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人生 伟大的父爱
——写在2022年父亲节前夕
宰步龙
12年前的1月6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74岁，那时的我在澳大利亚学习，未能赶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平时经常会想起父亲，特别是每当父亲节到来时。马上又到了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我又想起了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父亲于1936年12月6日（农历十月廿三）生于江苏省仪征市大仪镇。父亲共兄妹五人，父亲排行老四，上面还有大伯、二伯、大姑。六岁时父亲随爷爷、奶奶、二伯、小叔一起漂泊到天长市石梁镇何庄落户。爷爷去世得早，所以父亲经历了人生三大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少年丧父。父亲和小叔是由奶奶、二伯和二伯母带大的，小时候吃了不少苦，也没有读过几天书，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奶奶去世也很早，我在记忆中没有奶奶的任何印象。
父亲在和母亲结婚前，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他和前妻因性格不合等原因而离异。父亲于1958年参军，这也是部分原因，那时他已经22岁，而一般的农村青年是在17、8岁参军的。他在上海警备区某部服役，1961年退伍。他不止一次后悔地说，如果不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很可能就留在部队里了。他说，当时他积极追求进步，并担任副班长，代理班长职务。有一次，两个战士打闹着玩，一个战士占了下风，被摔倒在地，起身后觉得身上有点疼。父亲知道后，各打五十大板，把两个战士都训了几句，但未作任何处理。哪知道后来发现，那位士兵肋骨断了两根，为此父亲受到处分，从此失去继续升迁的机会，三年后，退伍回到原籍。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春节之前，父亲都从大队部（之后叫“村部”）领来一张挂历，上面印有“天长市人民武装部”“向军属、烈属、复员退伍军人恭贺新年”字样。父亲总是挂在堂屋中最显眼的地方。去世前几年，父亲每年有几百元的生活补助费，也算是对他三年军旅生活的认可。
也就是在部队服役期间，父亲的战友把自己在家乡的妹妹介绍给了父亲。1960年，当时她只有18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却独自一人带着哥哥家6岁的女儿远赴上海相亲、探亲。她就是我的母亲，那位战友后来也就自然成了我的舅舅。父母亲1961年结婚，1962年姐姐出生。母亲不识字，父母亲和同龄人一样，在乡间从此过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家生活。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到北京出差，回肥后稍作休整就回老家，在不到36小时之内，我就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等级和差距：我先从首都北京到省城合肥，再经过滁州市区、来安县城、汊涧镇，最后到乡下老家，父母亲就生活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
父亲退伍之后，一直在家务农。由于在部队学过一些文化，在乡下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加之父亲勤于思考，办事公道，他多次当生产队长，但也为此得罪过一些人。我依稀记得文革中父亲戴着用白纸糊成的高帽子被拿着千钧棒的红卫兵批斗的情形，那时我才几岁。还有一次，大约是在1975年，又有几个人写他的大字报，贴到我上学的小学附近的大队部，不过很快就被人撕去了。那时我11岁，已经清楚地记事了。不过在那时，一个干部，不论级别高低、不论是非对错，被批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记得小时候家乡经常发大水。1970年冬天，当地开挖了横贯东西的白塔河，由于大片农田被占用，队里人多地少，年年口粮不够吃。于是在几位亲戚的帮助下，全家于1975年冬天搬到离原址约两公里的梁庄队。刚搬去时，条件非常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父母亲坚持让我和弟弟读书，虽然我每次因为几块钱的学费都要向他要几次。我的一位很近的亲戚曾经想让我们姐弟几个不要读书，而去讨饭，并举例说，张三李四家的小孩就因为讨饭没有饿着。为此，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很恨这位亲戚，但随着年岁增长，我也理解他也是为了我们好。刚搬来时，没钱盖房，便临时在塘埂边挖了个小窑洞住了几个月，北风吹过，常有被风吹起的泥沙掉到我们的饭碗里。
当时江苏那边需要黄豆，父亲便用平板车拉着黄豆卖到那里赚点差价，可是那时政府对长途贩运打击很厉害，名曰“打击投机倒把”，这一罪名直到2009年下半年才正式取消。当时路上设有检查站，父亲为了能闯关成功，多次在深更半夜过去，有几次我帮着父亲拉板车，一路上提心吊胆，一是怕深夜里被抢，但主要是怕被检查站的人拦下、扣留，那可是救命的钱。有一天晚上，我和父亲在人家的打谷场上靠着草垛边上在平板车下面过夜，冻得直发抖，天亮后发现浑身是霜花。有一次黄豆还是被扣留了，那里的人说要没收。父亲情急之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请求曾经服役过的部队首长给地方人武部打电话，部队领导还真的帮忙了，最后终于把黄豆要了回来。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叫利用“关系”。还有一次，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便通过中间人借了另外一个人的100斤玉米，讲好三四个月之后，收到玉米后还他135斤，这是很有我们农村特色的高利贷。这时是建国30年的时候，父亲和很多乡亲还处于赤贫状态。其实，到建国60周年时，虽然GDP高速增长，我们家的生活已大为改善，但想到还是有那么多人生活在政府规定的穷困线以下，我觉得父亲和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父亲虽然认字不多，但明显比农村里一般的同龄人多了豁达、干练、深思熟虑、深明事理，这既与家庭传统有关，更与其个人的军人作风和当生产队长的“从政经历”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有时亲戚、邻居家因为赡养、邻居纠纷什么的，也会找他调解，他似乎也仗义执言，我现在清楚地记得他那副摆事实、讲道理的劲头，但却为此得罪了一个非常近的亲戚，搞得多年不与我们家来往，直到他去世几年前才又恢复来往。
我共有过三个弟弟。1967年1月，大弟出生。1968年出生的二弟几个月大时夭折，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我还没有记事。1969年出生的三弟8岁时（1977年）生病去世。之后的某一天，父亲偶然发现三弟放在床席下面的小玩具，有小石子，有三弟自己用铁丝和铁钉拧成的小手枪等。父亲见物思情，禁不住泪流满面，父亲又经历了人生三大不幸的第二大不幸――中年丧子。三弟得的可能是急性肠胃炎，但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足以致命。
父亲识字不多，我们弟兄学习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能力进行任何辅导。相反，因为生计，他要求我们为家庭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毕业之后，我回家帮着收麦子，别人能挑两三百斤，而我挑七八十斤都受不了，父亲笑我肩膀长毛了。也对，我的肩膀长了汗毛，而他的肩膀早已长出了老茧。但在做人做事方面，父亲对我们一直比较严厉，而且言传身教。他经常说，小孩教育必须从小抓起，有时脾气有些暴躁，少了给人调解时那种讲道理的作风，似乎认为父母严管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也挨过他的巴掌；弟弟比较调皮，挨的巴掌当然比我还多。父亲对子女教育的方法也影响到我，但等到我有了小孩之后那时的有些方法我会有选择地用到教育自己的小孩方面。
1980年，我考入管店林校（后迁址合肥，又升格为合肥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一下子跳出农门，引得周围邻居羡慕，父亲颇为自豪。可在为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时候，不知是谁说我的学校很艰苦，他又担心起来。那年9月初，从没有离开父母的我独身一人带着一个小被包去报到。时年16岁，不像现在的大学生，都快20岁了，还要家长送到学校。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火车。我到现在还记他和母亲站在门口和我依依惜别的情景。在林校学习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我知道家里没有钱，便从学校给的12元菜金中省出零花钱，但我没有告诉家里。有一次，父亲从我写给堂弟的信中得知我的情况后，和母亲在家中落泪，第二天便从老家专程到学校给我送来了钱粮。
1982年前后，取消了人民公社，队里分田到户，口粮基本解决了，家庭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1988年7月，他为弟弟考学校的事打电话到合肥找我，看看我能不能找人让弟弟就读位于宿州的一所中专学校，这也是我弟弟所填的一个志愿。在得知我已经到淮北矿务局出差后，他从天长经滁州赶到淮北矿务局；矿务局程处长告诉他我已到柳湖林场，他又赶到林场，路上需要在百善换车。由于未能理解矿务局程处长写的便条，他两次坐过了站，先是坐到临涣，后又坐到铁佛，本来只要坐两次车就能到柳湖，他却坐了四次才到――一个不常出远门的农村人出门有多难！晚上到柳湖林场时，我已经回到淮北。他说，林场的人待他很好，那天晚上吃了很多，原来一路上都没有怎么吃东西，我现在想起此事，都对林场的同事心存感激。那晚，他跟矿务局的车回到淮北，我们聊了很久。那时我也不认识几个人，通过一位同学找到那个学校负责招生的教师，他答应到时看看能否帮忙。后来，由于那年大专录取分数线降低了5分，弟弟被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父亲有一次不无自豪地对我说，他虽然给国家缴了公粮，但两个儿子成为国家的人以后，连把别人缴的公粮都给吃回来了。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不知道，我和弟弟也在按照自己的职责也在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呢。
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跳出农门，这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为此，乡亲们煞是称奇，父亲很是自豪。但随之而来的是学杂费，看起来不多，我家却不容易拿出来，这种情况在我工作以后有所好转，我可以资助家里一些了。但是，家里肩挑手提的繁重农活没有子女帮忙，很是艰难。虽然弟弟工作以后，尽量帮助他们干农活，但教师的课程表与不能耽误的农活时常抵触，弟弟也爱莫能助。每次看到他们拖着日渐衰老的身躯辛勤地劳作，我都会感到愧疚。我和弟弟多次劝他们退了农田，我们来赡养他们，但他总是说，你们的钱也难来啊。直到他去世几年前，老两口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才同意退掉农田。我们家门前有个小菜园，平时只需要买点荤菜，他们穿衣吃饭都很节省，如果不生病，开销并不大。近几年来，随着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每年需要的医疗费渐渐赶上并超过了生活费，我和弟弟明显感到了压力，但我们保证了父母衣食无忧、病了有钱看。父亲常常把自己与那些由于主客观原因得不到较好赡养、“小病强忍、大病等死”的农村老人相比，他觉得他很享福了，享了儿女的福。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还不发达的今天，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在那几年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建立，部分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
父亲有多年吸烟的习惯，烟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曾经试过多种方法去戒烟，也没能戒掉，只好买烟叶，抽烟袋，或用纸卷着抽。很可能是抽烟的原因，父亲的肺部一直不好。有一段时间，也不知是谁告诉他，有一种偏方可以治肺病，他信了。因为在老家，流传这么一个说法：偏方气死名医。有几年冬天，他服用这种药，感觉效果不错。我回家看他时，发现是河南省台前县某某村生产的。我怀疑那是罂粟壳之类的麻醉品，只能缓解病痛，不能治本，就劝他不要服用，但他相信所谓的“疗效”，我也说服不了他。烟是一直吸着，因为舍不得花钱，只好吸较差的烟，其实那对身体更为不利，我也劝不了他。我是竭力反对他抽烟的，可是到后来，我做了我爱人极力反对的一件事：就是回家时给他带比较好一点的烟，除了带点其它礼品外，投其所好，对耶？错耶？直到几年前，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他终于下决心戒了烟。
大伯、二伯、大姑去世之后，好多年里只剩下父亲和小叔老弟兄俩相互关照。小叔比父亲小5岁，身体一直很好。但在2008年8月，出现了意外。当时小叔感觉不太舒服，便到乡村医生那里吊了一瓶水，哪知道几个小时后，体内发生剧烈反应，他便很快停止了呼吸。堂弟给亲戚们报丧时，他们根本不相信是身体健朗的小叔去世，还以为是体弱多病的父亲。堂弟去找那医生评理，医生自知理亏，早已躲得不见踪影。后来通过中间人说情，赔了几千元了事。听说这个医生几年前就因为治死过一个病人而赔过几千元－－这便是农民一条鲜活生命的代价，它比已经很低的城镇人的命价还要低很多！我特地从合肥赶回老家与小叔道别。
小叔突然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葬礼那天晚上进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当地叫“开丧”），按照当地的习俗，家人、亲戚、朋友按顺序依次瞻仰躺在灵柩里的小叔的遗容，父亲年龄最大、辈份最长，所以第一个看。等到所有人看完之后，他又去最后一次看看老弟兄，但被旁边帮忙的人迅速拉开，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拉力过猛，还是父亲过于悲痛，他竟然一时呼吸短促，不能自持，弟弟只好打120急救车，我们弟兄俩陪他到了天长医院。经过医生简单处置之后，病情稳定。我便靠着病床陪了父亲一夜。想到平时父亲生病都是姐姐、弟弟照料，心中愧疚不已，我能有一夜陪护他，心中有些许安慰。
父亲平时生病什么的，都不想告诉远在合肥工作的我。近十年来，由于肺部老毛病，每年冬天都比较难过，这一次也是因为严冬导致肺部重度感染。除此之外，2008年查出胸部肿瘤，放射治疗后，效果较好。2009年7月，他再次生病住院，却因为怕我担心，他坚决不让弟弟告诉我，直到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弟弟实在扛不住才告诉了我。那时家里着手准备寿衣等物。之后一度恢复得还不错。2009年10月又查出喉部纵隔肿瘤，去世前正在接受化疗。
2008年国庆节期间，我带妻小再次回老家看望他们。那时已经知道我将要赴澳大利亚学习，父亲非常高兴。让我安心学习，不要担心他们，临走时道别的情景再次出现。只是他和我都知道，由于他的健康原因，这次道别很可能不同于28年前，也不同于往常。但是我不愿看到的是，这竟然是永别，这也许是上天为他安排的解脱。
父亲一生是很平凡的，他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也不会在任何史册上留名，不是什么军官、官员、专家、教授、企业家，也比不了城市里的蓝领；走在大街上，你从他的穿着上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乡下老农，和中国农村亿万农民一样，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过着极其普通、与世无争、庸庸碌碌的平凡生活，但其个人的命运和生活的轨迹却与最高层的决策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父亲又是伟大的，是他用他自己的脊梁撑起了这个家，给我们以生命，在艰苦的条件下把我们姐弟抚养成人，并且给了我们受教育的机会。他是家庭的顶梁柱，给我们以信心，给了我们他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他的正直、乐观、豁达、韧性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并鼓舞着我不断学习、进步。
作者宰步龙
作者简介：宰步龙，男，1964年出生，安徽省天长市人，在安徽省林业高科技开发中心工作，中专学历，林学、英语双学士学位，环境管理硕士学位，林业高级工程师，兼职英语翻译，安徽省翻译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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