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敦煌占病文献中对患者的建议一般有治疗和厌禳建议。治疗建议一般包括求医方向及药物针灸的禁忌，厌禳建议一般包括符图厌禳、人形代送、呼名驱鬼、五行厌以及疾病预防等。
敦煌占卜文献中时间和方位的描述和禁忌表现了治疗疾病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
身占、相书是敦煌占病文献中比较特殊的两类，因为身占和相面占卜的某些症状是疾病在身体的体现。
敦煌文书中保存有用人体生理现象占卜吉凶的文献，共有3个卷号，即P.22621V《占耳鸣耳热心惊面热目润等法》。
P.2661V《占人手痒目闰耳鸣等法》、P.3398C《推十二时耳鸣[耳]热足痒手掌痒等法》。
敦煌文献中所发现的这三件人体身理占文献按十二时排列，记载了子丑寅卯等不同时辰耳鸣、耳热、面热、目润、手掌痒、足痒代表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及吉凶状况。
这些吉凶一般涉及客人来访、父母思念、口舌之事等，涉及人们生活中和感情、情绪相关的一些日常小事。
20世纪初俄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了一件回鹘文占卜书，涉及利用身体感觉占卜的内容：现在谈身体感觉之兆。
如觉有蹭皮肤生痒之感，则此人当有便宜可占，如觉臀部发热，则必有心虚事，如觉阴部发热，则其腹会受撞击，发热有连续性，则疾病将至，如皮肉跳动，当有远客光临。
如腹部发热，预示财富将至，如在十字路口感到发热，须防口舌之祸，如觉胸脯最厚处发热，则生子女有期，发痒终止，则预示人体将亡，如果束腰处发热，会有喜讯降临。
这件回鹘人体生理占卜文书中除了和敦煌发现人体生理占卜文书中相同的内容，即用耳鸣、耳热、面热等生理现象预测生活中即将发生的日常事件之外。
特殊的地方在于其中涉及一些生理现象意味着疾病的预测，即：如觉阴部发热，则其腹会受撞击;发热有连续性，则疾病将至。
如觉胸脯最厚处发热，则生子女有期，发痒终止，则预示人体将亡。
其中关于阴部连续发热则疾病将至的预测符合人的生理特征，胸部发热代表生子女有期以及身体发痒终止预示人即将死亡等也有符合生活常识的一面。
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将其与占卜吉凶联系起来。
“应当与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某些因果错置的想象及迷信有关，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或许能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宋人张君房编辑的道教文献《云笈七签》中有《耳鸣祝》和《审耳鸣吉凶法》，前者记载道士遇耳鸣时所应采取的行为以及所祝之词，后者解释了引起耳鸣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道士闻耳鸣祝》中认为耳鸣与恶气进入身体有关，即“若觉头颈间索索寒者，恶气入也”。
要采取的措施是“当急卧，临目，存玄丹宫太一真人，以流火之铃，焕而掷之，令恶气即出身外，光亦随之而后，炯炯然以照己身，良久，平复矣。”
《审耳鸣吉凶法》记载：凡耳中忽闻滩水、雷电、鼓鸣声音，是身中劳损心藏极，不能味真注生，而淫放丧乱，使六府失摄，魂哀魄号，盖将结疾，致死亡之兆矣。
是以泥丸流纵，九宫失常，悲忧错乱，鸣鼓乱行，将欲写其居馆，以弃一身也。闻之者，当精念不怠，还专其心;若罪未深者，自听改也。所以耳鸣者，神亡之故也。
耳中忽闻金声玉音者，真气入，道欲成也，忽闻弦歌之声者，六丁玉女，乃卫子道也，当隐静专修，所行勤至之心愈弥强也。
真人因是遂有形见之渐也。自非尔师，且勿与言于他人也。耳中闻箫角之音，吉，贵象至也;闻号呼之声者，凶败之象也。
《审耳鸣吉凶法》中将耳鸣及耳朵听到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声音与身体修道联系起来，其中认为忽然听到滩水、雷电、鼓鸣的声音是身心劳损的死亡征兆。
即“凡耳中忽闻滩水、雷电、鼓鸣声音，是身中劳损心藏极，不能味真注生，而淫放丧乱，使六府失摄，魂哀魄号，盖将结疾，致死亡之兆矣”。
认为耳鸣是悲忧错乱等不良心性导致神亡的结果，应该修心改变。而听到美妙的音乐之声意味着修道的成功，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道教将对人体生理现象的解释与人的身体及广义的心神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代表了道教对人生理心性的认知，导向了宗教的实践行为。
比民间用人体生理现象进行吉凶占卜的行为进步，它最终导向人身体的健康及心灵的安宁与归属。就身占来说，包括相面，其中涉及疾病的部分很有科学性。
身体某个部位的特征、颜色、跳动、形状、疼痛可能涉及相关部位或身体关联部位的病变或疾病预兆。疾病的之外和命运、社会关系等关系的方面可看作是人身体内涵的外延。
相书是中国传统的占卜之术，在民间非常流行，据黄正建研究，“在唐五代的实际生活中，最流行的占卜术是相术，其次是梦，第三位是卜筮”。
敦煌相书占卜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对个人命运前景的预测，包括对官禄、仕途、年寿、健康、家庭、财富、婚姻、子孙的占卜。
另一类是对近期吉凶祸福的预测，包括官禄职位的升迁变化、疾病生死、财物得失、出行宜否，以及一些突发的灾厄。在这两类的相书中，均涉及对人寿命健康、疾病的预测。
黄正建《敦煌文书中〈相书〉残卷与唐代的相面》里统计的117条相面事例中，相历官仕途的达100条，占85%。
虽然在相面中有关仕途的内容占了大多数，但是和疾病相关的内容依然不容小觑。王晶波统计了敦煌相书中占卜内容的次数及排序，有关富贵贫贱的内容最多，有570余次。
其次为与年寿、生死、健康的内容，出现276次，其次分别为官禄职位、家庭子孙、财产、吉凶祸福、心性德行、智慧才艺的占卜。
唐五代时期流行的相法有相面、相骨、相气色、相痣、相声音、相身体、相行、相卧、相气息、相饮食。
在占卜疾病的术语中，不涉及具体病症，但是有“病”、“多病”、“重病”、“少病”、“贫病”的描述。
如P.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记载：“年上发青色，上至阙门，不鞭挞，即重病。”S.3395＋9987B1V《鼻部第七》记载：“鼻准上不正，多病。”
P.3390《侯病人法》记载：病人肾病，面唇俱肿，脾白，戊己日死。肝病，皮肉白，脾白，庚辛日死。肺病，颊赤目肿，心赤，丙丁日死。脾病，唇青，肝色青，甲乙日死。
心病，目黑、肾色黑，壬癸日死。P.3390《侯病人法》中对疾病的占卜，与中医理论一致，都是根据病人的面色情况判断内脏病变。
和中医阐述不一致的是，中医导向疾病预测和治疗，而占卜文献导致特定时日的死亡。预测年寿也是敦煌相术中的重要内容。
据王晶波统计，敦煌相书中有关年寿生死健康的的占相内容共出现276此，其中“死”98次、“煞”14次、“丧”11次、“长命”53次、“短命”28次、“寿”25次、“年”13次、疾病34次。
P.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命门有黑气，必死。黄色，长命。”CH.87《鼻人中第十二》：“人中深，长命。人中长一寸者，长命。一分十年，年次为准。”
CH.87《面第五》：“面不风而似有尘，不粉而似有粉者，短命。”S.3395＋S.9987B1V《耳部第六》：“耳无轮廓，不长寿。”
P.2572（B）《相发》（拟）：“凡人坐不安席者，非唯损相，亦无年寿。”S.3395＋S.9987B1V《占额第三》：“额有山文，封侯王，年百岁。”
P.2572B《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记载：“凡人面忽发白色，度鼻上入眼下者，不出五六日丧至。”相面之所以能预测疾病，是因为相术与古代的医学有渊源。
“终古代社会，相术与医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同源异出的关系，一直未能彻底隔断，相术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通过气色察人疾病生死的内容，而传统医学也总未能褪尽某些唯心与神秘的色彩。”
司马富在《中国的占卜与医学》一文中对医学与占卜的关系论述道：医学与占卜的‘语域’几乎毫无例外地围绕着诸如阴阳、五行、气、神和鬼（或煞）等观念。
也常常根据天干地支的甲子系统和顾客的‘八字’进行推算。中国社会中的每位成员尽管不是人人都授予这些术语天启的或医学的意义，但都能识别这些宇宙论术语并理解其关联。
敦煌文献中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发病书》给与病人以居住环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指导和禁忌。
而《病差文》所体现的道教治病斋会则会在病人家里给病人以宗教的治疗和心灵净化。
根据《具注历日》，安宅、符咒、解压等成为了病人及家属面对疾病更广泛意义上的治疗行为方式。《解除镇墓文》则体现了病人去世后墓葬空间里的仪式。
这一切构成了道教面对疾病时从占卜诊断到举行治疗斋会到改变病者居住环境、社会人际关系、净化心灵世界，构建和谐的生活生产环境的一整套体系。
《唐六典》卷一四《太卜署》记载：“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
敦煌出土了不少《发病书》，其中P.2856《发病书》较为完整和典型，包括推年立法、推得病日法、推初得病日鬼法、推得病时法。
推得十二祗得病法、推四方神头胁日得病法、推五子日病法、推十干病法。此处摘录相关内容如下：推年立法年立子，人忌十一月五月，带此府（符）大吉。
年立子黑色人衰，十一月子夜半时，五月午时，若其日时得病，十死一生，非其日时，不死。病者唯苦头痛，谈吐逆食不可下，胸胁疼痛，恍惚有时。
祟在君、土公、丈人、司命、星死鬼，旦以大神食不净，病从南北因酒食中得，不死。子者，神后，天长女，主生人命，故知不死。病者忌五月、十一月子、午日。
推得病日法子日病者，不死，子者，神后，南斗之子，男轻女重，主生人命，故知不死。病者为人黑色，头痛热，来去有时，脚沉重，五藏不通，心复（腹）胀满，呕吐。
祟在死鬼，从外来得之，在舍星死鬼、女子鬼，身疮滥，亦不产妇污秽汗，宅中有黄色男子从外东南来，惊动宅神，鬼字伯扶，亦名河伯，共害死鬼。
去舍九十步许，坏神屋中，柏米火遣送。辰日小差，午日大差，酉日忌。
推初得病日鬼法推男女初得病日鬼名是谁，若患状相当者，即作此鬼形，并书符，厌之，并吞及着门户上，皆大吉。书符法用朱砂，闭气作之。
（符略）子日病者，鬼名天贼，四头一足而行，吐舌，使人四支不举，五藏不流，水肿大腹，半身不随，令人暴死。
以其形厌之，即吉。此符朱书之，病人吞之，并书着门户上，急急如律令。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疾疫医疗史研究夜半时病者，男重女轻，大吉病之，恐厄。何以言之，大吉之史，收人魂魄，送付天曹，未去争呼。选上师治之。三日小降，七日大差。
丑时病者，神后病之，不死，男轻女重，神后，南斗之子。病者手足沉重，鬼史在史兑，收人魂魄，欲送天曹，未宜。呼西北师治之，吉。三日小降，七日大愈。
推得十二祗得病法建日病者，犯东方土公、丈人，索食，祀不了，有龙蛇为怪，家亲所为。解之大吉，七日差。
推四方神头胁日得病法朱雀日，一日八日十六日廿三日，病者司命为害，犯北君、外神、祖父母所作，谢之吉。白虎头日，二日九日十七日廿四日，病者不死，丈人所为。
解之，日降，七日大愈。推五子日病法子日病者，以索系项，欲送太山，未去，吞此符。甲子病者至庚午差，星死鬼所作，求之吉。
丙子日病至庚辰差，[一]云庚辰差，兵死鬼作，五道吉。戊子病庚寅差，一云甲午差。庚子病至丙午日差，无后鬼所作，解之吉。壬子日病者至己未差，客死鬼作，水解之吉。
推十干病法甲乙日病者，青色人[凶]，非其色吉。戊己日小重，庚辛日小差，头宜西首，吉。丙丁日病者，赤色人凶，非其色吉。庚辛日小重，壬癸日小差，头宜西首，吉。
以P.2856写卷为核心的敦煌《发病书》在保留了一些中原发病占术基本内容的前提下，主要糅合了许多道教神灵信仰和驱邪治病法术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和传统禄命术等内容。
从而构成敦煌《发病书》的主体内容。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其中有很多内容习见于敦煌盛行的多种占卜文献和相关的宗教活动。而具体编排缺乏系统性，并存在着内容上的相互矛盾。
因此可以推知，《发病书》并非从中原传入的发病占术文献，而是由敦煌地区水平文化不高的宗教术士所辑录和改造的民间宗教文献。
是归义军前期敦煌编书活动中层次较低的一种作品。《发病书》中除了对鬼神作祟引起疾病的记述及相应的厌禳方法之外，有的《发病书》后面写有对病人医疗选择的建议。
如针灸或者找某个方位的医生，吃某个方位的药，可见道教的疾病占卜及治疗仪式是和药物、针灸等医药治疗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尤其是道教的符里面多朱砂等配方，朱砂具有良好的镇静作用，对心理精神类疾病的辅助治疗有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佛教经典的药方和佛教伪经的治病药方里也有有关服用朱砂符的记载，可见佛教传入中土后对道教的借鉴以适应与中土民众熟悉和信赖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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