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三大学问，第一等学问是为人处世之学，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个学问是人生最大的学问，这一学问具体体现在会为人，会办事，会说话。旨在为人处世。二等学问是经世致用之学，这一学问体现在政治、经济、商业及业务知识。旨在治国治家，发财致富。三等学问是文艺娱乐之学，这一学问体现在文学、艺术。旨在娱人娱已。一等学问是为人之根本，其他学问可无，这等学问必有。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生存。这等学问好了，可以没有文化，没有学历，一样可以春风得意，如鱼得水。甚至可以驾驭千军万马，使人为我所用，否则即便你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也寸步难行。第一等学问是劳人的学问，二、三等学问是劳心的学问，劳人者比劳心者更高一层，可以说：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下人，劳人者治上人。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精于一等学问而拙于二三等学问成大事者，如刘邦、朱元璋、张作霖，他们虽然大字不识，仍可以纵横天下，声威显赫，而有些人虽然才华盖世，因不擅处世，不免穷困潦倒，立无寸土，如屈原、李白、徐渭。
自古以来学者文人一个通病，就是精于学问而拙于处世，这样也造成了文人的悲剧，文人执着的道德观也约束了文人才智的发挥，甚至成为一柄双刃剑，在成全文人名声的同时也使文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正因为如此，文人执著的道德观反而成为一个弱点。可以说君子的败亡多因为道德，小人正是抓住了君子们这个弱点，大都成为了当时的胜者，君子们早早地逝去，悲惨而寂寥，留下的最多是一面供后人瞻仰的墓碑，可这怎能告慰君子的一丝芳魄？而小人们欢舞了百年，奢华而盛大，虽然留下的是千古骂名，可又动得了小人的一丝阴魂？
美德是善的表现，但善往往会成为一把刀，杀死的往往不是小人，而多是君子，刘邦、朱元璋、张作霖是道德君子吗？如果是，决做不了皇帝或匪首，也绝成不了大事，屈原、岳飞、文天祥之死就因为道德观太重之故。
君子一等学问做不了，就做二等学问，但是二等学问是为朝政服务的，是在商场中搏杀的，是有风险的，如果道德观太强也绝做不了，最后君子只能选择三等学问，自娱自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于是中国历史中有了隐士高人之说，同时也发达了释道之说，兴盛了寺庙道观。
其实，真正自愿为高人隐士的又有几人？多少高人隐士是在经历了重大打击无力回天才泪别红尘的，那些陶渊明之流高雅脱俗的文章诗歌背后是饱浸血泪的。
文人君子能做二等学问绝不做三等学问，读书人谁不曾有过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呢？只是极少君子文人考虑过从一等学问入手。因此大多君子文人失败了，被迫成为了隐士。当然一旦国家需要，隐士们大都能慷慨赴任。
谁不迷恋权势名利呢？历史上有以隐盗官者，却绝未出现过以官盗隐者。中国几千年的教育是愚民的教育，是杀人的教育，把人培养成道德高尚的绵羊后，然后任人宰割。
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一批批道德的殉葬品，小人的牺牲品。
教育绝不是把人培养成道德高尚的绵羊，也不是培养成凶残暴虐的恶狼，而是培养成真正的人，比猴子还要精灵，比大象还要强壮的人，学做人并不是学道德，而是学会如何处世，学会如何与君子和小人共处，与狼和羊共眠，学会如何使自己过的幸福也使别人过的幸福。
当然如果天下大都成为了小人，君子为了生存就必须也成为小人，与小人争个鱼死网破，不然别无他法。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不是一个纯粹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式的文人，是既有猴气又有虎气的“草莽”，是能屈能伸能刚能柔的智者，是汇纳百家为已所用的文人，因此伟人陈独秀退缩了，文人瞿秋白死了，土匪袁文才亡了，独有他在井冈山树起红旗，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程咬金之所以历经险难总能逢凶化吉，人称大唐第一福将，正是他心中没有四书五经的道德束缚，因此他胆子大、脸皮厚、头脑活，在逢难遇凶之时多次屈膝诈降，这一点是任何一个道德君子所不耻为和不能为的。
曹操之所以开拓魏家江山，其成功之处也正因为其奸，而司马懿之所以取魏氏江山而代之，正因为其比曹更奸外，更加之一个“黑”字，面对诸葛亮的羞辱之计而毫不为动，最终把诸葛亮熬死在了五丈原。而蜀国之所以衰退，也正是因为刘备太重道德，为了一个义字举倾国之兵讨伐东吴，为弟复仇，结果被火烧连营，大败亏输，还折了三弟张飞。
对道德之祸，庄子在《南华经》中云：“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因此庄子主张“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专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
因此说“龙眼无恩，官大无情。”皇帝唯无恩方能威严而理智，高官唯无情方能中正而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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