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韩国没有自己的传统天文学，自古以来除去现代实行的公历，所有历法包括译成“lunar new year”的春节，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本文，就来说说把中国传过去的春节，译成“lunar new year”是错误的。
“lunar new year”是什么意思？直白地说，就是“阴历新年”。
英文的“lunar”，含义是“月球的”“月亮的”。如“lunar month”，即“太阴月”或“朔望月”。
而“lunar calendar”，是英语中的“阴历”历法。
国际上公认，巴比伦人曾使用“阴历”历法。古希腊也曾使用“阴历”历法。罗马人在实行“儒略历”之前，使用的是从古希腊人那里学来的“阴历”历法。
现在，犹太教历仍然使用“阴历”历法，以公元前3760年零3个月作为历元。伊斯兰历（回历）也是“阴历”历法，历元为公元622年7月15日。
即便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不把中国农历归入“阴历”历法之列。
因为中国古代自有历法以来，就是“阴阳合历”。
所谓“阴阳合历”，其实是融“太阳历”和“太阴历”为一体的复杂历制。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的一段话，很精辟地诠释了中国自古形成“阴阳合历”的原因和过程。其云——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
他说，“生民”也就是人类产生之后，即开始观测天象。根据天上的日月，确定了地上的阴阳。根据天上五星，形成了地上五行。根据天上的列宿，分野了地上的州域。
原始人类就已经观测天象，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农业革命”的三大发源地之一，自一万年前先民开始观测天象，是必然的事情。
农耕离不开太阳。古人最初关心的，一定是阳光照射所带来的季节变化。
有考古证据证明，距今七八千年前，先民已经对“二分二至”有了清晰的认知和观测。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上的“ ”符号，显然是当时的人们通过观测太阳，对“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间点的准确表达。“ ”后被称为“二绳”。
不仅如此，“ ”之“二绳”，又准确指示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如此，先民便将时空、季节有机地完美结合在了一起——即“四时”“四气”和“四方”。同时也表示，他们对太阳回归年的长度，已有了相对精确的掌握。
由对太阳的观测，古人有了“日”的概念，以致后来造出了“日”“旦”“昏”等反应太阳运行和时间之具体时刻的汉字。
因为太阳回归周期与农耕有着太紧密的关系，于是，又有了以表示“谷熟”“禾熟”的“年”字，作为一个太阳回归周期的汉字。
所以，中国原始历法的基础和主体框架是“太阳历”。
自然，先民日观太阳，夜间也不会闲着。这样，就又发现了在夜空中最醒目的月亮的运行变化——由圆至缺、由明至暗。月亮的运行规律，先民大约先称之为“霸”，后称之为“朔望”或简称为“朔”。
“朔”是晚上看不到月亮的那天，“望”是月亮最圆的那天。一个周期，便是“月”，或称为“太阴月”。
先民发现，太阳运行会带来气候、季节变化，便称之为“气”，后来发展为“二十四节气”。
“气”，是古人观测天象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和重要概念。先民继而发现，月亮的“霸”或“朔”，也与“气”紧密相连。通过“气”，表示太阳运行周期的“年”和表示月亮运行周期的“月”，便结合在了一起。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原始 “阴阳合历”历法的形成过程。
中国的“阴阳合历”，至少可以前推至距今五千年前。
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五千年前的仰韶时期彩陶上，所画的太阳都是十二个。此图像，不仅具有太阳回归年的含义，同时也暗示着十二个月的存在，表明了“阴阳合历”的古老传统。
上海博物馆所藏一件二里头文化青铜钺上，以绿松石镶嵌历数图案，有内外两个同心圆组成，以象圜天，其间布有以“二绳”构成的记时“甲”字，外周十二“甲”内周六“甲”。这应该即为古籍记载的历月各配阴阳律吕，六阳六阴的体现。
另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铜质圆仪，内外两层记时“甲”字，均为十三个。学者们认为，当时的人们，不仅创造了“阴阳合历”的历制，而且懂得了通过置闰来协调“太阳年”和“太阴月”之间的“岁差”。这面铜质圆仪的外周，镶嵌有六十一颗绿松石片，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尚书·尧典》所说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六十一乘以六律吕，得出的恰好是三百六十六这个数字。此时距今约四千年。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饰上的太阳有十二芒，象征十二月；太阳四周有四鸟，象征“四时”或“四气”。此时距今三千多年。
这样的图像，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湖北枣阳两周曾国墓葬出土的“槷（圭）表”上，青铜柱饰以阳鸟，阳鸟双目装饰十二芒太阳图像。显然这是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内涵传承。
战国时期的楚历法，属于“阴阳合历”已确定无疑。湖北发现的公元前五世纪初的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盖面星图，依然明确体现了这一特征，此画面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纪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中的图案。
春秋至战国，“四分历”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被采用。
所谓“四分历”，就是当时古人根据对太阳“冬至点”的观测，总结出了羿年冬至时间会推迟四分之一日，经过四年，“冬至”时刻又回到原点的规律。据此，古人将一个太阳回归年的长度定为365又1/4日。按照这个“太阳年”长度，古人安排十二个“太阴月”与之协调包括置闰，于是得出了十九年七闰的办法。
就是说，“四分历”，仍然是“阴阳合历”，而且以“太阳年”的时长为基础和历法框架。
（记载太初历的敦煌简牍）
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朝廷下诏改行《太初历》。一方面，汉代之前沿用秦历法，实际“朔望”与历法日期偏差已大；另一方面，当时的天文学家们预测到，当年的冬至时刻恰在夜半子时且日月合朔，是颁行新历法最优时刻。
“日月合朔”，是指日月运行到天空同一“宫度”。冬至日的子时，是古代天文学家们确定“阴阳合历”的最佳起始点。
至少自汉代“太初历”开始，以后历代的改历，都是经观测确定冬至日的子时恰逢“日月合朔”而颁行新历法的。
“冬至”，是太阳运行于太阳黄道距离地面最远之处，古人将次作为理论上的新的回归年的开端。子时，又是“冬至”日的开端。“日月合朔”，则是“阴阳合历”历法的最佳开端。
《隋书》和《唐书》，都记载了当时的“新罗”按照中国历法迎接“新年”的祭祀仪式。这天一早，他们的统领都要举行盛大的“日月同祭”活动。
“日月同祭”，正好反映的是“阴阳合历”的特征。
总之，将中国农历译成“lunar new year”是错误的，不能体现“阴阳合历”的本质。“阴阳合历”不是纯“阴历”。
何以会形成把中国农历说成是“阴历”呢？
或曰，这与民国实行公历有关。公历是“阳历”，与之相对，农历便被不懂中国天文学传统的人，包括“lunar new year”一词的译者，说成了“阴历”。直到现在，如王姓网络大V还在犯这样的错误。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汉代以后得农历，所因循的古历基础，都是“殷历”。
古时，有“古六历”之说，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实际上，“古六历”为东汉人托伪。真正最久远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中，保留下来的“殷历”历法。《汉书·次度》，则保留下来“殷历”历法的天象依据。
正因为“殷历”真正继承了中国古天文学的精髓，又吸收了“四分历”之后的新观测成果，所以对以后历代历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谓“阴历”，不过是“殷历”的字讹而已。
关于中国农历，其实世界上是有标准译法的，就是“spring festival”。此译名，收录于《英汉天文学名词》一书，且通过了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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