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称赞他说：“你写八路军的歌子很好嘛！要多为战士写歌。"
几天前，10月30日，是著名诗人公木的22周年忌辰。光明网发表了公木孙女张菱儿的纪念文章《我的祖父公木与<英雄赞歌>》，披露了这首传唱经久的歌曲的创作过程。这让我想起我与公木的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公木是在1983年春在长春召开的"萧军创作学术讨论会"上。由于在读大学期间曾写过几篇研究萧军的文章，我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公木作为东道主吉林大学的副校长在会议开幕时致开幕词。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我这个退伍兵，顿时心生敬意。几个月后，是我到报社当记者后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我特地到他在东中华路的家中拜访，听他讲创作军歌的过程。公木先生特别提到与《军歌》曲作者郑律成的友谊。
国际主义战士郑律成，1918年8月13日出生于朝鲜南部全罗南道一个贫苦的革命家庭。他父亲是个爱国者，3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33年年仅15岁的郑律成随着一批进步的朝鲜青年来到中国。他一边在沪宁道上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音乐。1937年10月，19岁的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并于1939年1月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音乐家冼星海写成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下，他同公木合作，写了《八路军大合唱》，把自己对人民军队的热爱谱进了乐曲。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隆重的开国大典上，这支名曲回响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以后它又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
公木告诉我，郑律成的夫人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是著名外交家。
同年，在毛主席诞生90周年前夕，我再次访问了公木。我到他家中时，他正俯首案前，摘抄摆在面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早在40多年前，我在延安时就读过了，但今天重温，仍然有新感受、新收获啊！"满头华发的老诗人感慨地对我说。
接着，公木充满深情地回忆起往事：当年他到延安时，是8月间，进入抗大学习，被分配到第一大队，校舍在距离延安180里的瓦窑堡。一些同志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知道了，便来做动员于是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主席身材高大，面容消瘦，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他说，大家不愿意离开延安，无非是几个同学一起来的，不想分开；或是夫妻，怕两地分居。他很风趣地打比方：苏联红军加仑将军在远东伯力指挥部，老婆却在莫斯科，她就哭啊！主席的话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他用轻松幽默的语气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到艰苦的地方去。大家上路时，都很高兴。 公木在瓦窑学习4个月后，回延安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政策教育干事。
不久，延安军民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春，公木和科里的同志们把反映抗大各个大队生产情况的文章汇编成一本铅印的纪念册，定名《生产战线》。为了使这纪念册更有意义，他们写信给毛主席，请他给题字。毛主席接到信，在百忙中很快复了信，在一张纸上写了四五条，让他们选择。 "收到回信，我们高兴极了！"公木激动地说，"毛主席是伟大的，也是平易近人的。那时，他经常在晚饭后到延河边去散步，跟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我和毛主席在一起谈话，是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毛主席称赞我说：'你写八路军的歌子很好嘛！要多为战士写歌'。"
公木牢记毛主席的期望，后来又写出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首战歌以其激动人心的高昂节奏，配合着百万雄师的步调，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告别公木，走上归途，我迎着扑面而来的飞雪，吟诵起诗人在主席逝世后写下的《七律·书怀》： 父母生身党给魂，骄阳霹雳炼精神。 披丹谛领一席话，颔首嘉歌八路军。 …………
1985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纪念日。此前一个深秋的夜，我又一次拜访公木。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老诗人虽然鬓发染霜，但精神焕发，谈笑风生。我们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最近为纪念他文学创作55周年举办的学术讨论会，谈到即将到来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10月19日。说到鲁迅，公木顿时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他青年时代请鲁迅先生去演讲的往事……
1932年11月，文坛主将鲁迅因母病重从上海赶到北平。22日，鲁迅应邀到北大和辅仁大学演讲，一时轰动了古都。当时，22岁的公木在北师大读书，是北平"左联"成员，他与另一"左联"成员王志之及文学青年潘病高商议后，决定请鲁迅来北师大演讲。 在昏暗的小胡同里，他们敲错了七八家的房门，好不容易才找到鲁迅先生的家。鲁迅面带微笑欢迎了这3个陌生的青年，把他们请到正房。屋内设备简陋，但主人十分热情，泡茶、递烟，使来访者无半点拘束感，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我们连续谈了几个小时，好些话至今记忆犹新。"公木眼里闪着光，激动地说，"我们问他为什么最近不发表作品了，鲁迅风趣地说，不是不发表，而是没创作，也不是没创作。旧东西，写出来左右是那么回事，太无聊。新的生活在我们这不能进工厂、不能把锄头、不能托枪杆的人们也实是太不丰富。因此，我抱定主意，与其创作，不如翻译，就战斗需要，还是杂文快，所以写得多些。 "后来，我把这次谈话的意思写进《鲁迅访问记》一文，发表在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上。但由于有许多内容当时不便公开，没全写。先生告诫我们，切不可太暴露自己，要认识形势的变化，搞大联盟。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1932年底，正是北平学生运动开始进入低潮的时期，不久，随着国民党宪兵三团进驻北平，白色恐怖便开始了。若不是早有警惕和一个同学报信，在1932年春的一次搜捕中，我就会落入特务手中了。那时凡'左联'成员被国民党抓住，一般至少要判5年徒刑。" 告别鲁迅之前，公木3人以"左联"外围组织"新兴文学研究会"名义邀请鲁迅到北师大演讲，鲁迅欣然答应星期日一定去。 这天，鲁迅到了北师大，在"风雨草棚"(类似礼堂的建筑)刚讲上几分钟，因各校闻讯赶来的人越来越多，门窗被挤坏，只好临时改在操场进行。 鲁迅身穿一件旧皮袍，脚下是一双"陈嘉庚运动鞋"，站在一张方桌上，略带南方口音讲了《再论"第三种人"》。讲了一段，听众不肯散去，鲁迅便满足大家要求，又讲了一段。公木紧紧守护在鲁迅身边，直到演讲完毕。
"1936年秋鲁迅逝世，我正在河北正定中学教书，心情很难过。回想起来，当时对鲁迅只是一种感情上的爱戴，并没真正理解他。后来，我到了延安，更多地读了他的书，这才逐渐认识到他的伟大。" 告辞公木，走出户外，空中已是星汉灿烂。我仰望北斗，想道：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正如这明亮的北斗—样，给在旧中国的青年们以光，以希望!
当时，关于公木与鲁迅的交往鲜为人知，我写了一篇题为《当年，他请鲁迅去演讲》的文章发表。后来我的文友樊希安与吉林大学教授张宇宏合著的《公木评传》有了更详细的介绍。
在我的书架上，一直摆放着公木先生赠我的《诗论》等书，隔一段时间都就会翻阅。每当此时，先生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
1998年10月30日，公木因病在长春逝世，享年88岁。这时，我已南下深圳5年，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没能写下一点文字表达怀念之情，常常引以为憾。谨以此文向老诗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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