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凤良
因为家乡土地贫瘠，且天灾不断（县志里颇多旱涝蝗灾记录，最近20年旱情尤甚），故历来生活水准不高，饮食粗劣。我少年时代的主食，以玉米或高粱饼子、窝头为主，年节方能吃上面食，我甚至依稀有一幕我四五岁时父母以黄菜籽贴补家用的记忆。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集体农业制解体，乡亲们的日子才渐有改善。现今家乡的生活水平已有了质的提升，这是后话。1983年我升入高中时，正值生活水平刚有起色，当时回中的伙食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
刚入回中时，每月还要从家中带粮食，大约是三十几斤，上缴校方，然后方可在校内食堂就餐。我就用自行车驮过几次粮食，不过如今已经记不清楚是玉米还是小麦，但我记得学生的伙食标准中粗粮细粮的比例大约是7：3或8：2。后来可以用粮票，我则用粮票代替粮食。记得有河北省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幅面大约只有四分之一个一元人民币票子大小，好像全国粮票还能附带几两油。粮票、布票之类经济短缺年代的票证，早已随着计划经济的一去不返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只能在收藏市场上见到了。
当年一日三餐要提前上报，我印象中是提前一周（不确定），同学们向小组长或轮值组员一一预定每日三餐各吃什么。我进832班，第一个要我报饭的是小组长李月岭，同时他也是第一任的宿舍长，当年他的名字总是写成异体字“岺”。我记得他画得非常清楚的表格，早中晚各一大列，分别再分三小列，依次是“粥”、“头”、“菜”。刘景星老师在上物理课时，就笑赞过我们的表格清晰明瞭，他大约是强调物理作业或试验报告时作如是说的。“粥”是棒子面粥，家乡俗称粘粥，很少有大米粥，因为大米是细粮。“头”则兼指窝头和馒头，当年我深为月岭的这一措辞而叹服，月岭则嘿嘿一笑，镜片后的眼里满是会意。其实，“头”这一措辞很可能是回中的惯例，不过我记得有时候也写作“面”。至于“菜”实际上是菜汤，五分钱一份，当年属于奢侈饮食，我很少舍得买。张玉祥则常买，属于832的大户。多数同学的佐菜以咸菜即腌萝卜条为主，从家里带的居多，一般用玻璃罐口瓶装，有时也到镇上十字路口北的副食商店购买。刘国平平时在他哥哥的机关里食宿，偶尔也在学校里吃。有一次午餐他带了一块王致和臭豆腐，整个教室里全是臭味，引起832班的轰动，那是我第一次吃臭豆腐。教室的西北角的窗户下有一个多层木架子，同学们的碗筷、搪瓷缸子和咸菜瓶子都放在架子上。架子的上层则放同学们的提篮，里面是从家里带来的干粮。也有的同学把干粮挂在宿舍。
每至吃饭时间，轮流由两对同学去食堂打饭，打粥。一个班级配两个铁桶，一个盛粘粥，一个盛清水，冬天则是热水，用一根木棍抬至教室后门前，或者教室后部，再由专人掌勺，分给每个同学，同学们则排队依次等候。我印象中张凤岗和陈家林掌勺的时候最多，所谓勺，是一个装有长木柄的铁舀子，一舀子正好一份儿。掌勺打粥是一份受累的活，非得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不可，这一点上张凤岗作为班长做得尤其好，高考写自我评定时他还顺便写了一句。另一桶清水是用来洗碗洗盆的，同学们用搪瓷杯，家乡称茶缸子打水备好，以备饭后漱口洗碗。有时中午周老师也过来看我们吃饭，常催促：“赶紧擓水，赶紧擓水……”我也是那时跟周老师学会了“擓（kuai3）水”这句天津方言。另一对同学则用大铝合金盆抬“头”，即窝头或馒头。每周的前几天，同学们多享用从家里带来的主食，在食堂的蒸笼里熥热抬回教室。到了每周的后几天，则多从食堂买。所以，领饭的一对同学既要领食堂的窝头、馒头，又要领熥热的自带干粮，统一放到铝盆内，盖好布，抬回教室。因为我很少买菜汤，所以已经记不住是如何从食堂打菜的了。
分罢粥，领了干粮，同学们便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交谈说笑，或者听广播。有段时间天津电台中午12：30的小说连播播出冯骥才创作，关山播讲的中篇小说《神鞭》，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小说主人公有一头鞭子功，一群小混混儿欺负他老实，总叫他“傻巴儿”。这些情节配上关山的天津话，甚是有趣。那时刘俊荣和赵霞关系好，刘俊荣干脆称呼赵霞叫“傻巴儿”，说笑打闹，引得全班同学羡慕她俩关系亲昵。
吃罢饭，便漱口洗碗，然后再把下一顿要吃的干粮用搌布系好，一般全班的干粮拴成一串以防散失，然后放到铝盆中，再由值日生送到食堂熥。打粥的值日生则还要把粥桶提到水房清洗。因为水房只有两个水龙头，非常拥挤，所以值日生常常要草草吃饱，尽快提桶去抢位置。有一次我双手提桶，在甬路上向水房奔跑，经过81级的教室旁，恰被一位学姐看到，她竟惊呼“少林寺”，因为电影《少林寺》里有武僧双手将水桶提平跑步练臂力的镜头。那位学姐的形象我至今记得，高个儿，皮肤略黑，梳两个小辫，常穿墨绿色化纤上衣，天天与81级挺有名的赵景顺在一起。
在水房里烧锅炉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清瘦师傅，脚穿一双皮鞋分外引人注目。据说他当时还是单身，打水场面拥挤，他对女同学很殷勤，常引得男生不快。后来水房师傅换了人，据某位老师讲，因为工资太低。
学校的食堂位于学校中轴线的北部，水房的前面。食堂前原是一片菜地，因为打饭时间有十六个班级的值日生一同奔向食堂，很是拥挤热闹，于是冬天时有人便斜穿菜地走捷径。某次食堂管理人员申斥斜穿菜地者，质问菜地是路吗？学生竟机智地回答：“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这事是在场的刘振森回来转述给我的，为之大笑，同时想象食堂人员当时会是什么表情，如果他没上过高中没学过鲁迅的那篇课文，可能还莫名其妙。好像在高二时，那片菜地上盖起了一幢餐厅，但我们在学期间从没有使用过，相反有段时间里面竟区隔了很多房间成了学生宿舍，很是令人费解。有一次，学校找来一位去香港探亲归来的人士到学校作报告，就是在那个大餐厅里进行的。他讲解香港的社会如何腐朽，最后他毅然决然地回来，赢得全校师生掌声雷动。其实当时我就听得出来他是在背官样文章，说不定是哪位政府机关的秘书给他写的稿子。那几天孟村的影院里正好放映《画皮》，我一边听报告一边想着那个电影。多年以后再回顾那一幕，意象里竟把那次报告和电影《画皮》紧紧地纠缠到了一起。
学校统一报饭的办公室位于食堂东部。负责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据说是新县人，名叫xx通，工作非常负责，“熥”这个字就是从他在小黑板上写的公告里学会的。当年也曾轮到我报饭，就是把832班预订的饭食计划提报给食堂。对于处理帐务，我是不太在行，我记得第一次报饭，清理账目我亏了一分饭票。食堂里的师傅则是一队十足的杂牌军，竟然还有一位年近七十岁，头顶谢光，走路都不稳的老人。食堂师傅的住宿肯定跟学生们差不多，身上有虱子。某次832班同学从窝头里吃出了虱子，惊动了校方。校长王金松亲自到832班调查，问班里还没有剩下的窝头。我记得张春燕把她的提篮提了出来，里面还有四五个“嫌疑窝头”，最后好像回收了。至于为什么一次要报购那么多窝头，我隐约记得那时粗细粮比例已经倒过来，馒头成为主食，手头的粗粮票便累积多了，等食堂做窝头时便多多购买来消耗粗粮票。这些细节，我们当年不止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
当年食堂里最重大的伙食改善，是炸馃子，多是利用吃上月结余的机会。所谓结余，是指每月从学生那里收到的粮食、粮票，经过一个月的消耗还有剩余，于是食堂便把这些剩余免费回馈给学生，由此可见当年食堂的廉洁、敬业与尽责。每到炸馃子的日子，全校园兴高采烈，因为不需要任何菜和粥，各班的同学们用大铝盆提着满满的馃子在路上飞奔。食堂的师傅似乎也受鼓舞，有段时间经常炸馃子，获得了全校学生的一致好评。
实际上，当年的学生的主食，主要还是以从家里自带为主。有时中途甚至还要回家取，或者家里设法送到学校。一方面，当然是最习惯吃自家的饭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当时一群十五六岁的少年，正值自尊和虚荣萌动的年纪，在饮食和穿着方面慢慢滋生出不强不弱的攀比心态。从家中捎的干粮的好坏，也成了攀比较劲的一个砝码。来自水土稍好的乡镇的同学所捎的干粮，细粮多，脸上就有面子。而来自土地盐碱贫瘠的乡镇的同学，干粮以贴饼子为主，则只能自己就着咸菜、粘粥默默地大口嚼咽，心底的上进心又多了一层。当年这些都属于秘而不宣但又心照不宣的心结。
我曾听一个大我二十余岁的同村兄长介绍六十年代李店子中学同班同学多年后的一次班级聚会。他甚至讲当年有位同学没有筷子，把一段高粱秆折成两段当筷子喝粘粥。三十多年后同学们相聚，提起六十年代初这一幕极端清苦的住校生活竟幸福地大笑。我父亲于五十年代在李店子中学读初中时也应当有类似经历。想来我们的学生时代，还是比父辈幸福多了。
上大学后，某年放假回家，经过盐山中学的大门口，看到有一群学生蹲在路边喝粥吃饭，心里涌上一股悲壮感。我不知道这个措辞是否恰当准确，我感慨的是，我们这些生于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为了学业，为了前途，忍耐了何等的清苦而未曾懈怠！这片土地上的学子虽出身贫寒，却有着不屈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自先民于六百年前迁徙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一直在与命运的顽强争斗中代代相因，薪尽火传，生生不息，我为这种精神而由衷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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