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人“商鞅”入秦后，大力推行的“变法”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使“秦孝公”抛开亲情，见太子犯法受罚而不顾，且用尽毕生时间来为“商鞅变法”保驾护航，
而在“秦孝公”去世后，一直痛恨“商鞅变法”的太子“嬴驷”，即位“秦惠文王”后，只斩杀了“商鞅”本人，却并未废除“商鞅”所立之法！恰恰相反的是，“惠文王”将同是反对“商鞅变法”阵营中的“公子虔”和“公孙贾”二人，以诬陷“商鞅”造反罪处死！带着以上种种疑问，我们来细诉一下“商鞅变法”的利与弊
会议的主要内容只有一点，秦朝是否需要法治的改革,新法《垦草令》是否能够通过，得到颁发实行，“史记”上对此次会议的重点对话内容，进行了描述，（《史记·商君列传》之《更法》篇）
但当时反对派与“商鞅”之间对簿的场面，场外的人却无法体会的到，我们可以想象的到，一份剥夺王公贵胄们切身利益的法律，对他们而言如同抽筋剥皮一般，此举必定会得到王公贵胄们强烈的反扑，双方的辩论将会非常的激烈，此时坐在王椅上的“秦孝公”正面临在一个巨大的分岔路口前，他的决定不但是秦国内部的改变，而且将影响到整个战国时期各国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秦孝公”最终选择了“商鞅”，力排众议新法《垦草令》顺利得到通过，作为后世的我们可以看到，“秦孝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变法不但导致了秦朝“始皇帝”完成天下一统，还影响了未来中国千余年各封建王朝的制度。
在取得《垦草令》的合法性后，“商鞅”并没有急于发布实施，虽然在高层的角逐中，“商鞅”取得了胜利，但新法一经发布，“商鞅”即将面对的是秦朝上下各界人群的质疑声，所以“商鞅”必须要建立威信，取得自己的权重，
西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有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
通过《史记》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商鞅”确立威信的方法是多么的高明，在城门闹市区，使用猎奇的办法，引起市民的好奇之心，并许诺奖励重金，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开始人民都不敢相信，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搬一根木头，就能得到五十金，这可够平常百姓生活一生的了，但当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出现后，“商鞅”的威信也迅速得到扩散，
一切准备就绪后，“商鞅”开始了秦朝内的第一次变法，新法《垦草令》中条款众多，牵扯甚广，笔者认为，百变不离其宗，新法《垦草令》的中心思想，莫过于“富国强兵”将秦朝彻彻底底的改造为战争的机器，而“商鞅”想要的富国，却并非是民富，确切的说应该是国库富足，那么“商鞅”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战国时期的“王公贵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 权利：“王公贵胄”拥有赦免权，明确一点可以说王法在“贵族”面前是无效的，若想以王法惩罚到“贵族”的唯一方法，只有君王亲自处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若让生，何惧王法！
- 财富：获得特殊权利的同时，君王会赐予“王公贵胄”们肥田沃土，固定的俸禄，大把的仆人
- 世袭：只要没有被君王剥夺权利，这些贵族们就可以祖祖辈辈的继承官爵，享受待遇，
“王公贵胄”们在优质的环境中过的无忧无虑，招纳“门客”成为他们的爱好，少则几百，多则上千，“门客”的数量也成为了“贵族”们的炫富手法，“商鞅”的新法《垦草令》首先要剥夺的就是“贵族”们的权利，让他们居安思危，低调些，节俭些，动起来，对王朝没有贡献的“贵族”将被淘汰出局，
看到这里不难想象的到，为何“商鞅”新法，会被“王公贵胄”们强烈的抵制，对“商鞅”本人恨之入骨，
《商君书·垦令》：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
收拾了最难缠的“贵族”们后，商人们显得容易很多，现代化经济的核心是全民经济，要的是百姓富足 ，民生安康，经济繁荣，而想要经济繁荣的前提必须是国泰民安，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战乱不断，显然难以达成，所以要先保证王朝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应对战争，“商鞅”的新法采取了
- 限制商业经营范围：这个做法可以将社会资源集中到国营，重要的战略物资如粮食等，将不会被私人商贩所囤积，
- 提高商税：提高商人的税务后会得到两种好处，市井商人在高税务下，将会弃商从农，加大农业生产，而大商户们的税负，则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通过轻商业的做法，秦国不但可以扩大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还集中了战略物资，充实了国库
“商鞅”的新法中，为什么以农业作为头等大事？在古代的战争中，要获得胜利，强壮的兵马固然重要，但充足的粮草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兵家常用的手法，三国时期著名的战役《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胜“袁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火烧“乌巢粮仓”，战国时期战乱不止，如若粮草供应不上，必将军心涣散，所以农业成为秦国的重中之重，也是强国之路的根本，
公元前350，秦朝迁都与咸阳，在新都城的城墙上，张贴着“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内容，这一次变法是在《垦草令》的内容上进行深度扩展，并添加了一项最大的亮点制度《县制》，这项改革彻底的改变了以往的权利分配问题，通过官员直接由秦王任命的方式，王权得到高度集中，使秦王得到了利益最大化，相信这也是“秦孝公”用尽毕生时间为“商鞅变法”保驾护航的原因之一，而“商鞅”所立的《县制》也成为以后《郡县制》的雏形，被后世王朝所使用，延续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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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的牺牲品
“商鞅”为了将秦朝打造成为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其变法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人性化，虽然强压政策可以使举国上下超负荷运转，但过于无情的法律，也将“商鞅”推向了风口浪尖之上，变法完成后，“商鞅”能为大秦帝国付出的唯有一死！成为新王坐稳天下的牺牲品，
“秦惠文王”即位后深知“商鞅变法”给大秦帝国带来的诸多好处，但“商鞅”不死，王位尚未坐稳的“惠文王”如何获得“王宫贵胄”们的支持！此时“惠文王”的上上之策，就是借“商鞅”项上人头一用，而立天下，这也是“惠文王”只杀“商鞅”，却不废其法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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