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王安石变法，虽然前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可随着王安石被罢相，变法面临困境。而神宗死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被大力提拔，司马光任宰相，变法派则被打压。变法派的代表人物蔡确也被罢相，出知陈州，次年又被贬谪到安州。
蔡确处于贬途中倒也乐观，到处游山玩水，还不忘填词作诗，不想因为作诗却葬送了自己，被人曲解为讥讽宣仁太后为武则天。
原来蔡确曾作《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句。当时的知汉阳军吴处厚因受到蔡确的贬抑，怀恨在心，借机报复私仇。肆意歪曲，并上奏: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实有负于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时，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
十首诗中，吴处厚竟然指出五首诗词有问题，其中两篇讥讽尤甚，诗句中隐喻宣仁太皇太后为武则天。宣仁太后看到这些被人肆意曲解的诗句，大为震怒。有宋一代对于唐人绝对是可以用“口诛笔伐”来形容的，对于武后的乱政和唐太宗的弑兄杀弟更是深恶痛绝，宣仁老太太在内心中是最害怕有臣子非议自己的。
再加上梁焘、刘安世等人正想加大对蔡确等新党的打击力度，而愁着没有借口，面对这个掉下来的大礼包，自然手舞足蹈相庆。朝廷的反对变法一派（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开始了对蔡确为代表的变法派（被称为“元丰党人”）进行了一场大围剿，蔡确再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其他变法支持者章淳、蔡卞、黄履、张商英、李清臣、李德刍、吴安诗、蒲宗孟，被强制组团免费旅游岭南。
吴处厚高兴地说：“我二十年深仇，今报之矣。”但吴处厚的行为也为后人所不齿，后来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也是罪有应得。
蔡确被贬去的广东新州是个什么地方呢？古代那就是个不毛之地，瘴气遍布，虫蛇横行。苏东坡曾有诗句道:“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贬往这里，基本就是死刑，早死晚死的事。
蔡确被贬新州后，吕大防及刘挚等人认为惩罚过重，蔡确很可能死在那里。于是向太皇太后求情，以蔡确母老，不欲令其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太皇太后为何如此恨蔡确？不光是因为讥讽他为武则天，实际上蔡确也根本无此意，都是吴处厚的胡言乱语。
太皇太后不是傻子，只是借这个幌子，来打击变法派而已。而且她最怕的是蔡确有朝一日再次得到重用，会影响到宋哲宗再行新法，所以她认为蔡确还是慢慢消失为好。
蔡确去往新州，只带了一位名唤“琵琶姐”的爱妾，没想到很快不服水土，香消玉殒了。蔡确痛失红颜更加痛心，赋诗云:“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汉江水，同去不同归。”不久也抑郁而终，这首诗也成他的绝笔。
宣仁太后的目的达到了，但也只是一时达到了。哲宗亲政后，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保守派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
宋哲宗死后，向太后垂帘听政再次废黜新法。宋徽宗赵佶亲政，又实行变法，打击“元祐党人”。但宋徽宗时的新法有其名无其实。正如后人所评说的那样：“名为道用熙宁新法，却未有一事合乎新法。”成为蔡京谋取私利、实施阴谋的一种手段。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太皇太后曹氏、宣仁太后高氏、向太后都先后阻止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变法。连着三任太后都是变法的最大反对者，而皇帝都是变法的支持者。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简单来说垂帘听政的太后们，她们保守反对变法，其实是出于稳定国家社稷的考虑，变法意味着风险。 她们推崇并谨遵祖宗家法，力图以守祖宗法来“兴太平”，与建功立业、雄心勃勃的皇帝们想得不一样，变法对她们而言是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在守旧朝臣说到新法会乱祖宗社稷的鼓动下，她们自然毫不犹豫支持守旧派，打压变法者，以图江山社稷无忧，来稳定大局。但事与愿违，虽然至北宋灭亡，变法也未成功，但守旧派也没得到好果子，搞了个双输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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