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战士作家”高玉宝，2019年12月5日16时12分在大连逝世，享年92岁。
微博认证用户“高天晨”表示：“握着爷爷的手，陪爷爷走完了最后的旅程。老人意识清醒的时候，曾经大哭，称自己看不到台湾解放了……心脏停止的时候，父亲抱着他，唱‘我是一个兵’。”
仅上过一个月学的“战士作家”
作品《半夜鸡叫》入选语文课本
高玉宝1927年出生，15岁做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立大功6次。高玉宝仅上过一个月的学，却先后写出总计200多万字的作品。除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还有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并发表100多篇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高玉宝》中的《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编入中小学课本，家喻户晓。
谈到创作《高玉宝》一书，高玉宝说：“我跟着部队从北方打到南方，一直打到湖南、广西、广东，一路行军作战，一路艰难地写书。1951年1月28日，我终于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画出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的草稿。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专门请当时著名的作家‘荒草’帮助指导我，将这部用图画画出来的书全部‘翻译改写’成小说。”
这部小说以高玉宝亲身经历的种种旧社会的苦难和在战斗生涯中战友们的英雄事迹为主要内容，内容朴实生动，感人肺腑，在解放军文艺报上刊登后，反响很好。其中的《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多年来一直被选入我国中小学课本，并被拍成木偶电影。
于是，这部作者、书名、主人公三位一体的自传体小说就广为流传，影响了几代人，高玉宝也由此成为一名战士作家。
南京作家毕飞宇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及《半夜鸡叫》。当时他在题为“文学的拐杖”的演讲中表示：“想说说周扒皮的顾忌，这个顾忌是有价值的。作者一不小心流露出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叫‘世态人情’。”
△木偶电影《半夜鸡叫》剧照
《半夜鸡叫》写于上世纪50年代，写一个叫周扒皮的地主压迫长工。照理说，长工应该是在天亮之后，也就是鸡叫之后才起床去干活的，可周扒皮很狡猾，每天天不亮就去学鸡叫，引得村子里的公鸡都叫唤起来，长工们只得起床，下地干活。后来，农民终于知道了这个阴谋，他们把周扒皮抓住，暴打了一顿。
在毕飞宇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作品心存疑问。“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够革命，故事里所描写的地主还不够坏：周扒皮为什么要去学鸡叫呢？多此一举嘛，他完全可以手拿着长棍或皮鞭，天不亮就把长工们的房门踹开，然后，对着农民的屁股每人就是一鞭，大声说：‘起床！干活去！’周扒皮可以这么干，他偏偏没有。地主要剥削长工，这是一定的。但有一点不能忽略，无论是地主还是长工，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农民，脸面上的事终究是一个大问题，很难跳出这样一种人际认知的框架，那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里头有日常的规则、生活的逻辑，或者说文化的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是标准东方式的，那就是打人不打脸，这也是乡村的礼仪。”
“于是，好玩的事情出现了，周扒皮和公鸡产生了关系，公鸡又和长工产生了关系——不是我在逼迫你们，而是公鸡在逼迫你们。在这里，公鸡不再是公鸡，它有了附加的意义，变成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地主所表现出来的顾忌。”毕飞宇认为，就因为这么一点世态人情，使得周扒皮这个人物有了特点，“和南霸天与胡汉三这些反面人物比起来，周扒皮更像一个坏人，进一步说，他有点像一个‘人’了。鸡叫构成了《半夜鸡叫》的戏剧性，折射出周扒皮人性里的复杂一面。”
特殊的入党申请书
只有8个“字”
1948年，高玉宝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起入党的过程，高玉宝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记者说：“整个入党过程就在名片里。”高玉宝说，当时在部队他认识的字很少，很多字不会写，琢磨了半天，就画图代替。
记者看到，名片里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只有8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除了一个“我”字外，其他都是用图形画出来的——“毛毛虫”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是入的谐音，“钟”代表有“钟声”，“当当”——党！
不久，高玉宝以突出的表现，被破例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后来被高玉宝用名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作为教育后人的一个教材。
“能够工作是件幸福的事”
1954年，高玉宝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1962年，高玉宝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成为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师级干部。
为了创作，他到部队、工厂、矿山、农村体验生活，获得丰富的写作素材。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
他曾说：“文学是一块净土，又是一座高山，也许我不会攀上峰巅，但我会全力以赴尽力拼搏。”
1988年，61岁的高玉宝正式退休。除了写书，他还把旧社会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和新社会的巨大变化讲给大家听。几十年来，他先后作报告5000多场，听众达500多万人次。
83岁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每每想到已牺牲的战友，就觉得自己能活到80多岁，能够工作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他说：“我就觉得我不能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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