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道德的弧度》（The Moral Arc）中举例说过，道德可以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2014年，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irs）又在《觉醒：宗教之外的灵性》（Waking Up: A Guide to Spirituality without Religion）中提出过一种很有说服力的主张，他指出，用科学的方法对意识的原理进行研究（尤其是冥想和其他需要集中精神的任务），就能找到意义。他还补充道，“接受本书中的任何内容都无需信仰”。在此之前，马丁·赛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开创了一门“积极心理学”，目的就是充分理解那些使人幸福、为人生赋予意义的行为和条件。
可是，如果科学证明了人生没有意义，只有那些我们自创的目标（无论它们多么崇高），又该如何？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终结，死后并没有灵魂存在呢？心理学家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和汤姆·匹兹辛斯基（Tom Pyszczynski）在2015年的著作《果核里的虫子：死之于生的作用》（The Worm at the Core: On the Role of Death in Life）中写道，知道自己会死，是推动人类事务与社会机构的一股重要力量。比如宗教的存在就可以用这三位作者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做出一定的解释，这个理论认为，我们一方面有求生欲望，一方面又自知必死，两者的冲突造成了恐惧，而宗教承诺死后仍有新生，能使恐惧有所减轻。如果科学夺走了这件管理恐惧的重要工具，那么由此产生的存在主义焦虑，会使文明走向终结吗？
我看不会。我们还会继续生活下去，驱使我们的，是我们的基因、我们的爱、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贡献社会（纵使微薄）使得今天的世界比昨天稍好一些的努力。进步是真实的、是有意义的，我们都能参与其中。
来源：《科学美国人》
作者：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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