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共有祭祀先贤的祠庙63座。一类是为前朝的先贤人物建立祠庙祭祀，有屈原庙、老子庙、周公庙等，另一种是为当代人立庙祭祀，有荀淑祠、张奂祠、王奂祠、许荆庙、许杨庙、高获祠、赵炳祠等。汉代的先贤类祠庙的修建是逐渐将著名历史人物神化的表现。
汉代先贤类祠庙修建的方式主要是皇帝下诏修建和民间自发修建，前者主要是国家对祠主政绩或品德的褒奖，有太公庙、石相祠、胡建祠、霍光祠等；后者主要是民间对于寄寓先贤人物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具有纪念意义，比如伍相庙、屈原庙、张奂祠等。主要分布在祠主为官之地或家乡，比如淮阳国苦县的老子庙、寿阳的蚩尤祠等。
汉代先贤祠数量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汉代流行墓旁修建祠庙。汉代从皇家到平民都流行的祠庙建筑方式是在墓旁修建祠庙，也是汉代祠庙的一个明显特征。
“祠堂”二字最早出现在《汉书·文翁传中》:“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文翁在汉景帝后期在蜀郡为官，重视教育，选派小吏至长安，受业博士，或学律令，结业回归，举荐为官；兴建地方“学宫”，招郡县子弟入学，凡入学者皆免摇役，优良者补郡县吏。班固在《汉书·文翁传》中评：“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很受人民爱戴，民为之建祠祭祀。
汉代墓祠兴起的重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汉惠帝在长陵附近重建高庙，并成为汉代皇家祭祀定制。先秦时期宗庙与坟墓修建在不同的地方，宗庙一般在都城。汉初也是如此，汉高祖陵墓在渭北，高祖庙在长安城，每月需要从陵寝中抬出衣冠，到庙中游历以保证高祖的灵魂可以享受到祭祀，衣冠出游的路线与惠帝所修复道一上一下不符合礼制。
叔孙通认为：“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以上行哉……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于是惠帝在渭北的长陵附近建立“原庙”，此后自高祖下“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于是陵墓旁立庙成为定制，受其影响，民间墓祠也纷纷发展。汉光武帝所立考侯、康侯、节侯、戴侯庙：“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庙，比园陵，置啬夫。诏零陵郡奉祠节侯、戴侯庙，以四时及腊岁五祠焉。置啬夫、佐吏各一人。”
汉宣帝时立霍光庙：“光薨，上及太后亲临光丧……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家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承奉守如旧法。”汉宣帝时立朱邑庙：“初邑病且死，嘱其子曰‘我故为桐乡使，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然共为邑起家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汉桓帝时立杨后庙：“建和三年，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溢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椽史春秋乡射常祠之。”汉明帝时期立张翕庙：“后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史二百余人，齐牛羊送丧，至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
第二，东汉明帝时，创立了皇帝上陵祭祀的礼仪，采正月大朝和宗庙酌祭的仪式而形成，皇帝拜神坐，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人奏乐舞，计吏当神轩占计。上陵祭此后成为定制，皇帝祖先的祭祀的重心由宗庙转向了陵寝。
上陵祭促进了东汉墓祠的发展，《陔余丛考》曰：“盖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王符在《潜夫论》中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冢，生不极养，死乃崇葬。或至刻金缕玉，檽梓根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家，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僧。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谴吏齐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从此可以看出东汉豪族，墓旁建祠很兴盛，丧葬豪奢。
第三、汉代重视孝道且厚葬。汉代儒家经学思想倡导“仁”政和“德”政，极力推崇孝亲的行为，儒家思想在汉代社会居于统治地位，汉代“以孝治天下”，统治者也极力推崇孝的思想和行为，“举孝廉”便是孝道思想的产物，导致了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的盛行。
孝的基本含义是“事父母”，包括“事生”和“事死”。事死是孝的延续。汉代非常重视“事亡”之孝。东汉的官员如果遇到亲人去世，一般都要离职归家举行丧礼，且服丧三年不等，多亲自为安葬、归葬、立碑，在居丧期间常常有人因居丧，身体受损。
《后汉书·韦彪列传》载韦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脊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此外还有陈纪、江革、周磐、韦彪、张表、郭林宗等士大夫均因为父母行孝而导致身体严重损伤，历经多年修养才得己痊愈。此种孝行能成为当时人们所追求的标尺是因为汉代政府对“丧亲自尽，孝之终也”的极端宣传。在孝道影响下对祖先的祭祀也成为行孝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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