥前任中央银行行长）卡森，以及欧盟委员会委员兼西班牙经济部长卡维尼奥女士。
CNBC的主持人上来就咄咄逼人，对这五位代表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多边金融机构的领导们提出了大量尖锐问题。比如，他提问达里奥为什么对全球经济极为悲观？达里奥认为现在的全球经济类似于1930年代，处在“大幅下沉”（great sag）阶段。他认为各国的中央银行们已经无力去对抗这种下沉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观点相对乐观，她认为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各个主要经济体通力合作，避免了最坏的可能性；而如果在贸易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全球经济增长有可能在明年见底回升。
这一次会议上也可以感受到金融科技的发展势头迅猛。有多个圆桌的讨论主题关乎科技，包括大数据的应用、电子货币用于支付和清算上的发展，以及对于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讨论。很多讨论都围绕着如何运用金融科技来帮助穷困人口，特别是让妇女获得更好的发展。比如在印度、非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很多国家，传统银行业服务极为昂贵，支付系统非常落后。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很多成功的移动支付案例。
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在演讲中着重提到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弱化。那么，是应该用其他货币来补充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还是应该发明多国支持的电子货币来配合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多极化？他的关于全球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推动、拉入和管道的分析（push, pull and pipe），观点非常新颖。他在市场多极化、避免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化，以及分散全球资本流动风险的建议都值得考虑，但是需要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被实施。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都在大量通过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结果就是实体经济发展有限，金融产品价格飙升，各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各国民粹主义的上升、社会动荡的加剧，和货币政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关系重大。
笔者在现场提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对于全球零利率和负利率的看法，她的答复也是，负利率在过去起了一定的好处，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在今后其负面效果可能更大。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世界银行，扶贫今后应该是关注的中心。就像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之一是位女教授，研究主题是扶贫开发，映射的是目前全球关注的重心是扶贫和帮助妇女权益的提升。实际上，印度的财政部长西沙拉曼女士在会场上讲了很多印度经济开放的挑战，包括印度目前出现的生产过剩，特别是汽车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肯尼亚中央银行的行长也提到该国有大量没有银行账户的穷困人口，移动支付可以帮助这些人获得金融服务。
可以说，现在问题都已经很明显地被提出来了，解决的办法也很多，从贸易上实现双赢、金融科技结合扶贫，到提高妇女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度，再到减少贫富差距的政策。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全球经济还有非常美好的增长前景，否则的话，下一步经济衰退、贸易萎缩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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