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韩浩月
回老家，有了点空闲时间，拿着手机沿着过去熟悉的街道，一边拍摄一边在微信朋友圈“直播”，走到电影院那儿的时候，在马路对边拉近焦距，拍了一张清晰照，然后照例配了文字发了出去，“县城电影院，我的青春期有一半在这里度过……”
拍完照片之后，转身就走了，竟然想都没想一下，要到影院门口那里站一小会儿，或者买张票进去看一场电影。记得那天电影院门口的电子显示牌，显示正在放映的是3D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没有选择去看，也许是觉得，这个电影院再也不是过去我熟悉的那个电影院了吧？
1987年，我从乡下中学转学来到了县城，刚十来岁的我旋即被县城的繁华、热闹景象震惊了，那时候的县城，就是现在我心里的北京、香港、伦敦、纽约……而作为县城中心点，电影院门前又无异于北京的天安门、香港的中环广场、伦敦的鸽子广场，纽约的时代广场……
街头台球，这场景熟悉的想哭。
可我们的县城电影院门前有什么呢？有露天的台球场，有街头霸王游戏机，有每天随着夜色降临准时响起的录像厅大喇叭，有玩套圈和卖冰糖葫芦、棉花糖的摊贩……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用摩肩擦踵来形容毫不为过。在这样的图景了，那扇通往影院观影厅的通道，充满了神秘和严肃感，印刷在一张薄纸片上的电影票，也仿佛通往神圣之地的钥匙。
第一次看电影回家后挨了一顿暴打，缘由一是放学没有回家，二是居然敢花那么多钱去看电影。可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教育，却莫名启动了对看电影的强烈热爱，自此之后每天晚上电影院成了必去之地。每当站在电影院门口，那颗孤独的少年之心便涌动着莫名的感动、渴望，以及恐惧与贪婪，县城电影院——我生命里的第一个繁华之地，敲响我灵魂苏醒的第一声文明之钟，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朱塞佩-托纳托雷是谁，但却在闪烁的银幕上看到了天堂之光。
《天堂电影院》剧照。
在电影院看过什么片子统统忘掉了，我的记忆最擅长忘记情节而记住气氛。所以记得了查票人手持手电筒走过来时的紧张心跳，记得了一场电影结束之后清洁人员用笤帚扫满地瓜子皮的声音，记得了某次后排座位传来的中年大汉的脚臭，还有，在一场接一场看下去之后终于昏然睡去，被工作人员清出场外……走出影院，外面空气清冷，星星满天，满地月光之上行走的人，宛若在梦境里。
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场次的电影，是翻墙进电影院看的，管理人员是不屑于与这些发育得还不像中学生的孩子们计较，还是干脆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几乎很少被抓到和被驱逐。翻墙的最佳通道是厕所，通常会从男厕所翻进来，偶尔也走女厕所通道——当然都是男厕所有人而女厕所没人的时候。终于有一次还是被抓到了，影院经理叫嚣恐吓了一番，无非是叫家长、罚款、送派出所之类的言辞，小伙伴们多数都吓哭了，但结果仍然是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
除了电影院，录像厅也是我们青春的主战场。
等到我们的身高，高得无论怎么蜷缩都不足以被椅子背遮住时，手电筒再扫过来的时候就不那么客气了，免费电影没法再看下去。1990年的电影院，更多的时候已经不是在放电影，而是在搞演出，歌舞演出，男的唱摇滚，女的穿很少跳舞的那种，每逢演出开始，县城里的年轻人如潮水般涌来，一次次冲垮电影院的检票栏，电影院里污浊的空气和热腾腾的气息，显示着那个时代的活力，也蒸腾那个时代的郁闷。我的电影院，没了。
90年代末期，电影院已经彻底关门。不放电影，演出也没了。县委开会，有时候会把会场搬到这儿来。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撞了进来，发现银幕已经没了，舞台上摆了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子上盖了一条长长的白布，白布上面放了一排整齐的茶杯，茶杯的后面做着一个个面孔严肃的人……那时我的心里惊叫了一声，我的电影院呢？
在我来到了这个有着全球最大广场的城市之后，有了很多的时间去电影院。我喜欢上午场的电影院。可以容纳一两百人的影厅里，有时只有我一个观众。而我去，也不是纯粹为了看电影，而是为了休息一下疲惫的肉身。
在电影院里，总是容易睡得特别香。大城市里的电影院还是挺讲规律的，到点了就放，出片尾字幕了就开灯，中间没人来打扰。只要睡着了，就时常会产生又回到县城电影院的感觉，有一种近乎甜腻的安全感，在心头舌尖乃至身体周边的空气里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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