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立本不仅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而且还是历史上官位最高的职业画家之一，官至右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倾重臣。
代表作品《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职贡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失传）、《秦府十八学士图》（失传）等大型人物画卷，多为宣扬国威的政治画或历史画。所绘人物形象逼真，时人誉为“丹青神化”。
（图1：阎立本《职贡图》全图）
阎立本不仅自己能画，他和父亲、哥哥都擅长绘画。
他出身陕西临潼的贵族家族，父亲阎毗娶了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的女儿清都公主为妻，一门显贵。
《旧唐书》里说：“ 阎毗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 。”可见，在家学和绘画技法上，阎立本受父亲真传。
（图2：阎立本《步辇图》全图）
而且，阎家不仅有文人标准的国学传统，对工程科学也颇有钻研，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成就也是杠杠的。
父亲阎毗担任过隋朝的殿内少监，负责隋朝大运河北段的工程设计；
弟弟阎立德担任唐太宗的将作大匠和工部尚书，设计建造了翠微宫、玉华宫等长安宫殿，以及唐十八陵中规模最为雄厚的太宗昭陵；
而阎立本，则担任唐代最著名的建筑——大明宫的总设计 师。
阎立本因为绘画成绩突出，位至右相。但是，他对于自己画师这一身份，非但不引以为傲，而是引以为耻。
在唐代，绘画者其实享有较高的地位，包括画圣吴道子、青绿山水的李氏父子等，都受到时人的推崇。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于祀，非闾阎鄙贱之夫所能为也。”大概意思是说作画者的身份与个人修养的关系很重要，认为善长作画的人的修养比较高。
这是对画家的一种赞美。
但阎立本的反应却颇为奇怪，非但自己对这一特长大加鄙夷，甚至告诫子孙：“尔宜深戒，勿习此艺。”劝告子孙不要学习绘画这门技艺。
这就涉及到阎立本所受的一次“屈辱”了。
一日，惠风和畅，唐太宗拉着一帮侍从文士泛舟游园，突然，一只稀有水鸟，正徘徊于水上。太宗兴之所至，便让跟随的文人作诗吟咏，又想到阎立本擅长绘画，便让宦官急传阎立本前来助兴。
时值公务的阎立本，忽然听到宦官的传旨：“画师阎立本，皇上命你前去画鸟”。无奈，他只能放下案头公务，小步快跑，赶至太宗跟前，顾不得擦汗歇息，便埋首作画。
绘画间隙，阎立本抬头，却看见平时那些跟自己在朝堂上并行而列的同僚也在场，不由得怒火中烧。
当时曾担任吏部主爵郎中的阎立本，掌管着全国官员的封爵，官位显赫。此时 此刻，那些自己提携共事的同侪后辈，却趾高气扬、轻蔑不屑地看着自己。
阎立本感到了极大的屈辱。
画十八学士像，画二十四功臣像，画皇帝接见使臣，都属于经国要务，再苦再累也认了，而今却在皇帝、宾臣面前被太监呼来唤去，汗流浃背地趴在地上画什么鸟，实在太伤自尊。
回家后，他愤恨不平，唤来儿孙，要求不要学习绘画这一技艺，免得招来羞辱。
阎立本的绘画技艺为他带来了艺术上的名誉，却未能给他带来仕途上的口碑。反而因为这一特长，让不少同僚认为他是靠着偏门小道而获得晋升，不屑与其交好。
后来阎立本以画技高超深受太宗信赖，一路升任右相。但更大的屈辱随之而来。
《旧唐书》嘲讽他：“既辅政，但以应务俗材，无宰相器。时姜恪以战功擢左相，故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骋丹青’之嘲'”。大概意思是左丞相（姜恪）在边疆大漠奋勇杀敌，扬我国威；右丞相（阎立本）却是靠着画画这类雕虫小技来取媚弄权。
阎立本没有什么战功，凭借工程设计、丹青绘画类的技艺获得右相高位，在当时的世俗观念里，自然是不能和以赫赫军功取得左相的姜恪相提并论。
还有更毒辣的，唐代刘肃在《大唐新语》、《惩戒》篇中也举了阎立本的例子，最后断言：“以末伎进身者，可为炯戒。”至此，刘肃直接把阎立本定格为一个靠“末伎小道”获得晋升资本的小人了。
倘若阎立本是民间画匠，必然可以赢得更多的尊敬与热爱。身入官场，反而束缚了他的手脚，让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真是“成也绘画，败也绘画”。
在武后夺权的政治斗争中，阎立本走到了对立面，自知难在朝中立身，于是急流勇退，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晚年，他开始了放弃，放弃人世的荣华，放弃身外的占有，甚至放弃了让他又爱又恨的绘画艺术，并将自己的宅第全部捐出，改名普宁寺。
生前贵为丞相，死后亦归黄土。阎立本晚年算是活明白了。如果早一点领悟，也不至于这个“画师”的心结纠缠他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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