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是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下的千古名句，寄奴是一代雄主刘裕的小名。据《魏书》记：“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今属江苏省镇江市），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意为粗莽乖戾），仅识文字。”少年时曾因欠钱被抓。
刘裕投奔东晋的北府军后，平孙恩起义，杀篡臣桓楚，铲除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统一南方。此后灭南燕，剪后秦，大胜北魏，光复洛阳、长安，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被后人赞为“定乱代兴之君”。
随着电视剧《上阳赋》热播，不少观众发现，它是以“南朝代东晋”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的，剧中马曜的原型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王蔺的原型是王导，萧綦的原型是刘裕。则剧中一些情节引起争议：王蔺身为丞相，竟敢扇太子耳光；王蔺投毒马曜后，却不篡位；谢宛如嫌萧綦出身寒门，拒绝下嫁……其实，这些都是当时门阀制度的真实写照。
门阀制度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中的一个变态，它与东晋王朝共始终，仅存在了百余年（317年—420年），而终结门阀政治制度的，正是刘裕。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竹林七贤被视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刘秀都拿豪族没辙
所谓门阀政治，指士族与皇权共治，仅存于东晋一朝，但汉代已生萌芽。
西汉任官主要采用察举制，始于董仲舒建议：“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被汉武帝采纳。
汉代设立常科（定期招收，又称岁举，分孝廉、秀才、察廉、光禄四科）和特科（不定期招收，有贤良、文学、明经等），由高官任举主，推荐人才，朝廷考核后录用。在常科中，孝廉最重，官员多从此出；在特科中，贤良最重。常科重于特科。
察举制使平民也有机会成为高官，打破了“非列侯不拜相”的贵族任官传统，所以汉代人才辈出，被李白赞为“胡无人，汉道昌”。但察举制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地方官权力大，易生帮派。
汉代还有任子制度，即任用高官子弟为官。西汉便出现了杜陵张氏家族、金氏家族、韦氏家族等官员世家。以杜陵张氏为例，自张汤起家，他的儿子张安世被封侯，以后8代保持爵位，达182年。
在农耕时代，地方大地主一旦与权力结合，即从豪族（下层贵族）走向世族（上层贵族）。世族盘踞地方，世代相袭，一是蚕食国家税收，二是加大贫富差距，易生动荡。王莽篡位后，全力打击世族，引起激烈反抗。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即出自世族，他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来自世族。登基后，刘秀曾发布“度田令”，打压地方世族，致暴乱再起，刘秀只好妥协，表示：“苟非其时，不如息人。”意思是时机不到，将来再说。
曹操也向世族妥协
皇权退让，世族得以野蛮生长，但东汉初期，世族不太干预地方察举，有察举权的高官多推荐异姓门生，结成私人权力网络。然而，到东汉末期，出现两大突变：
其一，选官偏重门第家世。因为只有先入学读书，成为小吏，才能被察举，非豪门子弟很难入学，官员渐被世族垄断。
其二，随着官员们的私人关系网世族化，与阉党产生利益冲突，东汉末期，双方你死我活，世族的凝聚力增强。
三国时，曹操本是阉党之后，为实现篡汉目标，不得不向世族妥协，接受了九品官人法。具体操作方法是：州郡选大中正一人，大中正再推举小中正，小中正将地方人才分为九等，交吏部叙用。世族因此掌控了官员的推荐权，到晋初时，已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曹操的妥协，换来了北方世族对他的支持，尤其是颍川集团的支持。颍川在战国时是韩国故地，好申韩（申不害、韩非子）之学，士人多精通律法，但毕竟属儒生集团，忠诚于东汉皇室，所以曹操生前不敢篡位。
曹魏取代汉祚后，又很快被世族集团中的司马氏取代，遂有西晋。
惩于曹魏灭亡之快、灭亡时奥援之寡，西晋皇室对世族特别优待：曹魏时，九品官人法尚依照人才的品德、能力来评价；到西晋时，则完全根据血统。此外，西晋多封众建，诸皇子皆建藩掌兵，结果引发了“八王之乱”，持续达16年，国力大损。
士族开始与皇权平起平坐
趁西晋内乱，内附匈奴，以及鲜卑、羯、羌、氐等纷纷自立。公元316年，长安被匈奴政权前赵攻破，西晋灭亡。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士族王导、王敦的帮助下，南渡长江，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是为东晋，这被称为衣冠南渡。
在东晋，曾经的世族转变为士族，开始与皇权平起平坐。
学者田余庆先生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大多数东晋士族并无渊源，多是新起家的。
比如桓温、桓楚的桓家，虽出自东汉桓荣，但桓荣的六世孙桓范因犯罪，被诛三族，门户已断，到东晋时，桓家作为刑余之家，并无积累。
再如王导、王敦的琅琊王家，虽托名西汉王吉，但中间传承无记载，在东汉只有一两代出仕，并非显贵，直到曹魏时王祥（即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者）才重振家门。
可见，所谓“家族传承”只是传说，当时真正的世家，如弘农杨氏、颍川荀氏、陈留阮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根本就没南下。阮裕曾嘲笑谢家说：“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可见，北方世家根本看不上王谢桓庾等，也不承认他们是世家。
那么，为何王谢桓庾等在东晋就成了巨族呢？因为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原本在皇室中地位甚低，既无威望，也没实力。此前连琅琊王家也没看好他。在“八王之乱”中，王家支持的是司马越，司马越去世后，为吸引其旧部南渡，才临时扶持了司马睿。
司马睿作为傀儡，只能接受“王与马，共天下”，登基时，司马睿引王导同登御床。
王导扇太子耳光不奇怪
《上阳赋》中，王蔺的原型应为王导，但王导比司马曜大86岁，二人不在同一时代。
司马睿称王导为仲父，任为丞相，王导的哥哥王敦手控兵权，控制着长江中游，当时四分之三的官员出自王门。司马睿曾重用寒门出身的刘隗、刁协等，抗衡王家。王导暗中联络王敦发动叛乱，司马睿惨败。以王导之权，扇太子耳光不奇怪。
王导左右朝局，却没篡位。因流落江东的士族仍效忠司马氏，但他们又厌恶刘隗、刁协，皇权提升，必然威胁士族的经济利益，所以支持王敦“清君侧”。王导后代长期在南朝任官，但庸才辈出，书圣王羲之即王导的堂侄，此时“王与马，共天下”已成“庾与马，共天下”，此后又有“桓与马”“谢与马”，著姓不断改换，但士族与皇权始终保持着权力平衡。
《上阳赋》中的皇帝马曜，原型是孝武帝司马曜，他本是东晋的中兴之主，在谢安帮助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司马曜还利用士族后继乏人的空档期，恢复皇家专权。司马曜好饮，醉后劝宠妃张贵人饮酒，张贵人拒绝，司马曜开玩笑说：你已年老（当时张贵妃近30岁），该被废黜了。张贵人大怒，竟让婢女用被子将司马曜闷死，对外称“因魇暴崩”，居然逃过刑责。
司马曜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德宗“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后被刘裕所杀。司马德宗的皇后是王羲之的孙女王神爱，不是谢家人。
刘裕像
王导像
刘裕是寒门，但不是寒人
在《上阳赋》中，门阀女谢宛如不愿下嫁萧綦，其实刘裕也有门第。
据学者祝总斌考证，刘裕的曾祖刘混当过武原令，祖父刘靖当过东安太守，父亲刘翘当过郡功曹。在东晋，县令、郡太守一般由士族垄断，只是这些郡、县的人口不多，说明刘家出身偏低。郡功曹“主选举”，曹魏“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所以刘裕是低级士族，可以称为寒门，但不是寒人。
寒门与寒人的区别很大。寒人无门第，是所谓“役族”，当时法律规定，寒人犯罪，罪加一等。刘裕时，家族衰败，已无士族的免役、入仕等特权。刘裕登基时，曾自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刘裕曾从事农耕，当皇帝后，特意在宫中留了一套农具，以提醒后代稼穑之难，可他的儿子刘义隆当皇帝后，一次意外地看到了这些农具，竟大感丢脸。刘裕床头挡风的是土障，墙上挂的灯笼用葛布制成，以麻绳悬挂。他的孙子刘骏当皇帝后，讽刺说：“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意思是刘裕寝室的标准已超过普通农民了。
南朝士族本没什么积累，可东晋一立国，便强调“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一方面，南朝庶族长期被歧视，任官后多有暴发户心理，贪污、腐败较严重。
另一方面，士族权力基础来自大庄园，其中农奴不服兵役、不交税，常被庶族官员指摘，引起士族怨恨。
刘裕一生保持着寒门时的质朴生活习惯，在士族文化的氛围中，他自己的儿孙都瞧不起他。
黄巢起义终结门阀大族
田余庆先生说，门阀政治需三个条件：有成熟的阶层（士族），有丧失权威但还有号召力的皇统，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矛盾尖锐。
东晋士族与皇权并立本不可持续，但为躲避胡尘，大量北方流民进入江南，他们无恒产，志愿光复中原。王敦起家，正是靠流民武装。“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是东晋的基本格局。
流民武装分襄阳兵和北府兵，刘裕起于北府。
在《上阳赋》中，称萧綦因与草原民族作战而封王，事实上，刘裕因内战崛起，成为权臣后才对北方用兵。刘裕篡权后，一方面与士族联姻，另一方面又对司马氏斩尽杀绝。通过改革土地制度、恢复策试制度（源于汉代博士弟子之策试，以政事、经义发问，使应试者条对）等，终结了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被取消后，士族文化依然传承，直到唐代初期，士族婚姻仍强调门第，对寒族颇为轻视。虽隋代已有科举，但初期科举出身者仍难成高官。李世民曾下令修订《氏族志》，官员按习惯列崔氏为首，李世民大怒：“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结果，重修《氏族志》将皇族李姓列为第一，后族长孙氏列为第二，崔姓被降到第三。
据学者谭凯研究，唐代中期，士族日渐穷困，为节约成本，且方便在长安、洛阳两京谋官，多住在中间地带。黄巢起义时，横扫“两京走廊”，门阀大族被屠戮殆尽，从此退出政治舞台。近千年传统，至此而绝。
到宋代时，只好转向“宰相必从科举出”。
原标题：今古闲谈《上阳赋》中的那些豪门因何没落？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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