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于长安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并消灭了隋末以来的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但是呢，由于连年的战争，导致唐朝初年的经济状态十分低迷，百废待兴，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同时也能让唐朝那广袤的土地得以物尽其用。唐高祖最终还是选择沿袭并改良了自北魏时期就曾出现过的“均田制”土地制度；今天笔者就从唐朝的“均田制”入手，跟大家来聊聊唐朝初期是如何“恢复经济”的
唐高祖李渊画像
先来聊聊唐朝“均田制”的推行背景及目的所谓“均田制”，说白了其实就是封建时期的统治者，为了保证“统治阶层”的利益，故而把“国有土地”直接分配给百姓去耕种的一种“经营模式”。
- 一方面可以打击自东汉以来就一直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庄园主（地主阶级）”经济模式，抑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稳固政权的统一。
- 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让“百姓”去自行管理“土地”的耕种，继而起到提升百姓劳动自主性和积极性的作用。
因此，封建统治者也就可以通过“均田制”的推行和实施，让百姓在享受“均田制”所带来的好处之余，还可以借助百姓同时所必须承担的“缴纳赋税”义务，来达到保证政权税收，复苏经济的目的，一举多得。
唐朝推行“均田制”的目的亦是如此！
隋末农民起义插画
因为，据《通典·卷七》中的记载：“大业所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两百余万户。”
也就是说，在隋朝大业年间，总人口户数还有八百余万户，但是在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等诸多战争以后，唐武德年间的总人口数量却直线下跌，一度锐减到了仅剩两百余万户的程度。
换句话来讲，唐朝初年其实就是一个有着大量的丰沃“田地”储备，但人口数量却“极为稀少”的社会形态，如果再不加以调整的话，势必就会造成大量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继而也就会对唐朝的“赋税征收”造成严重的影响。
大家想啊，封建时期的科技水平落后，商业贸易体系也并不完善，几乎单凭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足以概括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故而，“农业生产力”的高低，往往才是判断一个政权“国力”是否强盛的第一依据。
这也就意味着“赋税征收”中的“田赋”，其实就相当于是唐朝初期“国库”的主要经济支柱，占据着很大的比重，所以，如果唐朝想要有效的促进经济复苏的话，那么唐朝就还是得从这“赋税征收”上下手。
但是呢，又不能一味的去提高“赋税征收”标准，毕竟那只会让百姓因无力承担高昂的赋税而不满，导致民心丢失，反而会适得其反，起到反效果。甚至还会因此而导致发生“农民起义”，出现百姓要推翻政权统治的事件发生，毕竟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好比隋末农民起义，不正是因赋税徭役过重，百姓无力承担，这才集结发动起义的吗，更别提这次起义才刚过不久，李渊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漫画插图
因此，唐高祖李渊自登基称帝以后，最终还是选择沿袭并改良了自太和九年，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时期就曾颁布推行过的“均田制”，借以实现唐朝初期恢复经济的目的
再来聊聊唐朝的“均田制”，是如何促进唐朝初期“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据《通典·卷二·食货二》中的记载：“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
意思就是说，唐朝的“均田制”是以“丁男”为分配单位，只要男子年满十八岁及以上，就可以获得二十亩的“永业田”，以及八十亩的“口分田”；即便是年迈、重病以及残疾的男子，也可以获得四十亩的“口分田”。
所谓“永业田”，即是可以世袭、还免赋税、徭役的土地，另外也可买卖。“口分田”则恰恰相反，乃是朝廷征收“田赋”的依据，不免赋税、徭役，也不可以世袭，更不能私自买卖。
顾名思义，就是把原有的“国有土地”化整为零，分发下去由百姓去负责种植农作物，否则光是“国有”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毕竟总不能让“统治阶层”自己去种植吧？
而如果分配下去就不一样了。
唐朝“均田制”概念插画
首先，通过这种直接将“土地”分配到“个人”的“土地分配”形式，“均田制”可以有效的预防“不立田制”所可能带来的“土地管理松散局面”，即抑制“地主阶级”肆无忌惮的“土地兼并”。
毕竟一旦“土地兼并”泛滥的话，也就意味着大量的土地往往都会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中，继而就会导致百姓手里没田，想要生存就只能去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故而，百姓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面，势必就“大打折扣”，因为百姓对他所负责种植的“土地”没有归属感，甚至还会因封建地主过度的压迫而产生不满情绪。
同时，为了预防百姓私下里买卖土地，助长“土地兼并”等不良社会现象的滋生，唐朝统治者也曾专门针对“土地买卖”而制定了一些政策。
唐朝“杖刑”漫画插图
好比如《唐律疏议·户婚》中所记载的：“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
意思就是说，凡是私自买卖“口分田”的，卖一亩就要被罚“鞭笞”十次，如果卖二十亩，罪加一等，要罚“杖刑”，最多能罚一百杖。
而且这些被非法交易的土地还得归还给原来的负责人，同时已经支付过的钱款也不能再拿回去，除非你是正规的交易，有地契或者租赁凭条之类的“合同”，诸如“永业田”的交易。
“贞观之治”盛世概念模拟再现插图
其次，均田制对百姓阶层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肯定，因为从某些角度上来看，它代表的不是剥削和压迫，反而是“以民为本”，是把所有“百姓个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绑在了一起。
即所谓的“民富则国强”，好比唐朝盛世“贞观之治”，即是唐朝初年“均田制”推行结果的真实例证之一。
毕竟，百姓种地所获取到的收益全都是自己的，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故而百姓所需要付出的，其实也就仅仅只是每年要缴纳的那一部分“赋税”而已，顶多也就占总收成的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的赋税对于国家政权而言，可以积少成多这方面人尽皆知，咱们也就不说了，伴随着百姓积极性的提升，农作物产量自然也就会有所提升，唐朝初期的财政税收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变得更为丰厚，政权的经济水平自然也就上去了。
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百姓”与唐朝初期“封建统治阶层”双赢的局面。
紧接着，随着人口数量的逐渐上升，百姓对于田地的“开垦”需求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大，从而就得以形成一个“理论上”属于良性的“经济恢复闭环”，进一步加速了唐朝初期的经济恢复进程。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什么叫“理论上”属于良性的经济恢复闭环呀？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唐朝“均田制”的推行和实施过程其实并不算完美，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所在的，也正是这个“局限性”，让这个“理论上的经济恢复闭环”，一旦发展到了某个特定的“节点”后，就会被“地主阶级”趁机打破，因此也就有可能会又一次的形成地主阶级肆意“兼并土地”的不良社会现象。
唐朝“地主阶级”壁画插图（局部）
唐朝“均田制”的局限性这就要从唐朝均田制体系中的“永业田”开始说起了。
前文曾提到过，唐朝会给每个十八岁及以上的男子分配“二十亩”的永业田，而且是可以世袭和买卖的那种，另外，这种“永业田”还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
其次，随着唐朝初期经济的复苏，唐朝的人口数量也并非一直都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经济的恢复协同增长的。
就好比《旧唐书·志第十八·地理一》中的记载：“开元二十八年......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
意思就是到了唐开元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40年，唐朝的总人口户数已经达到了841万余户，人口数也达到了将近4815万人。
相比武德初年的两百余万户，足足翻了将近4倍，如此爆发式的增长，也就代表着“永业田”的数量必然也是同步增长的。
如此一来，很多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自然就会把“兼并土地”的目标瞄向这些“永业田”。
继而通过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等各种手段从百姓手中夺取“永业田”，而丢了永业田的百姓除了种地又一无所长，自然也就只能是靠为“地主打工”来勉强维持生计。
同时，由于百姓所出售的“永业田”，基本都是通过“正常的交易流程”被交易出去的，有地契或者其它凭据作为证据。所以百姓如果想再借律法讨回“永业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描写古代百姓穷困潦倒的概念插画
再加上唐朝初期采用的是“租庸调制”税收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换言之，除了土地税费以外，百姓需要缴纳的其它苛捐杂税之类赋税的也并不低，因此，百姓为地主阶级打工所获得的那点“工资”，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甚至可以说连“支付赋税”的钱都不够。
故而，也就造成了又有相当一部分的穷困潦倒的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而流离失所，被迫举家搬迁的现象发生，长此以往下去，势必就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土地兼并”。
至于唐朝初期那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经济，自然也就会随之出现“严重的萎缩”。
长此以往，终究还是导致了唐朝“均田制”就像北魏时期的“均田制”那样，最终也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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