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与学校
谢德彪
我非常幸运，刚6岁就上了小学。当时，由于“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学校停办，我们大队的小学被迫撤消。
1963年春天，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粮食大获丰收，集体经济恢复了元气，庄户人家结束了挨饿受困的日子。此时，大队干部们的办学热情高涨，决定重新开办大队小学。
校址选在离我家不足200米的汪家堡大庙里。这座古庙建于清代，坐西向东，庙门雄伟壮观，雕梁画栋，重檐飞翘，两侧围墙上镶嵌着精致的砖雕图案。走进庙门，大殿屹立高台之上，中间有10多层踏步台阶。殿堂里供奉着儒、释、道圣人和龙王、财神、土地爷等神仙的塑像。大殿下面两侧廊室排列。院内宽敞平坦，铺满青灰方砖。解放后，倡导破除迷信，庙里人迹罕至，阴森可怖。随后，大殿改变了用途，成了大队召开社员大会、排练戏剧、秧歌的演练场所。听老人们说，解放前，每逢初一、十五和民俗节日，庙内人流熙攘，香火旺盛。这里是人们寄托神灵保佑的希望之地，也是人们祈福还愿的必然去处，更是人们排忧解愁的向往场所。大队干部腾出几间廊室，简单隔墙裹泥改建成教室，安装了门窗，垒砌了土泥桌台和座位，挨家逐户动员家长让孩童们报名上学。
学校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紧挨校墙北侧有一条自西向东连接陈家墩、中卫、雷寨、三十里店、烟墩、田家闸等大队通往公社的马路，向西行走几百米拐弯处是直达县城的大道。校门东北角有一座涝池，方便了师生打扫卫生用水和饮用。每到春天，艳阳高照，微风吹拂，池面上泛起层层涟漪。涝池东边栽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枝叶郁郁葱葱，浓荫蔽日，树影倒映水中。在田里干活劳累的社员们，三五成伙围坐在树荫下乘凉歇息，闲聊着海阔天空的话题。高高的树叉间有柴草搭成的鸟窝，树枝是麻雀、乌鸦、喜鹊等飞禽的栖息地。飞鸟成群结队立于枝头，特别是集群头顶的麻雀叽叽喳喳，似在集会议事，又像激烈争论，互不相让，吵嚷不已。树下休闲的人们听得不耐烦了，便大吼一声，或扔个土块惊吓。顿时，一群鸟儿扑楞楞撒腿四散，飞向天际。涝池里的积水碧如明镜，清澈见底，主要供应全队的人畜饮用。冬天结冰后，这里又成了孩童们溜冰和用鞭梢驱赶陀螺（俗称“打牛儿”）的娱乐场地。直到天寒地冻，涝池的冰面冻实，人们砸成冰块化水饮用时，冰上运动才会停止。
学校成立后，大队里选派了从外地闯荡多年，回到生产队的闫殿琪当任民办教师。当时，老师的待遇比较好，一个月除大队评给高工分外，公社还发给6元钱的补贴。这令许多人羡慕嫉妒，自叹不如，后悔没学下文化。
作者和闫殿琪老师
闫老师20多岁，浓眉大眼，脸色红润，说话声调尖粗。由于身材魁梧，行走时身子前倾，大步流星。开学报名那天是个阴天，春寒料峭。大人们领着好奇的孩子排成长龙阵，争先恐后，生怕挤到后面报不上名。由于连续几年学校停办，积累下的五、六十个孩童一股脑涌向学校。
万事开头难。学校里只有一位老师。闫老师上课杂务全都包揽，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报名上学的大多是男孩，最大的已十一、二岁。这么多学生拥挤在一个教室不便讲课。闫老师只得把学生分成两班，语文、算术两门课兼教，来回走到两个教室轮流上课。学生年龄大小相差悬殊，又野性顽皮，课程从“日月水火、山石田土” “1 2 3 4 5” “b p m f”字母拼音教起。
闫老师的家庭是地主成分，多年来一直受人歧视。当任老师教书免了劳顿之苦，要比在生产队里务农轻闲，不仅多挣工分，能拿到额外补贴，还受家长和学生尊重。他全身心投入到办学上，一人包揽了学校的全部工作。白天在两个教室之间轮流上课，晚上备课批改作业直至深夜。
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多，中途辍学的学生逐渐增多。有的因年龄大不好意思继续上学，有的受生产队里挣劳动工分的诱惑，还有的压根就不爱读书上学。当升到二年级时，坚持上学得只剩下40多人。
随着学生的升级，报名的新生激增，师资力量严重短缺。几年间，大队从文化人中陆续选拔补充了3位代课老师。闫老师伴随学生升级代班授课，也穿插教低年级的课程。
上课场景
闫老师想方设法美化学校环境。他带领学生将庙门前的一块空地平整为上体育课的大操场和篮球场，给每个学生分配了交树苗的任务，连续几年在庙门前、操场边、涝池周围栽植白杨、柳树，还在校园内修建了花坛，种植了多种花草。每当下课铃声敲响，学校的高音喇叭播放，吸引了附近的社员围观学生做广播体操和篮球比赛。
自从有了大操场，庙门前迅速热闹起来。每到农闲，大队安排民兵在操场里搞训练。民兵连长高声发令整队，让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兵的付吉祥、谢德奎、沈世杰几位退伍军人当教练，训练队列、射击、投手榴弹、匍匐前进等动作。30多名青年组成的基干民兵，手持自制的红缨枪，或肩跨公社武装部配发的“三八式步枪”，高唱着《打靶归来》《人民军队忠于党》等嘹亮的军歌，雄姿英发，迈着矫健的步伐，呼喊“一、二、三、四”的号令，声震云霄。民兵们时而走步，时而跑步，时而立定，时而踏步，活跃在宽阔平坦的训练场上。
春节期间，大队组织的社火队在操场上表演。社火队伍由一列彩旗手开路，手持拨郎鼓的“膏药匠”领头，咏唱着四句一段、随口编成的逗趣唱词（称为“卖膏药”），指挥着一班人员的行动。拳棒手迎着威风凛凛的狮子手舞足蹈，两组鼓子匠领着手敲锣面的花丫头，生龙活虎的棒槌手前扑后退，围着鼓子匠跳来奔去绕场子。划旱船、踩高跷、甩火炮、扭秧歌，大头和尚、西柳翠、蛮汉、麻婆、骚和尚尾随其后。确定表演节目前，高跷队、旗手扩充地盘扫场子，装扮其他角色的聚拢围成一个大圆圈。组合节目相继亮相，花样摆布，各有招数，幽默风趣，插科打诨，雅俗共赏，逗得人们抚掌大笑。一场节目表演下来，起码两、三个小时。围观的人群层层叠叠，大人将小孩背上，或架在脖颈。年轻人搀扶老人，唯恐被挤压受伤。夜幕降临，灯笼点起，亮光映天。远远望去，灯火辉煌，锣鼓喧天，令人心驰神往。
社火表渔夫
操场的另一个用途是放电影。看电影是那个年代乡下人的高档享受。县电影公司安排计划，给公社和各大队轮流放电影。学校的大操场自然成了放映的绝佳场地。每当夜幕降临，放映员在庙门口悬挂银幕，架起喇叭，用摇把发动电机。顿时，放映机前灯光闪耀，电机声轰鸣，喇叭里歌曲奏响。这些放映前的准备，仿佛升空的信号弹，又像集结的军号声，吸引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人们抢先占个位置，或坐或立，或蹲或屈，悄声静气，目不转晴盯着银幕上的人影子。县电影队大概两三个月巡回轮流放映一次。当时放的电影有《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白毛女》《上甘岭》《南征北战》《五朵金花》等故事片和“8个革命样板戏”。这些影片几乎是轮番上演，反复观看。剧中的故事情节耳熟能详。我们这些上学的顽皮发小在一起戏嬉玩耍，对电影故事梗概和剧中的对白、台词和唱段都背诵如流。装扮成电影里的角色和剧中人物，或说或唱，油腔滑调，声情并茂，当众即兴表演，逗得大人们开怀大笑。
学生看露天电影
政治运动接连不断。1964年“社教”运动结束不久，“文化大革命”随即开始。在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于闫老师家庭成分高，老师间有意找茬排挤，让他腾位子。大队干部怕承担政治责任，便取消了他当老师的资格，让他回到生产队务农。其实，闫老师虽文化程度不高，但教学勤奋努力，认真扎实，语文、算术、音乐、体育课样样能教，实事上成了“全科”老师。学生在他手里学了许多知识，为以后升学打下了扎实基础。他的离岗，使我难以理解，也让教了3年课的学生们深为惋惜。
古庙不仅是学校所在地，也是全村人图热闹的场所。与教室并排有几间房子是大队干部的办公室和库房，还有两间是生产队的酿醋坊。因此，这里成了全大队社员的文化活动娱乐中心。每逢冬闲，社员们就在大殿里彩排秧歌、戏剧，在大殿门口搭起临时舞台演戏。有几个戏剧爱好者拉起一班人，选定人物角色，排演了秦腔《三世仇》、歌剧《白毛女》以及现代眉户剧《李双双》等剧目和折子戏。宋兴福扮演的地主恶霸，宋克利扮演的狗腿子，我的本家婶许玉兰扮演的喜儿，张蕙兰扮演的李双双，形象生动，好评如潮。从正月初四开始演出，止到十五连演多场，吸引了村内外的群众驻足观看。戏台下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有坐的，有站的，也有上到房顶爬在树桠叉上观看的。演到精彩处，掌声、喝彩声响彻云霄。一些戏迷看得过瘾，评头论足，津津乐道，伸舌翘指，喜不自禁。
学校最悠闲的时间是暑假。学生一放假，外地的蜂农便拉着满车蜂箱乘机而来。他们借用学校的空房落脚，在校园周边的渠路旁、地埂上摆满蜂箱。为了防盗仗胆，拒绝人情来往，蜂农在帐篷前拴个凶相毕露的狼狗。盛夏伏天，粉盈盈的荞麦花、黄灿灿的油菜花和各种野花绚丽多彩，鲜艳夺目，香气袭人。蜂群嗡嗡飞动，在花丛中穿梭采蜜。看到蜂农倒箱滴蜜，谁都心里痒痒。我们几个男孩跟随大人来到帐篷前，狼狗狂叫不止，似在传递信息。主人迎面而来热情招呼，给每人倒一碗开水，添进粘稠的蜂蜜搅匀。香甜热乎的蜜水入口，甜透身骨，沁人心脾。第一次尝到如此甜蜜的美味，感到神清气爽，飘飘欲仙，兴奋不已。
养蜂场景
学校越办越红火，学生越来越多。现有的教室小而破烂，已盛不下众多学生。1966年春，公社决定将侯寨子小学合并到汪家堡小学。大队将原先的龙王庙拆除，扩建学校和大队办公室。
新建的学校坐落在一块高地之上，坐北向南，白壁朱门，美观显眼。门口两边墙壁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红彤彤的油漆大字。走进校门，院内建筑结构紧凑，基本上是放大了的四合院构造。上房是供老师集体办公的会议室，东西两侧各有一排教室，门楼两旁的耳房是大队干部的办公室和库房。
新学校呈现新气象。教室宽敞明亮，玻璃窗户直视无碍，崭新的桌椅站立在铺满红砖的地面上，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和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的画像，这一切催人进发，给人心明眼亮的新鲜感。
两校合并后，学生数量倍增。那时我正在上三年级。班里从侯寨子过来的学生占了一大半。代课的是从侯寨子过来的彭元年和两位老师。彭老师中等身材，面部棱角分明，颧骨突出，目光炯炯，表情严肃。他受过师范教育，上课规范，对学生要求严厉。从侯寨子过来的学生凭借原来老师继续代课的优越感，有点清高自傲，看不起汪家堡的同学。经过一学期学习，到期未考试时，我和四、五名闫老师教过的同学学习成绩得了高分，他们只得心服口服。
“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政治气氛越来越浓。语文课本里加进了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内容，老师要求学生必须背诵。与此同时，社员们各家的门口或街门墙壁上泥抹了一块黑板，指定专人用彩色粉笔抄写上毛主席语录，或称“最高指示”。
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村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胳膊上套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威风凛凛，高喊“造反有理”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誓死保卫毛主席”等革命口号，左冲右突，所向披靡，到处“破四旧”。于是，两座庙里的泥塑神仙被砸，各家供的土地爷、财神没收，旧画、古书一律收缴化为灰烬，有的人家藏存的家谱和祭祖的牌位也被焚烧。
在新建的学校上学不到3个学期，全校坚持上完初小四年级的只剩30多人。初小毕业后，全班的同学全部转到党寨中心完学上高小。那些年由于农业风调雨顺，人们的干劲十足，集体生产发展，社员生活改善，家长供子女上学读书学文化的认识逐步提高，辍学的同学明显减少。
党寨中心小学坐落在党寨大队的地盘上，是一所全日制完全小学，离我家大约有五、六里路。我和队里的5个同学经常结伴早出晚归走读。每逢天阴下雨落雪，往返行走在积水泥泞、冰雪覆盖的马路上，忍饥受冻，行进困难，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罪。但同学们凭对知识渴求的不懈毅力读完小学，升入一墙之隔的党寨中学读书。
多年后，使用了20多年的母校教室已成危房。村委会决定，拿出村上的积蓄，组织发动农户集资，拆掉破旧学校，在旧址上扩大校园面积，新建了砖墙瓦顶、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标准化全日制小学。学校整体面貌的改善，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学校成了当地最耀眼的地标建筑。为表彰这一义举，市上送来了“千秋永固育英才”的匾牌。大批小学生从这里毕业，升入了镇政府中学。后来，随着生源的锐减，村小学招收学生的职能，被所在地党寨镇全日制中心校所取代。每当回到故乡途经母校时，看到学校整洁的教室犹存，而空置的校园少了昔日的喧哗与热闹，显得冷清沉寂，内心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两座古庙随着世事的变迁而兴衰交替。它彻底失去了庙宇原本神化虚幻的色彩，但好在改建成了教书育人的熔炉——学校。应该说，这是值得庆幸的！当一批批学生受到启蒙教育，摆脱了愚昧无知，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继续升造或者走向社会，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甚至成为肩负社会重任的各类人才。我想，虽说两座古庙最终没能逃脱被改建和拆除的结局，但它在特定时期建立的教书育人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这样的历史变迁，应该是对两座古庙前途和命运的最好安排！
（作者简介：谢德彪，笔名虎翼，甘肃张掖市甘州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45年的工作经历，在行政部门与新闻单位交集转换。一直爱好文字写作与书法临习。退休前系《甘肃科技报》原总编辑，主任记者职称，原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纪委书记（副厅级）。多年来发表新闻作品千余篇，其中30多篇评为全国和省级优秀新闻作品奖，曾荣获“甘肃省十佳青年记者”、“甘肃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评为全国科技报系统先进工作者，出版专著《大地传真》，主编《甘肃沙草产业》《谢氏家谱》和画册《千秋伟业——纪念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通水20周年》《翰墨情》等书。多篇诗歌、散文作品在省内外报刋发表。现为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国画院院士，兰州大学校友书画协会理事，书法作品多次在省内外书法比赛中获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