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8岁的余秋雨遇见了23岁的李红，年轻的李红是个明丽爽朗的姑娘，他们最初的相识不算愉快。当时李红因为政审不过关，和自己一直向往的上海戏剧学院失之交臂，心中不服气的李红跑到招生办讨说法，而余秋雨正是负责招生的老师之一。
虽然闹了一场，但李红依然没能入学。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李红没得到录取通知书，倒是多了一个追求者。
余秋雨几乎是对这个姑娘一见钟情，在李红离开之后，余秋雨立刻千方百计打听到了李红的联系方式，两人就这么稀里糊涂认识了。一开始李红把这个突然出现的朋友当做倾诉的对象，但是聊天的次数多了，便产生了暗暗的情愫。
作为文人才子的余秋雨在追女孩方面天生就是行家，一封封情书送到了李红手里，而且不管多忙，余秋雨都雷打不动地跑去找李红约会，李红渐渐被打动了，她相信，眼前这个男子值得自己托付终身。
1979年，李红和余秋雨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其实早在恋爱的第一年他们就想要结婚的，但是最后却拖到了第五年，原因是李红的父母始终不大愿意。男女双方虽然看着郎才女貌，可当时余秋雨尚未成名，靠文字讨生活的他说得难听一点是饥一顿饱一顿，经济条件很窘迫，连日常开销都要靠李红接济。相比之下，李红有稳定的工作，家庭背景还算富裕，又比较年轻，大可以找一个条件更好的丈夫。
可是李红铁了心认准了余秋雨，非君不嫁，经过五年的拉锯战，李红的父母只好妥协了。结婚之后，两个人住在上海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条件不太好，家具全都挤在一起，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厨房还是公用的。但是有情饮水饱，他们依然在这间出租屋里度过了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余秋雨的工作也渐渐走向了正轨，出版了几本书，还成为了学校的文科教授。
结婚五年之后，李红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女儿的到来让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加紧张，余秋雨又不幸得了肝炎，光是治病就要花很多钱。更糟糕的是，因为一切意外状况，余秋雨被停职了，赚钱养家的压力堆到了李红一个人的身上。李红只好打两份工，拼命加班来补贴家用，但钱永远都不够。无奈之下，李红决定自己到深圳去打拼，多赚一点钱来维持生活。
很多人让余秋雨放弃写作，找一份“务实”的工作养家，但是余秋雨不甘心放弃，这个时候唯一支持他的是妻子李红，李红在去深圳之前劝慰丈夫，让他安心追求梦想，赚钱养家的事情有她。妻子的深情厚谊让余秋雨非常感动，分别之后，余秋雨再一次投入了埋头写作的生活之中。
作为千万个来深圳讨生活的工人之一，李红在深圳的日子同样艰难，为了多攒一点钱，她和工友租住最便宜的房子，买上一袋面条就能吃上一个月，省下来的钱，李红全都寄给了家里，她忙到连打电话和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整个人成为了一个工作机器，高速运转着。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92年，这一年，余秋雨的名作《文化苦旅》正式出版，生活似乎又逐渐回到正轨。书籍出版不久后，李红抽时间回了家中一趟，打算和余秋雨好好庆祝，可是在余秋雨书桌的抽屉里，李红发现了一封余秋雨写下的情书，收信人不是作为妻子的李红，而是一个叫做“马兰”的姑娘。
李红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她认识马兰，那是个年轻漂亮的黄梅戏女演员，舞台上的“明星”，马兰曾经在86版《西游记》中饰演唐僧的母亲“殷小姐”，这个角色让马兰的名气更进一步。作为知名演员的马兰拥有很多很多的仰慕者，但是马兰自己心里却仰慕着余秋雨。
也许是因为被才子的光环吸引了，在余秋雨落魄的时候，马兰就十分喜欢余秋雨的作品，还给余秋雨写信表达自己的崇拜，这件事情李红也是知情的，可她没有想到，马兰和余秋雨竟然把崇拜发展成了婚外情。
李红发现这封情书之后并没有发作，尽管愤怒，但是她和余秋雨有这么多年的感情，最重要的是还有女儿，她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堪，而且李红始终心存幻想，希望能够挽回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
但是余秋雨却抢先出手了，不久，余秋雨递给了李红一份离婚协议书。如今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名动四方，他不再是那个住在出租屋里的穷书生，身边能够选择的自然也就不止李红一个。
在李红不知道的时候，余秋雨早已经和马兰约定了男婚女嫁，所以李红刚一回来，余秋雨就迫不及待地办离婚，丈夫的薄情让李红倍感无助，多年来辛苦的付出，竟然连一丝情分都没有换来，自己到底是余秋雨的妻子，还是他的提款机呢？
余秋雨本打算和李红进行长期的谈判，也做好了李红大闹一场的准备，但出乎余秋雨预料的是，李红非常干脆地签了离婚协议书，随后便离开上海，回到了深圳。种种事端让李红看清了一件事情，余秋雨这样的男人，还是离他越远越好，离婚，或许并不是坏事。
李红的决绝让余秋雨感到了一丝愧疚，他还提出要赡养前妻和女儿，但是事已至此，又何必说一些漂亮话呢？余秋雨的愧疚并没有持续太久，离婚之后，他立刻和马兰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只闻新人笑，哪见旧人哭。
而李红从此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在深圳打拼自己的事业，生活倒也过得蒸蒸日上，余秋雨这个名字逐渐远离了李红的生活。多情女子负心汉，古往今来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李红能够早日抽身，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