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标本制作师，一个没有人想要去了解的职业，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死尸，将它们按照不同的医疗目的，制作成形态各异的人体标本。
这份工作鲜有人问津，它不仅挑战从业者的生理极限，也在挑战多年来中国人的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古就对遗体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慎之又慎，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多名开国领袖，以“节约土地”为口号联名倡导火葬，可直到1997年全国全面推行火葬制度前，土葬仍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唯一丧葬方式。
而到了2021年《民法典》开始实施，禁止土葬才第一次作为法律条文被实施。
对遗体重视的民风民俗根深蒂固如斯，国家尚且要花费几十年，才让人们逐步接受火葬这种加快遗体“消失”的丧葬方式，其他对遗体“有所作为”的事情，中国人更难以接受。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所有人第一次切身体验了生命的重要，无数感人的医疗故事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医疗的温情，种种影响叠加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完成了一年登记人数等于前8年人数总和的壮举。
2021年4月，据人民日报发文称，截止当时，器官捐献人数已经突破315万人，提前完成了2019年发布的《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2024年)》中提到的“到2024年完成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00万”的目标。
不得不说，这里面有火葬推行的功劳，从前人们认为逝者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容亵渎，火葬推行后，“骨灰”替代了“遗体”，而“冗余”的器官捐献给别人，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况且捐献还有“生命延续”的美名。
可这些生命礼赞越发盛大的声势，始终没有触及一个“禁忌”领域——遗体捐献。
在描述遗体捐献在中国惨淡的局面前，请所有人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慢慢接受死后可以是火葬，病危时愿意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捐献给需要继续活下去的人时，你愿意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吗？
大多数人的答案大概是不愿意，2021年，北京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11万人，但登记志愿捐献遗体志愿者只有约2.8万人。
在2021年，几乎代表了中国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首都北京，遗体捐献志愿者与人体器官捐献者比例约为1：4，其他地区不言而喻。
很多人或许不理解遗体捐献的重要性，但涉猎医学专业的人应该知道，很多医学学科离不开一位不会说话的“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现代医学离不开手术，学生也不能缺失对人体构造的了解。
人体构造复杂多变，不是一张死板的照片可以概括，手术又是性命攸关的“神技”，没有实际的人体，医学生认识粗浅，非但不能救人还会害人，因此人体解剖实操课、真实的人体，是医学生离不开的两样。
静默无言，任凭学生稚嫩、粗糙的手法来回研究，虽然没有师名，但大体老师的贡献在许多医学生眼中，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我国各大院校的医学院，大体老师不仅受人尊敬，解剖前学生还会自发哀悼遗体。
除了这样的大体老师，有时被制作为标本的遗体也被医学生们称作“老师”，没有它们，人类现代医学不可能如此顺遂地发展。
即便如此，在面对全国医师超过400万人依旧面临相当大缺口的现实时，中国遗体捐献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未来发展的前景，究其根本，即是多年民俗影响下的那一句“我不愿意”。
这一点，王耀深有体会。
他一开始也没有想明白，怎么会有人愿意捐献“自己”。
王耀，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人体标本制作师，从业十四年，一年平均经手50具捐献遗体，可他制作的标本，一直难以满足医学研究院需要。
华西临床医学院，虽然隶属四川大学，但对接的是中国医疗界“四大天团”之一的华西医院，作为中国最好的四家医院之一，华西医院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中国西部支柱医院。
这里每天面对的疑难杂症是普通医院的几倍，医疗压力、医疗科研压力也不是一般医院能想象的，用于研究、教学的人体标本的需求也是不断上升。
王耀本是华西医院血管科的楼层管理员，人至中年，迫于生计压力，王耀开始主动接受华西医院医学气息的熏陶，学习人体血管相关知识，等待机会在华西医院的工作更进一步。
2008年，王耀得到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只不过这个机会看起来并不怎么“好”。
人言道，最好的老师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兴趣，而是生计，良师相伴，王耀学得相当不错，再加上耳濡目染，王耀一个门外汉对人体血管构造的了解，比一般本科生还要深刻。
靠着这份刻苦用功，相熟的医生将他推荐给了华西临床医学院，在简单的测试后，他获得了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位。
人都对死尸有抵触，更何况是从事一份“摆弄”死尸的工作，可王耀的孩子上学急等着要钱，他也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咬着牙应承了这份差事。
两个月的培训后，王耀上岗了，怎么制作，面对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这些王耀理应烂熟于心，他该自信满满，但他去上班的那条路，走的格外忐忑。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嘉德堂，新式仿古建筑，外表看上去典雅大气，不过这份初印象在得知这是解剖、存放标本的教学楼后荡然无存，反而什么“古典带来的文韵十足”全部变成了为恐怖气氛妆点历史感的“大可不必”。
第一次来这里上岗时，王耀是有前辈带着的，走进去倒也没有路上那么忐忑，但他的运气着实不太好，他第一次面对就是一具高度腐化的尸体。
遗体捐赠者信息不明，他们也不该去打探，这是对捐赠者最大的尊重。
但按照人体标本的制作标准来说，人体标本制作的最佳时间在6-8小时左右，即便是冷藏，最多也不超过一天。
这具遗体显然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而他们要做得只剩下剔除遗体的皮肉，制作人体骨骼标本。
换作从业者以外的人，看到这具遗体，不免猜测遗体来源，但王耀并不会往坏的方向猜测，因为在我国，只有签订遗体捐赠协议方可将遗体制作为标本，眼下的腐烂，只能说明死者生前遭遇了很不好的事情。
带着多一份的怜悯，王耀和前辈对着遗体做了简单的默哀仪式，默哀结束，两人又鞠了三次躬，方才动手。
一般情况下，工作间是有一个小后门的，为了避免别人看见，通常是关着的，但在王耀的强力要求下，前辈半开了门，让外面的阳光打进来一部分。
高度腐烂的尸体，身上唯一还有生机的地方就是活跃的蛆虫，王耀刚一接触肿胀的皮肤，就有蛆虫摇摇晃晃地向他“打招呼”。
“生动”的画面让原本心情沉重的王耀，恢复了各种知觉，隔着口罩，恶臭的尸臭还在努力突破“防线”，往他的鼻腔里钻，钻进鼻腔后，又一路向下，勾动着胃壁，让它抽搐，将吃过的早饭挤出来。
王耀强忍着恶心，接过前辈递过的解剖刀，轻轻一划，黑乎乎的腐肉、组织液挣开皮肤的束缚向外涌出。
臭味更加明显了。
王耀用更大的毅力控制着大脑放空，控制着手继续操作，控制着胃不再躁动。
清理完腐肉后，失去弹性，坚硬的瓣状肌肉漏了出来，他再次挥刀，切开肌肉组织，漏出下面的骨骼，王耀反复着操作，和前辈忙活了很久，才将人骨从皮肉中清理出来。
期间，王耀没有休息一次，前辈叫停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了中午，前辈建议先吃饭，但王耀拒绝了，即便是带着手套，王耀还是要花些功夫去接受自己的手解剖过一具尸体。
而且，此时他的胃还在翻江倒海，根本没有心情去吃午饭，听到王耀的拒绝，前辈的眼神有些怪异，王耀将其误以为是惊奇式的称赞，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荒谬。
一心想早点结束的王耀根本忘了在剔除皮肉后，要做的是剔除软组织和对骨骼进行防腐处理，这些只需要一种操作就可以完成，那就是水煮。
水煮法是人体骨骼标准制作过程中较为传统的方法，不仅便于去除附着在骨面的软组织，还能有效地将骨髓腔中的油脂逼出，防止骨骼从内部腐坏。
这个方法优点很多，但缺点更加明显，为了时刻观察骨骼状态，水煮过程中，制作者需要盯着整个过程，这不仅是对制作者视觉的冲击，还是对心理、嗅觉的冲击。
第一次工作以王耀吐得天昏地暗为结局，那一天之后，王耀一度想要辞去这份工作，但还是现实阻拦了他的任性，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开始了十四年如一日的人体标本制作生涯。
毋庸置疑，这份工作很辛苦，遗体不仅会是以面目全非的样貌出现在王耀面前，更多的时候是在生命体征消失的第一时间送到王耀的手里。
有很多生前患有奇难杂症而不治身亡的捐献者，其遗体的医学价值十分高，但随着生命体征每多离捐赠者远一分钟，遗体的变化就多一分，距离想象的医学价值就更远一点。
这就导致王耀总是在和时间战斗，常常忙起来就忘记休息。
忙碌的工作，加上经验的丰富，王耀开始忘却对工作的不适，渐渐地自己可以独立一人完成不同的标本制作，尤其是血管类标本的制作。
他对血管格外熟悉，唯一的阻碍就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将错综复杂的血管自血肉中分离。技术操作要求很高，王耀克服起来很难，还经常出错，但王耀唯一的优势就是很少错漏一根血管。
他本来是为了不被扣工资去做分离血管的，但有一天，他刚刚制作完成的血管标本被立刻拿到了解剖课的课堂。
他静静地站在门外，听着台上教授的讲解，看到学生的恍然大悟，他突然咂摸出了一点不一样的意味。
尤其是当听到教授说“这个标本制作得很不错，没有任何错漏，你们可以以此为范例”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与有荣焉。
“荣”的不是现在的夸奖，而是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因为自己的一个标本，在医学道路上走得更顺遂。
因为这件事，他的工作情绪也转变了，从前他总是带着悲悯和遗憾去对待那些遗体，现在，只有敬重。
人类手术的早期发展史，无疑是一部反伦理史，无论是私掘尸体，秘密解剖，还是后来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鲜有光明正大的“推手”。
直到遗体捐献出现，人类虽然还是普遍难以理解“亵渎”尸体，但这些捐献者，却背负起了人类医学的发展，帮助现代医学不断进步。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转变，王耀的心态也转变了，他去登记了遗体捐献，他再也不嫌弃整日一天忙到晚，甚至有时很矛盾地想就这么一直忙，亦或者变得更忙，一年50具自己吃得消，60具也可以。
但这样的想法，在亲眼目睹一次器官捐赠时，改变了，一次，他去医院办事，一个年仅6岁的小姑娘离世，她的家人痛不欲生，但还是将她的肝脏捐献了出去。
他被情绪感染了，迫切地想要知道小姑娘的肝脏后续会在哪里，他熟悉医院的捐献流程，他发现小姑娘的肝脏被移植给一个肝脏先天受损的5岁女孩身上，女孩的家人激动地哭了，是喜悦地哭。
悲痛，喜悦，移植是一个生命逝去的悲痛换另一个或几个生命新生的喜悦，绝望与希望交织，生命起落间完成交替，这样的冲击亚于王耀第一次工作。
遗体捐赠，捐赠整具肉体，看似不做任何的“生命交换”，实际上是一场与“死神”更伟大的交易。
交易有四个参与者，捐赠者、王耀、医生、“死神”。
“死神”带走生命，却把收割生命的伤痕当做代价留在人间，捐献者拿出伤痕向医生交易避免“死神”再以同样方法收割生命的办法，而王耀就是“定格”伤痕的中间人。
用一家之悲痛，换更多人未来绝处逢生时的喜悦，这便是遗体捐献者。
站在中间的王耀变得更加矛盾，这样很伟大，没有人不渴望这样的伟大有很多，遗体捐赠者家人除外。
王耀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有感情，也不是所有人都对逝者不闻不问，可只要世上还有人为了亲人离去而悲痛，王耀就难以祈祷经手的遗体再多一点。
十四年过去，不仅身边的人，甚至有时候连家人都很难与王耀共情，难以理解他在工作上的“乐此不疲”，经常在他半夜接到“紧急任务”慌里慌张时，感到羞怒。
“别人避之不及，你慢一点又能怎样？”这是王耀听到的最多的话。
他的回复也一样单调：“我快一点，医生就快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