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篆刻如何创新发展，“工稳”与“写意”能否分割？近日，书法报对中国书协原篆刻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理事赵熊作了采访，今作刊出。
——编者
“工稳”和“写意”无法分割
——赵熊谈当代篆刻发展现状
■记者 唐福祥
赵熊
字大愚，别署面墙斋主、风过耳堂主人、老墙等，1949年2月1日生于西安。现为陕西书学院专业书法篆刻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原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终南印社名誉社长、西泠印社理事。曾任西泠印社篆刻评展评委、当代篆刻艺术大展审定委员、全国书法篆刻展评委、全国篆刻艺术展评委、全国兰亭奖评委、全国新人新作展评委等。
赵熊篆刻著作书影（部分）
书法报：赵先生您好，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印之路。
赵熊：我是在上初中时开始接触刻印的，起初“玩”的成分居多。后来在家里找出一本民国版的孔云白著《篆刻入门》，遂对篆刻有了初步认识，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篆刻的启蒙老师。之后，又借阅了娄师白的《怎样治印》，购得了陈寿荣的《怎样刻印章》，进一步规范并加深了对篆刻的理解。1971年，我拜在陈少默先生门下，接受先生指导，但书法篆刻仍以自学为主。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及地方性的书法篆刻展览渐次兴起，于我而言，这些展览活动犹如“加油站”，促使我在实践中不断充实提高。同时，由于书法篆刻普及形势的需要，也迫使自己对篆刻发展史及篆刻理论有所学习、研究和思考。可以说，我几十年的篆刻实践是一个由法及理、由技进道的过程。及至今日，我觉得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
赵熊 篆刻
鸠杖如刀凿印红（附边款）
规格 Φ6cm
书法报：篆刻界对于“工稳印”“写意印”的概念莫衷一是，请谈谈您的理解与看法。
赵熊：我认为“工稳印”（或称“精工印”）、“写意印”的称谓是沿袭中国画中的“工笔画”和“写意画”而来的。对这种称谓和区分，我持保留态度，但又找不出更好的命名和归类方式，不妨也就约定俗成了吧。其实，“工稳”和“写意”要说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形”与“意”的关系与区别。关于形与意，所涉甚广，内涵亦深，如果仅就篆刻而言，或许稍许能简单一些。我的体会是，篆刻中的“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字形式，一是章法形式。在文字形式中，又包含有笔画形态与结字形态两方面。一般来说，凡是趋向于规范整饬形态的，都具有注重于“形”的艺术表现特征。反之，欲突破这种规范整饬，就有了“意”的追求与表现。如画家倪瓒所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然而，这种对规范整饬的突破并非一任率意为之，仍是有法、有形可依的。白石老人以为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可以说是很好的一种界定。“似”即为形，是基础；“不似”则是在“似”的基础上生发而成的。从根本上看，形和意是无法分割并独立存在的。中国武术中有“形意拳”一支，可见形与意的关系所在。
总之，中国书法篆刻的根基还在于汉字，如果不能对汉字的基本形态有所学习和掌握，甚或背离、破坏，则所谓的“意”也就毫无意义了。同时就“写意”而言，也有程度的区别，即在“似与不似之间”也有着广阔的区间。如中国画中有小写意、大写意及兼工带写的不同风格表现，以之来看篆刻中的写意形式，也有相近之处。客观地看，工稳印倾向于“形”的塑造和表现，而写意印则着重于“意”的生发和表现。二者之间，因工稳印有“形”的约束与参照，其方法有较为明晰的衡量指标，故相对易于分析和操作；而写意印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形”的约束和参照，难以形成量化标准，故增加了分析、操作的难度，也容易模糊优劣的判定标准。还应指出的是，以写形为特征的“工稳印”中并非没有“意”的表现，只是敛制了许多；而“写意印”无论如何粗犷、奔放，依然是要以“形”为基础的。
赵熊 篆刻
适衷耳
规格 3cm×1.2cm
书法报：历代印作中，您觉得哪些印章作品最能代表工稳印风或写意印风？请举例谈谈。您觉得这些“代表作”是否存在不足，有改进的可能吗？
赵熊：历代印章中，可以举为工稳印及写意印的作品有很多，如以文人治印为例，工稳印可举出王福庵、陈巨来二位；写意印可举出吴昌硕、齐白石二位。在王、陈二位中，我更喜欢王福庵的印风，原因一是文字间有一定的书写性；二是线质尚见金石韵味。陈巨来的章法布局极见用心，刀下功夫亦见不凡，但因为少了些“书写性”和“金石韵味”，便容易表现出“工艺化”的倾向。吴昌硕可以称为“写意印”的宗师，他的写意性不仅呈现于印面之表，更见于构成之理与游艺之境。所以，他的写意印既有多种形式的创作，其精神又能一以贯之。相比之下，齐白石的作品更见痛快、霸悍之气，但内涵及精神有所减损，这或者也是齐白石作品中优劣并见的一个原因。
前人说“笔墨当随时代”，反过来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特质，即便是同一时代的艺术家，因为个体生命的不同，阅历、感悟的差异，结果必然不同。针对往昔的艺术家及作品而言，缺憾或者存在，所谓的改进，其实并无意义。倒是作为后来者，自然要以前人为镜，辨优劣、鉴得失，以匡正自己的学习与实践。
我们都明白，审美是一种极具主观意识的思维过程，并无绝对的标准可言。如前举王、陈、吴、齐四位作品的品评，也只是个人的审美经验或标准，“同予者”或众或寡，也不过“一家言”而已。“环肥燕瘦”式审美偏差将会永久存在。
赵熊 篆刻
衣服复有鬼邪
规格 6cm×6cm
书法报：篆刻圈似乎有“刻工稳印的与刻写意印的互看不起”的说法，这点您怎么看？
赵熊：俗话说：“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不必讳言，同行中可能存在着这种相轻的现象。之所以“看不起”，实质是“自大”“自满”在作祟。往大处说，中国倡导“全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全球一体化的精神，遵循的许是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违而不犯”的君子理念，目的在于共荣共享。往小处说，牡丹花再好看，也不能满世界唯此独尊，“我花开处百花杀”（改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句）。多样性的表现，本就是地球生态的一种客观性存在，在人文领域又岂能有别于自然环境呢？
书法报：您认为篆刻在当代还有实用性吗？如果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熊：篆刻在当代依然具有实用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以“防伪辨奸”为印章最初功用这方面，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已退化了不少，但作为有艺术属性的篆刻仍在隐、显两方面展现出其实用功能。书画家及书法爱好者不可或缺的姓名印、斋号印、闲章，还有鉴藏家、读书人的鉴藏印等，无不是显性实用的例证。而中国书法篆刻所选取的文字内容，无不包含有精神、境界、情感等具体内容，使得作品在表现艺术性的同时，有着宣传、教化的文化传播作用。如诸多主题性篆刻的创作，其选取的内容大多为传世的经典之作，文辞典雅、精神向上，这些都可以看作篆刻实用功能的隐性表现。
有些人对艺术的“实用性”很忌讳，甚至觉得有了“实用性”便降低了艺术的成色。我以为，篆刻包括书法从来都不是所谓的“纯艺术”，原因很简单，书法篆刻创作的基础和媒介都是汉字，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工具，所以书法篆刻永远都割不掉“实用性”的尾巴。保留有部分“实用”的属性并非坏事，因其实用，所以才能接地气、结善缘，使之生存于自然形态中，也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如若将书法整得像“天书”一般，恐怕也就距离列入“濒临灭绝生物”名单不远了。
赵熊 篆刻
勿以开美求之
规格 8cm×8cm
书法报：有人认为，在国展中篆刻创作呈现极工、极写的两极化趋势，您认为是偶然还是必然，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赵熊：哲学家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揭示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势的一对哲学命题。换句话说，既没有绝对的必然，也没有绝对的偶然。国展的缘起及运行，其目的在于弘扬传统、振兴艺术。参与者难免会以之前的“成功者”为参照，产生迎合、效仿的心理，作品风格也就容易趋同、相似。客观地看，在包括国展在内的一些大型展览活动中，篆刻作品的确存在着上述现象，但即便在同一类风格中，差异和变化也还是有的。并且，在“两极”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游移、变化的形态。
当今社会的大众文化形态具有“流行”的特点，如乐坛上先后流行的港台风、西北风、校园风、说唱风等，在某个阶段里可以风行一时，延续起来看，“流行”即意味着变化。如此，也可见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篆刻因其风规久远，并受印面尺幅及形式（以方形为主）的限制，其实颇难流行变化。总的来看，在某一时段或者有所偏颇，但发展趋势仍是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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