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商业与宗教，看似毫不相关的三者，如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以此三者为主题，近期举办了“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工作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了讨论。
参加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的“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工作坊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摄影：倪天勇
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王颂教授首先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他指出：帝国研究方兴未艾，重新成为舆论和学术焦点，其直接原因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波折，一些原本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国家自认为成为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而那些受益国家，在内外汹汹面前也显得踯躅不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一部分人重弹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老调，鼓吹民族利益和本土文化；另一部分人则对启蒙运动以来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民主、自由、理性予以否定。这些都导致了对长期主导人类历史命运的帝国的回忆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帝国形态的憧憬。
在技术剥夺思想、力量代替审美的今天，帝国话题的崛起，或许可能成为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人文科学的历史发展机遇。因此，学者们希望不要将此话题限定于政治学领域，在大历史、全球史的视域下，从更多维度来拓展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帝国、宗教与商业，或许就是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自古以来，帝国作为一种无远弗届的大一统体制，必然匹配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意识形态，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国有扩张期的冲动，对暴力与征服的崇拜；有收缩期的恐惧，对和平与维系稳定的渴望，这些都将动员与耗费大量资源。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宗教武装其头脑，商业新鲜其血液。三者密不可分。工作坊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汇集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以期多角度、全方位地发掘相应历史资源，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
陈金华：认识汉传佛教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助力角色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教授作为引言人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任何世界性帝国的兴起与扩张，无不依赖于庞大的环球商业网络及提供普世价值的世界性宗教；二者可说是帝国腾飞的翅膀。帝国一方面需要商业的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引领时代的普世价值体系；帝国的权力又与后二者形成一个相互关联且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
帝国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当中包括货物的全球化、货币的全球化、人才的全球化、但最重要的还是价值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企图与帝国的扩张同步，其中也贯穿着多层次的矛盾与张力。其一，追求全人类福祉的普世价值与根植于集团利益的地域价值之间的矛盾，这是始终存在而难以避免的矛盾，在帝国过了上升期之后则更容易凸显为主要矛盾。其二，主要依托于货币或者其他动产、旨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文明，与主要依靠不动产的农耕、手工文明之间有一种难以协调的对抗。这两对难以调和的大矛盾与大冲突最终导向农耕、手工文化对商业贸易文化的反噬，以及地域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否定，进而帝国收缩，导致支撑帝国扩张的全球化崩解，这就解释了帝国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成住坏空的周期，为什么最后都会走向解体，也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的“帝国之癌”的来源。
佛教在历史上曾经与数个大帝国发生过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体现在其为帝国全球化提供助力的方面。佛教之所以能发挥如此之功用，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国际品格与商业精神。作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宗教，佛教一开始就具有普世价值和世界主义情怀，所以虽然它起源于南亚却不会拘泥于一时一地，不会止步于南亚或中亚地区，而是不断向外扩张，最终横跨整个亚洲。除了国际主义的品格，佛教还具有天然的商业精神。所谓“商业精神”，即谋划财富累积、遵奉契约精神、拓展贸易空间、扩大商业规模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佛教恢宏的传播路线，差可比拟今日的“一带一路”，自古以来就是“一带一路”上商业活动的天然伙伴。佛教僧侣与商人的追求与使命固然不同，但商队的驼铃与僧人的锡杖却常常交相鸣响在黄沙古道上。二者的联合，有物质性的——如交通等技术手段，有精神性的——如商人寻求佛法的庇佑，多重原因，注定了佛教与国际贸易兴衰一体的格局。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与佛教相伴的帝国扩张与全球化努力。从南亚次大陆的阿育王、迦腻色迦王，到中国的梁武帝、隋文帝，特别是武周帝国的则天武后，以及日本的圣武天皇、桓武天皇，佛教的海潮之音都回荡在帝国的豪迈步伐中。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全球化所导致的发展瓶颈乃至两难，以及旧的全球化领袖日渐走向保守与孤立，而新的全球化领袖尚未完全脱颖而出的窘境。由此，研究佛教与全球化关系的历史，有助于探求汉传佛教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源头活水，有助于认识汉传佛教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助力角色。
圣凯：发出狮音，构建新的商业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佛教与商业文明》。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探讨了佛教与商业的关系。所谓商业化问题，特指商业资本进入佛教道教领域，并借教敛财的现象。他指出：佛、道教的商业化问题目前成为政策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但在中国诸多宗教团体中，为什么佛、道教的商业化问题最引人关注？他集中回顾了建国以来佛教团体的经济发展情况，说明了商业化的背景。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后，寺院土地被没收，原本拥有农禅并重传统的佛教不得不开展一定的手工业、商业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改善佛教界经济收益异常窘迫的局面，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自养事业的口号。各地寺院开始开办素菜馆、法物流通处，一些寺院还收起了门票。而如今，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乱象，这实际上侵害了佛教界的自身利益。如为了营建寺院，在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出现了寺院借贷、甚至承租等现象。行政部门的多头管理，旅游、文管、园林、宗教等九龙治水，也导致乱象难以根治。而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人们对佛道教又寄予了某种“代表传统”的意象，这些都无形中放大了质疑的声音。
商业化治理既是一种神圣的回归，更需要一种教化的开展。戒律建构与诠释了佛教的神圣性，成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为保证僧团和合、安乐、清净的源泉，亦成为僧人的行为规范与僧团组织的运作制度。宗教团体本身要维护宗教的神圣性，依戒律进行治理；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以国家法律法规为框架，规范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佛教界自身要认清寺院经济的本质，通过修道和弘法，让寺院经济回归“供养经济”的来源；加强制度监督与审计，加强内部的集体决策与监督，让寺院经济不要成为“个人所有”，回归“常住所有”。从大格局来说，商业时代是佛教从未遇见的根机，佛教界如果没有提前反思与应对，就会真正被“商业化”，佛教必须有“化商业”的勇气与智慧，这是两千年农业时代佛教的结束，也是新时代佛教的开启。其次，佛教界要对“新时代”有充分的认识，积极推进现代意义的佛教中国化——佛教现代与化现代。佛教需要去很好地面对商业，提倡新的商业文明伦理。应当以制度为保障，回归佛教的教化本位，就是要对这个社会潮流发出狮音，构建新的商业文明。
圣凯教授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佛教置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下予以考察，看看佛教与商业的关系到底如何。佛教是否具有天然的与商业结合的气质，佛教思想中有无重商主义的因素；还是因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现实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与商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屹：“末法时代”佛法与王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教授发表了《“末法时代”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从静琬题记说起》的报告。他以贞观二年（628）静琬石经山题记中一个缺字为线索，指出了一些记录房山石经的传世文献，以及调查研究房山石经的佛教学者长期存在的误解，即他们大都认为静琬发起刻经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未来再度发生的“法难”。细绎静琬题记的原意，刊刻石经的目的，并不是为在下一次发生“法难”时如何保存佛教经本，而是为了在千载万代之后，佛法在人间面临彻底消亡命运之时，还能保证有佛教经本可以传世。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世间王权对佛教的态度，究竟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的历史命运？按照佛教自身的逻辑而言，世俗王权或王法或支持、或破坏，都不能决定佛法的命运。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佛教有时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注意调整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与静琬大体同时的费长房，取用了与静琬认知不同的“末法”何时开始的计算方法，从而避免了把隋代认作是“末法时代”，把隋文帝置于“末法时代恶王”的尴尬境地。
孙英刚：从佛教的角度看北朝的君主
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源自犍陀罗的燃灯佛授记在中土的政治宗教意涵》一文，强调历史图景不是单线的、单画面的，从不同的视角，会看到历史真相的不同层面。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繁荣的时期，从佛教的角度看北朝的君主，会带来新的历史信息。除了跟转轮王有关的“皇帝菩萨”、“菩萨天子”、“月光童子”等有关的一类理念外，北齐文宣帝高洋有一种特殊的操作——他把自己打扮成燃灯佛授记里“布发掩泥”的修行菩萨儒童——也就是释迦牟尼的前世。多种文献记载，高洋视高僧法上为佛，自己布发于地，让法上践之。
早期汉文译经从史源上来说具有高度权威性，汉文译经对燃灯佛授记的描述符合犍陀罗的图像细节。 燃灯佛授记这一理念，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在犍陀罗现在所保存的本生浮雕中，其数量之多也令人惊讶，但是这一佛教艺术主题在印度本土非常罕见。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他的前世被放在了犍陀罗，而且这个故事尽管是佛本生故事，但是却被放在了佛传故事的开端，成为佛教神圣历史的起点。通过燃灯佛的授记，儒童正式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为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奠定理论基础。佛教的伟大志业，也都是从燃灯佛授记说起。在事实上，通过燃灯佛授记，将佛教的开端重新定位在犍陀罗。燃灯佛授记和弥勒信仰关系密切。弥勒授记也是从燃灯佛授记接续的，过去已经成功的授记，为弥勒授记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中国佛教将燃灯佛、释迦牟尼、弥勒视为三世佛。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燃灯佛授记和弥勒授记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准确对应。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燃灯佛授记，为弥勒信仰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北齐以佛教立国，佛教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慧光——法上这一地论僧团在北朝末期占据主流；同时来自犍陀罗地区的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在文宣帝的政治宣传中地位重要。东魏北齐时有关转轮王的理念极为普及。燃灯佛授记的艺术主题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广为流传，比如在云冈石窟，燃灯佛授记的题材就达 10多幅之多。云冈18窟主尊很可能就是燃灯佛。 在布发掩泥的操作中，法上是燃灯佛的角色，那么布发掩泥的高洋，就是自比在此世修行菩萨道的儒童。法上为高洋授菩萨戒以及授记，就转变为佛为高洋授戒与授记。高洋自比修行菩萨道的儒童，就赋予了自己“菩萨”的身份——并且在遥远的将来通过累世的修行，最终成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土的转轮王内涵，实质是践行菩萨道的天子。不论是“皇帝菩萨”还是“菩萨天子”，都强调君主修行菩萨道的统治者的形象。这种意涵表述最为清楚的是武周时期新译《宝雨经》。
余欣：建造乐土——吴越的佛国政治与商业社会
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建造乐土——吴越的佛国政治与商业社会》。他运用大量考古资料和域外文献，考察了唐宋之际雄踞江南的吴越国凭借佛国政治和商业网络经略一方；作为意识形态和宗教实践的佛教信仰如何在国家战略、地域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之间达成合致关系，共同建造东南乐土。
余欣指出，吴越作为唐宋变革期的地方政权的双重性格值得重视：一方面恪守保境安民，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立场，确保经济繁荣，社会安乐；另一方面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在北方先后经历唐武宗灭佛、周世宗毁佛的情境下，东南一隅的吴越以阿育王传统的继承者自居，尤其是吴越国王钱俶“颇尊天竺之教”，“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批释氏之典”，在位三十年间，不遗余力推崇佛教，意在营造佛法昌盛的佛国。钱俶“奉空王之大教，尊阿育之灵踪”，追慕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藏舍利之故事，两次各造八万四千金铜、精钢阿育王塔，并在塔身内庋藏《宝箧印经》，广布四方，正是对佛教世界主义的承继。考古实物不仅发现于东阳中兴寺塔、黄岩灵石寺塔、金华万佛塔、温州白象塔、瑞安慧光塔、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等吴越故境的佛塔内，而且在吴越国周边、中原地区、日本平安时代佛教遗迹中，亦有发现，并且在日本史籍中留下详细记载，在民间则出现数百座模仿阿育王塔的墓碑，而在韩国则有仿自吴越刻经的高丽本《宝箧印经》，可见其流风所被，在东亚世界影响之巨。
佛国并非统治者单方面造就，区域性和国际性商业网络的发展，世俗供养的发达与地域社会兴起，也贡献良多。余欣认为，吴越佛塔出土文物是巨大的宝藏，并通过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乾德四年（966）舍利容器铭文、墨书，王延煦施入发愿文木牌，开宝七年（974）顾承达造石塔记，甲戌岁（974）彩绘贴金千佛砖及背面台州城下香客金太施舍供养题记，东方提头赖吒天王线刻铜镜勾当僧归进舍入供养题刻等新资料的细致解读，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官民僧俗、士农工商是如何上行下效、合意协力营造乐土的。
李雪涛：十九世纪……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涛教授《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信仰与知识的流动》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帝国、商业与信仰和知识传播的关系。他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技术进步使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不断涌现，特别是商业和民用轮船的使用，铁路的铺设，以及电报、电话的发明，真正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十九世纪在成为技术与商业革命的世纪的同时，也是一个信仰全球化的世纪。欧洲基督宗教的神职人员认为，他们行使着“文明化”的使命，向世界各地传教。此时的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
从十九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互动空间”，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互动空间是指形形色色的文明彼此持续发生接触的区域，在这里，尽管矛盾和龃龉时有出现，但是各种混合形式的新架构和新格局也在不断形成。”东方的信仰和知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也不断影响着西方世界：印度哲学家辨喜于1894年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吠檀多学会，他本人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随后访问英国、瑞士、德国等。在他之后，“瑜伽”风行世界。太虚法师二十年底末的欧美之行，开启了华人欧美弘扬佛教的先河。这些都属于信仰和知识互动时代的一部分。
实际上，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学者开始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和预设，从而导致了现代的知识和分类一直都是建立在所谓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知识的对立上。通过对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知识迁移的考察，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知识本身的研究，去甄别不同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究竟是如何参与到知识的生产及传播过程中的。知识迁移永远不是静态的发展，而是一个文化间的动态调试、碰撞、融合的过程。因此，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并非真理的反应，权力关系才是知识建构的主轴。只有在一个全球互动和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我们今天才可能采取更适当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建构知识流动和产生的模式。
王勇：圣德太子的信仰与“古代东亚物联网”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的报告内容是：《东亚视域中的圣德太子——新出资料的解读》。王勇教授认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汉化过程中，迅速传播至汉字文化圈周边国家，形成东亚区域特有的宗教体系，一方面中国古已有之的信仰被重新书写，另一方面东亚跨国交流的形式发生嬗变。南北朝高僧慧思在《立誓愿文》中发出了乘愿再来的预言，此后在东亚语境中被依次解读为托生东方、再诞日本，直至定格为转世成圣德太子。这一宏大的东亚转世传说，又促进了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举例说，慧思曾在齐光寺造金字《法华经》秘藏石窟，等待弥勒下生时再现人世；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即肩负寻觅这部金字《法华经》的使命。虽然据信由遣隋使带回的《细字法华经》至今仍被奉为日本国宝，据学者考定实乃扬州人李元惠抄写的唐经，但这一信仰确实在日本掀起了“入唐求书热”。八世纪中叶日本的佛经总数甚至超过《开元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佛经被大量传抄，促进了写经业的空前繁荣。与此同时，以圣德太子“三经义疏”为代表，日本人撰写的章疏也开始回流中国。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维摩诘经》跋文，该经系圣德太子手抄百济高僧带到日本的“震旦善本”，再由遣唐使带至中国辗转而成的再抄本。虽然有关这部经的细节还需进一步考证，但慧思转世为圣德太子的信仰，促进了东亚书籍的传播、抄写、再造，这或许也可以称为由宗教所促成的“古代东亚物联网”。
王颂：唐帝国，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佛
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王颂教授《大佛开眼——佛法东传与帝国的复制和建构》，以日本奈良时代营造东大寺大佛的历史为背景，分析了在日本试图效仿盛唐建立中央集权制帝国的过程中，佛教所发挥的作用。他首先以丰富的史料，探讨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是谁主导了大佛的营建。通过对圣武天皇、光明皇后和自唐回国的留学僧玄昉等人在此事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说明了大佛营建绝不仅仅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宗教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强烈政治目标的国家事业。王颂教授进而以大佛营建过程中陆续登场的几位著名历史人物为线索，进一步分析了佛教在帝国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孝谦天皇、吉备真备和藤原仲麻吕的政治斗争；行基如何从朝廷指责的蛊惑民众的“小僧”转变为负责营建大佛的大劝进，并进而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大僧正；而玄昉和道镜又如何从炙手可热的权僧沦落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等等。通过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史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行基和玄昉、道镜的行迹在表面上大相径庭，分别被归属于民间僧和宫廷僧两大阵营，但他们实际上都是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代表。一方面有声望的僧人成为专制君主以及贵族的鹰犬和工具；另一方面，怀有野心的僧人又利用与君主和贵族的结盟来觊觎权力。僧人参政体现了僧侣集团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君主集权制尚处于不成熟状态，僧人不得不时时卷入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
最后，王颂教授认为：日本尽管在奈良时代全面效仿唐朝，进行了诸多营建帝国的努力，但最终并未能获得成功。按照帝国的标准定义，它应该是不同政治体之间的一种差序结构，而当时的日本尚不具有有效控制他国或对他国施加影响的实力。更为致命的是，君主专制在当时虽然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仍然不能保持政治权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贵族威胁皇权、架空皇权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日本尚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但与日本统治者选择佛教而非儒教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佛教虽然可以为君主统治打造神圣光环，为帝国征服提供普世主义理念，但它不能有效地提供维系统治秩序的等级制度，不能形成类似于儒生群体的拥有高度政治自觉性和忠诚度的统治集团。因此，日本虽然引进了诸如律令制等多项中国制度，但却缺乏贯彻、维持制度的思想自觉和利益驱动。
营造大佛，无非就是以唐帝国为理想为蓝图，所以唐帝国可以说是上至天皇下至黎民百姓全体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佛。然而正如佛虚无缥缈只在人们心中一样，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在现实的日本也只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日本的帝国模仿与构建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
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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