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被劳动改造了！”
这句听起来像段子的话，却在1950年8月1日成了事实。这天，末代皇帝与其他伪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
三天后，溥仪被押抵抚顺，此后整整十年，他都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他当时的编号是981。当年，溥仪年44岁。
刚到抚顺时，溥仪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将被处死的阴影未完全消散，有时一连几夜，他都不敢合眼。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放下皇帝的架子，与昔日的伪满大臣们共同生活。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依旧有“皇帝”的派头，每次集合时，他都会站在排头；洗澡的时候，他也总是抢先第一个下池子。若有人比他先下池子，他会干脆不下池子，而宁愿用脸盆接点热水“对付”。
溥仪继位时，大清虽然已经摇摇欲坠，可此后数十年里，他也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身边，也总有一堆人伺候着。即便被带到苏联时，他的身边也是家人、大臣、仆人、侍卫一堆，就连穿鞋，他也只要伸脚就行。
养尊处优的溥仪，从未自己开过门。到了战犯管理所后，溥仪依旧不肯自己开门，他每次都等别人把门开了后，才跟着进去。实在等不到人来，他也不会动手，而是选择一脚把门踹开。
面对这样的溥仪，战犯管理所的相关人员却并不着急，他们早已按照上级的指示，准备了一整套的改造策略。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一直吃小灶，小灶的伙食远高于中灶和大灶。根据史料记载，溥仪每日的主食包括细粮一斤半，豆油7钱，菜金15400元（第一套人民币）。小灶之外，还有厨师专门为他做适合口味的饭菜。
而在服饰、舍监、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溥仪
可即便各方面都得到了“优待”，溥仪在管理所依旧很不适应。他最大的不适应是：在这里，没有人伺候他了。穿衣服、穿鞋子、洗衣服、补袜子，这些事情，都得他自己来。
最初，他的侍卫李国雄还帮着他洗衣服、袜子，可随着时间的推进，李国雄顿悟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奴才了，我们都同样是战犯，他的罪孽比我深重，我凭什么伺候他？
李国雄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也与他在战犯管理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有关，天天读《新民主主义论》的他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从前“唯溥仪之命是从”的行为，是封建迂腐的。人生而平等，上赶着伺候别人，压根儿就是骨子里的“犯贱”。
这样想了以后，溥仪再让李国雄帮忙做脏活时，他顶撞道：“你嫌脏，难道别人天生就是埋汰人，就不嫌脏？”
当溥仪昔日的“奴才”都敢这样顶撞他时，溥仪身边的其他人就更加了。后来，就连溥仪的侄子、继子毓喦也敢“批评”他了，一次，他看到溥仪放走吸血的蚊子后不满地道：
“你放苍蝇的生，把落在身上的苍蝇蚊子轰走了事，而不许打死，难道就不怕它再落到别人身上吸吮别人的血吗？”
溥仪以前眼镜坏了，李焘总是第一时间帮忙修理。可进了所里后，他再找李焘，人家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情愿。
李国雄和毓嵒等等的态度，让溥仪震惊不已，此时再想起进入战犯管理所后，伪满大臣们对自己的冷嘲热讽，他不禁哀叹：真是世道人心难测啊！
面对已经变了的“世道”，溥仪不得不想办法适应，为了不再听别抱怨自己，他开始自己打理生活。
自己照顾自己，对于寻常人而言是轻而易举的，可对溥仪而言，这件事却似乎比什么都难。只要时间稍紧，他的衣服扣子就会出现“扣不齐”的情况，洗衣服忘记关水龙头更是常有的事。至于剪手指甲剪到肉，补袜子扎到手，更是司空见惯。
溥仪在补袜子
管理所的领导见溥仪如此狼狈，不得不将他和家人关押在一处，以让他们帮助他学习生活自理。直到各种生活常识学得差不多以后，溥仪才再度回到自己的房间。
和其他战犯一样，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他们的作息非常固定，以至于无数年后，溥仪依旧能背出他当时的作息时间表：
“6：00 起床（夏季提前半小时）、早操、打扫；7：30 早饭；8：00-12：00 政治理论学习；12：00 午饭（夏季午睡一小时）；1:30-5:30劳动；6：00 晚饭；7:00自由活动（包括文娱活动）；9:30入寝”
这个时间表里，最让溥仪头疼的是“劳动”，对于生活自理都觉得吃力的溥仪而言，劳动几乎等于要了他的命了。
溥仪头一次觉得“劳动”要命，是他被安排糊铅笔盒时。每次糊纸盒时，他不是糊的形状不好，就是把商标粘倒，有时还会导致糊得不匀而出现皱纹和气泡。
偏偏，每次糊纸盒时，大家还会发起劳动竞赛，比质量、比数量。无论谁和溥仪一组，几乎都必输无疑，因为他总是会糊出很多的废品。
“皇帝拖后腿了！”这个事实让溥仪心里极其不是滋味，他开始虚心向伪满大臣们“取经”，后来，他终于在某天，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那天的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说：
“我的高兴是空前绝后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儿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
也是直到此时，溥仪才真正懂得“劳动的意义”。当日，所方将他们糊纸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他们。溥仪拿着一块糖果时不禁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出来的。
除了糊纸盒之外，溥仪还参加过拔草、抬煤等等劳动。溥仪惊奇地发现，自从开始劳动后，他的饭量比以前大多了，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就连胃病，也很久不犯了。
溥仪在劳动
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思想改造也在同步进行。每天，溥仪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以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这时期的溥仪开始认识到：他的确是当了汉奸了，东北沦为殖民地，他有脱不开的责任。
如果最初溥仪认罪，承认自己是“头号汉奸”，是因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后来他的“认罪”，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他之所以会发生变化，与他在所里发生的一桩事有关——
1955年6月，所里突然将一份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书，交到了溥仪手中。这些，都是监察机关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汇总而成。光是看统计数字，溥仪就震惊了：
“1934至1940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万4千余人。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患病者达19942人，死亡达2005人……”
这些血泪凝成的庞大数字，让溥仪心里发凉，他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他签署的法令和由他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他也看到了无数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的血泪控诉，这些血淋淋的内容，让他触目惊心，他忍不住感叹：
“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忧。那以后，每次睡觉闭上眼时，他都仿佛看到劳动人民用手指着他怒吼：“不能饶恕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如果溥仪的前半生并未明白什么叫历史，那么此时的他，已经什么都懂了。此前还期待“坦白从宽”的他，觉得自己只有遇到奇迹，才可能被“宽待”了。
觉得自己已到绝境的溥仪，竟真的遇到了奇迹——
1956年春天，溥仪等战犯刚刚学完第一个五年计划、农村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改造的一系列文件，他们就被召集开会，会上，所长说：
“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
“到社会上参观？”溥仪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忙向身边人打听，身边人也有些难以置信，直到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他才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溥仪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担心老百姓看到他，会要求将他留下来控诉和公审。从最好的情况来说，人们也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
3月5日那天，溥仪带着满满的疑惧心出发了，一路上，他都沉默着。在车上，他的眼睛虽然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可心里却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
参观的几天里，溥仪一直心事重重，他的心理负担太重了，尤其是在参观平顶山（东北抚顺）时。
平顶山离抚顺露天矿大坑很近，这里的居民多是贫苦的矿工。日本侵占旅顺后，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他们不断地袭击日军。1933年，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日寇，他们在平顶山和日军进行了战斗。他们撤走后，日军以“通匪”的罪名，向平顶山居民进行报复。
一夜间，平顶山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部倒在了血泊里。疯狂的日本人还在杀死他们后，重新用刀扎了一遍，有的日军还将没断气的人的肠子踢了出来，孕妇肚里的婴儿被他们用刀挑出、举起高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杀光后，日军还为了毁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部烧光，然后用大炮轰崩山土，掩盖尸体，他们还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人通过……
平顶山惨案部分死难者遗骸
在现场对着溥仪等战犯讲述这段历史的，是当时的幸存者方素荣。当时从血泊里逃出来时，她年仅5岁，她的全家，都死在了那场灾难中。而她也在那场灾难中，身受八处创伤。
溥仪早已知道平顶山的事，可真在现场看到这一切，并听到幸存者控诉，他还是震颤不已。溥仪等战犯生怕她会突然冲向他们寻仇，可他们错了，方素荣看着她面前早已泪流满面的战犯，用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音说：
“凭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也不解恨。可我是一个党员，党教育我，最重要的不是个人恩仇，而是我们伟大的、解放人类的事业。我现在很幸福，有两个孩子，他们和所有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良久后，她看了一眼始终低着头的溥仪，用低沉的声音道：
“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那些（冤仇）……”
方素荣的宽容，让溥仪等战犯的心里更加难受了。前往台山堡参观的路上，溥仪觉得自己的头很重很重，以至于连抬起来都很费力。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
这次参观中，溥仪在越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他看到：贫苦的工人、农民，真的当家做主，并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生活。这样的时代，是他从前从未见过的，他确信，他过去的大清，不可能带来这种巨变。他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感叹说：
“一切变了！变化反映在任何事物上。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看到了各种人身上的：养老院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是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是人的变化。”
这趟参观，对溥仪震撼最大的是：他对着曾被他迫害的农民大娘道歉，并承认自己就是康德皇帝时，已过上好日子的大娘，并没有打骂他，而是对他说：
“过去的就叫它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我知道，你们是可以改造好的……”
大娘的这段话让溥仪瞬间泪流满面，随着泪水一同淌出的，还有他心里沉重的思想包袱。
除了这次参观，溥仪在所里还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这次转折来自检举。认罪期间，战犯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检举。三次做皇帝的溥仪，恰是被检举得最多的那一个。面对众多检举，溥仪在震惊的同时，也开始想：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李焘的检举材料中，这样描述溥仪：
“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
李焘还在检举材料中罗列了溥仪在伪满时用跪锁链、马鞭子、电刑、吊手等方式打骂下人的事实，他虐待孤儿的事，也被他检举了。
侄子真瑞也检举了溥仪虐待孤儿的种种，他还将溥仪描述成日满亲善第一人，他说：
“溥仪在大栗子沟，听吉冈宣布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即跪在地上说：‘我不德，对不起天皇。’打了自己一阵儿嘴巴子。
真瑞和李焘一样，将溥仪描述成“伪善之人”，他说：“他的手下将一名孤儿活活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在这之前，这些人都曾恭维他，说他：“仁慈”、“慷慨”、“谦逊”、“才学过人”、“极有美德”。溥仪看到自己头上的“圣光”消失，剩下的全是丑恶。
“我究竟是什么？”溥仪回想往事，竟冒出了一身冷汗，当他终于不在圣光照耀下看真实的自己时，才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可若不能与这痛苦共处，他将永远无法重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接受了溥仪和他们一样，是一名战犯的身份。战犯们甚至觉得：他的罪远比他们更重，所以，他甚至还不如他们。
有了这种认定后，他们就敢跟他说真话了，一个伪满大臣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你简直就是个废物！”溥仪发现，当自己被这样骂时，他竟并不生气。为何？因为他自己心里也这样认为的。
不断想“重生”问题的溥仪，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他很怀疑自己出了战犯管理所，还能不能好好地活着。对社会主义有一定了解的他已经知道：每个人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样才能算一个合格的公民。
想到自己拔草居然会把花拔掉，挑煤也总是挑不过别人，养花也总不如他人，他心里百感交集。溥仪想得越多，痛苦越大，可痛苦，恰是通向解法的最快捷通道。
溥仪在认真浇花
就在溥仪痛苦地进行各种思考时，他竟意外地等来了一次会见亲属的机会。
1956年3月10日，看守员忽然通知溥仪和弟弟溥杰、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同到所长那儿去。走到所长接待室，他惊奇地看到分别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看着健壮的七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他恍惚不已，嘴巴竟半天都未闭上。
这次会面，让溥仪了解了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现状。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爱新觉罗不仅未遭受任何不测，反而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他：
“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现在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咱们满族全部登记了，有二百四十万满族人。”
看着眉飞色舞的七叔，溥仪心里百感交集，人都说：“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溥仪从七叔和妹妹们脸上，已知道：他们都过得非常好。
曾贵为格格的五妹告诉溥仪“我会骑车了，我还会裁缝”，说这话时，她脸上满是得意。过去，即便身为格格，女子们也是只要会打麻将、会按标准行礼如仪，就能得到表扬的。
时过境迁，此时人人都以劳动为最光荣的事，同样激动的三妹告诉哥哥：她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还有大事要做，这个大事就是宣传新婚姻法……
溥仪听着这些在世人看来再寻常不过的家常，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心里也升腾起了希望，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信心。
会见完亲人再回到所里的溥仪，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战犯们发现：他明显比以前更加和善了。他对弟弟溥杰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往，都是溥杰顺着他，可现在，他竟会主动在一些小事上征求弟弟的建议。
溥仪对溥杰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所里的负责人看明白了：他已经具备了做一个普通公民的心态。
这之后半年多，即1956年12月中旬，溥仪的妻子李玉琴第五次来探望他。这次见面，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的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
李玉琴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他的头上，他没想到，刚刚恢复往来一年半，他竟等来了这样的结果。溥仪哽咽着说：
“我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么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
李玉琴要求离婚的事，惊动了所长，所长帮忙劝，可她的态度却依旧坚决。溥仪见状叹了口气后道：
“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
李玉琴没料到溥仪会如此爽快就答应了离婚，尤其，他还说出了那番“希望离开后还是朋友”的话。她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那是一定的，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
所长再赶来时，看到溥仪一脸的难过，他瞬间明白了结果。这次事件后，所长拍着溥仪的肩膀微笑着对他说：
“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你是对的。”
溥仪的“变”是全方位的，当法国记者在寄给他的信里说“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时，他回信说：“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
溥仪认为：他已找到了真正“光辉”，助他找到这光辉的，正是被他视为“菩提树”的监狱。关于“光辉”，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是这样阐述的：
“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二十三个工矿企业和五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宫、烈士纪念馆……
“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从无到有了……”
目睹中国人之创造的溥仪，头一次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要知道，过去，他可是对“中国人”三个字充满自卑感的。
经由监狱这棵“菩提树”，溥仪还找到了真理：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也因此，他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他说：
“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
真理，当然也是光辉之一，而这光辉，对溥仪而言，充满了意义。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
1959年9月18日清晨，已经感受过光辉的溥仪得到了一个振奋的消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将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人都在想：自己能否成为首批被特赦的罪犯。溥仪也在想这个问题，他太想和家人团聚了。可想来想去，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被特赦，为何？因为：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是谁被特赦都不可能是自己。
所以副所长将他叫去，并问他对特赦的想法时，他脱口便说：“我是没有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
副所长微笑着问：“假如你被特赦了呢？你怎么想？”溥仪想了想后说：“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现在是不会有这事的。”
从这段对话可看出：溥仪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有罪，而且罪孽很重，根本不配获得特赦。当一个人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且满怀愧疚时，恰恰说明：他已经被改造好了。这点，溥仪并未意识到，可所方却早已确定。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当众宣布特赦，与他一起获得特赦的人里，还有郭文林等等。听到最高法院的人在讲台上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溥仪的眼泪就簌簌地下来了，未等听完，他就已放声大哭。
溥仪接过特赦书
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讲到当时的场景时感叹：
“祖国啊，我的祖国，你把我改造成了人……”
溥仪被特赦后，许多战犯表示不服，对此，孙明斋所长对此有过一番经典的言论，这番言论也直接堵住了悠悠众口，他说：
“溥仪3岁当皇上，养尊处优50年。过去看书要人陪读，出门要人打伞，连洗脚、穿鞋、开门、关门都要别人侍候。
“如今他不但能够自己料理生活，积极参加劳动，甚至亲手洗痰盂，倒马桶；更重要的是，在改造中他的思想一直比较稳定，真心实意地想改恶从善，这难道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吗？”
听到这番话时，溥仪的眼泪再次落了下来，这次的眼泪依旧是因为感动而流。人说，委屈的眼泪会让人懦弱，而感动的眼泪，却能让人强大。溥仪，不仅如他所说“由鬼变成了人”，还在一天天变得强大。
溥仪获得特赦后激动得含泪举拳
离开战犯管理所时，溥仪曾立下誓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
熟悉溥仪的人会知道，临终之际，他嘴里依旧喃喃着的，正是这番话：
“我不能死，我还要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我还有好多事没做！”
如此末代皇帝，如此溥仪，放眼世界，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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