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安县地方志(从宝安志到新安县志)(1)

在很多人眼中,深圳是一座“一夜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随着深圳文化事业的发展及众多本土学者的发声,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了,深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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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2日,密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孤本康熙版《新安县志》回到深圳。这是当今存世的有关深圳史志的最早的最全的海内外孤本。目前,现存于世的古代深圳地方志主要有三种:天顺《东莞旧志》、康熙《新安县志》及嘉庆《新安县志》。

实际上,历史上深圳地区的地方志,不止这三种。

不叫《东莞县志》的东莞县志

众所周知,现在深圳市的前身为新安县,于明朝万历元年从东莞县析出。在万历元年以前,东莞县的县志就是深港地区的县志。根据史料记载,东莞县曾经至少有过6次修志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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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东莞县范围图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四川资州人、时任东莞代理县令的郭应木与东莞本地人、南宋进士陈庚合力修了现今可考的莞、深、港地区第一本地方志——《宝安志》。因东莞县旧名宝安,许多当地文人依然习惯用宝安来称呼东莞县,所以这本由东莞县修纂的县志取名《宝安志》。郭应木在东莞任职不过七个月,但他给东莞做了不少好事,除了修县志外,他狠抓教育,还亲自讲课考试,在他任上,东莞百姓安居乐业,舆论称其廉能。明代莞城人陈琏对《宝安志》的评价颇高,认为其“简核而当”,只可惜其书板毁于兵祸,《宝安志》最终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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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应木《宝安志》序

明成祖永乐初年,东莞戙船澳人庄恭和邑人陈义访得《宝安志》一书后,便萌发了续修县志的念头。不久,《宝安续志》问世。不过,陈琏对此书的质量不是很满意,认为该书“第纪载疏略,览者病焉。”

《宝安志》和《宝安续志》之后,东莞的县志就不再以“宝安”为名。之后出现以“宝安”为名的县志便已经是500多年后的1960年,当时的宝安县(深圳市的前身)政府组织编修了《宝安县志》,但未正式出版。

分县前的《东莞县志》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陈琏从南京礼部左侍郎的职位上致仕回到东莞,当时的县丞周式(又名周崇式)立即“返聘”陈琏,邀请他修纂县志。陈琏接手修志工程后,随即开始拜访县中耆老,同时广泛搜寻散佚的档案资料。正统七年(1442),新的县志编修完成,定名为《东莞县志》,这可以说是字面意思上的第一本《东莞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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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像

陈琏,字廷器,号琴轩,官至南京礼部左侍郎,莞邑桥头(今东莞市厚街镇桥头村)人,后寓居莞城同德街。

本志以《宝安志》为底本,增入明代制度、文武、公署、事迹以及本地士绅诗文。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陈琏本《东莞县志》并未刊行,如今本志只存有正统七年壬戍夏六月陈琏所写的序。

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江西平乐人吴中就任东莞知县。天顺八年(1464),吴中找来本县学者卢祥,以陈琏所纂的《东莞县志》为蓝本,重修东莞县志。此次重修经过三次易稿五次审阅而成。这本县志便是现存的莞深港三地最早的一本地方志——天顺《东莞旧志》,此志当时称《东莞县志》。天顺《东莞县志》问世不到40年,刻板便已丢失,而书也变成残本。本志原为十二卷,目前只存有目录及正文三卷,为海内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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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书影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东莞知县陈宁发现卢祥的《东莞县志》已成残本,于是请来邑人刘存业重修县志,记山川、道里、户口、顷亩、物产、吏治、风俗、人才等。可惜,弘治《东莞县志》目前也只存刘存业的序。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黄佐纂修《广东通志》,要求各县上呈县志。于是东莞知县乔诰令谢邦信重修县志。目前此志只存有黄佐的序。嘉靖、隆庆年间,有东莞县令孙学古、本县学者陈士俊编修《增修东莞县志》。

此外,根据乾隆《江西通志》引明朝钟炌《补修袁州府志序》记载,约在嘉靖初年,有李茂卿所修《东莞志》。此志颇有名气,是当时修纂县志的典范。

明朝的《新安县志》

万历元年(1573),应当地百姓的请愿,明王朝析东莞县南部设立新安县,这便是今天的深圳市和香港的前身。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六个版本的新安县志,如今只剩下康熙二十七年(1688)及嘉庆二十四年(1819)两版《新安县志》。

第一本《新安县志》修纂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十四年(1586),建县十四年的新安县迎来第六任知县丘体乾。丘体乾,字时秀,江西临川人,举人出身,为人诚恳,精明能干。丘体乾认为,新安之地历来为军事重地,扼守粤海门户,明朝建立之后非常注重此地,而在新安设县后,还没有人对此地历史做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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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志》丘体乾传

因此在万历十五年(1587),丘体乾找来了已经告老还乡的南园村人吴国光来修纂县志。可惜的是,吴国光因修志期间四处奔忙,操劳过度,再加上在浙江任职时与权贵们周旋争斗,积郁成疾,最终于修志当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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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

丘版《新安县志》“上稽天文,下考地理,中记人事”,保留新安县最初的一笔史料,让后人可查阅新安历史。令人惋惜的是,本志已经失传。

明思宗崇祯八年(1635),福建漳平人李铉到任新安知县。李铉就任不久,倡议重修县志。他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无论是整个新安县的人文风貌还是规章制度,都和丘体乾当政时大不相同,而这些都需要记载下来。于是,李铉找来了蔡、李二公及梁栋明等人,打算重新编修新的县志。在完成县志稿本不久,李铉便被调往海丰,因此此志并未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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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新安县志》序

崇祯十三年(1640),江南旌德县周希曜就任新安县令,上任后,他重启修志工程。崇祯十六年(1643),周希曜版《新安县志》修纂完成,与丘体乾一样,周希曜也为重修的《新安县志》写了序文。不过,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四年后,清军攻下广东。

此外,在崇祯七年(1634),有东莞莞城博厦人张二果、番禺县(一说花县)人曾起莘重修《东莞县志》,此志历时五年,于崇祯十二年成书。之所以提及此志,是因为此志成书时距新安设县不过六十余年,修志之人未能详细甄别东莞和新安的相关史料,新安县的部分史料赖此志得以保存。

李可成与《新安县志》

清初,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实施了“迁海”暴政,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在迁海的范围内。康熙六年(1667),新安知县张璞奉命统计全县剩余田地、人口、赋税,造册上报,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1669)七月,新安县建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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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新安县志》李可成传

康熙九年(1670),辽东李可成任新安知县。八年多的遗弃,新安县遭到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肩负着重振新安县的使命,在短短几年的任期内,李可成派人到处去招复迁移人丁,督促百姓垦复荒地,捐资修葺城垣、县治、台寨、营盘。李可成还采取种种措施,平抑物价,打击奸商,让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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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成《新安县志》序

为了记录八年迁海的巨大灾难及复界后的筚路蓝缕,李可成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启了新安县有清一代第一次修志工作。康熙十一年(1672),清代第一部《新安县志》出世。除了县志,李可成还与新安县的乡绅共同选出了新安县最具代表的八景:赤湾胜概、梧岭天池、杯渡禅踪、参山乔木、卢山桃李、玉勒汤湖、鳌洋甘瀑、龙穴楼台,“新安八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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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八景之赤湾胜概

只可惜,由于新安县地处边陲,内乱外患,史料散失,李可成的《新安县志》与明朝的几本《新安县志》一样,均已无存。唯有序文保存在嘉庆《新安县志》中。

现存最早的《新安县志》

康熙二十六年(1687)直隶大名府开州人靳文谟任新安知县。他一到任,凡对百姓不便之事,一律厘革改正,让群众放心过日子。他为人宽厚仁恕,躬亲勤政,夙兴夜寐不倦,百务修废立新。他走马新安知县七年,对新安县贡献颇多,有“古之良吏”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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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文谟《新安县志》书影

到任新安知县的第二年,靳文谟就开始奉召主持修纂《新安县志》。尽管有几本前志在,但靳文谟的修志工作还是困难重重,此时距离新安复置才不到20年,新安县尚未恢复元气,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太少。靳文谟在序中说道:“海坎孤城,展界未久,而四顾徘徊,荒烟漫草,依稀如故;且文物声华,尚尔有待。徒令海若山灵,笑其冷落,即欲大书特书,侈张润饰,正苦无下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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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文谟《新安县志》序

靳文谟找了教谕黄衮裳、训导许光岳、进士邓文蔚来参辑,广搜旁及,援古证今,继后承前。靳文谟修志一年,于当年冬天告竣,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给我们了解康熙时期的深港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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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文谟版《新安县志》

由于是进贡专用,本志刊刻数量不多。不久,原版县志(共四册)由专人送至京城,存入内阁大库(收藏档案和文书的专用库房)。清亡后新安本地诸多康熙版《新安县志》陆续散佚,唯有内阁大库那部保存完好,后转入京师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成为流传330多年的“孤本”。此志还有两个残本,一本藏于日本(存卷一至卷六以及卷十二),一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存卷二至卷十三)。

1962年,广东图书馆据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油印了誊写本。此本影响甚广,之后学者使用的康熙《新安县志》大多为这个本子。

质量最好的《新安县志》

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江西靖安人舒懋官再次担任新安知县。舒懋官任新安知县期间,注意考察名胜古迹、风俗人情,他发现康熙初年靳文漠所修的旧志,已不能反映新安当时的情况,需要修改补充,便决心编纂新志。为了核实资料,他多次利用下乡办案的机会,“驾帆于鲸波骇浪中,危险莫测。查踏内外洋界址,海境了然于胸”“暇则亲履四境、延访故老”,重新勘测零丁洋航路。由于他在几年的任期内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所以“修新安县志,考订绘图较若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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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懋官的任职书

除了对旧志的不满意,舒懋官修志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嘉庆二十二年(1817),有“三朝阁老、文坛泰斗”之誉的阮元调任两广总督。阮元上任不久,因调补海疆要缺知县折获咎,郁郁寡欢,正赶上朝廷诏令编修《大清一统志》这一国家工程级大型图书,他就在进呈方志的同时,索性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组织学人开局重修《广东通志》,饬令广东各府州县修志进呈,以备选录。重新上任新安知县的舒懋官赶上而且抓住了这次修志的绝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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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懋官《新安县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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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像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舒懋官的好友王崇熙到广东游玩,便被邀请主编《新安县志》。同样,王崇熙对靳文谟的《新安县志》也是不大满意,他认为靳文谟修志的时候新安才刚复界,很多资料都缺失,导致靳志记载详略不当,体例也并不完善,而且错误也比较多。王崇熙到了新安后,舒懋官组织了一个修志班子,正式启动修志工程。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这部24卷18万余字的史志终于杀青付梓,进呈两广总督阮元、广东按察使卢元伟,以备采选,并于同年雕版印刷发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舒懋官、王崇熙的《新安县志》大受称赞,为这本县志作序的阮元、卢元伟等人纷纷在序中加以赞扬,阮元更是认为此志可与唐代地理学巨著《元和郡县志》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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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新安县志》

本志共二十四卷,从沿革、舆地、山水、职官、建置、经政、海防、防省、宦迹、选举、人物、艺文等方面系统介绍新安县的历史,将深港的历史沿革以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的“全景图”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研究宝安、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地情的基础和依据。本志成书后二十多年香港被英国所占,因此,本志是最接近香港近代史的古代史料,书中所载的数据可以与香港开埠早期的历史并列对照,对香港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记载深港地区历史的同时,本志还纠正了旧志记载的谬误,比如在舆图方面,有县治四至图及沿岸岛屿海防形势图,这是此前靳文谟版县志中所述不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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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字版嘉庆《新安县志》

在这以后的清代再也没有重修《新安县志》。民国时期,又有几任县长提议重修县志,并发起修志,可惜都未果。民国十九年(1930),时任县长的胡钰曾重刊嘉庆《新安县志》上下卷,由广州光东书局依据嘉庆初刻本重新用铅字排印,为保留县志做了部分贡献。

分县后《新安县志》版本情况

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初修《新安县志》,丘体乾修。已佚。

明朝崇祯八年(1635),重修《新安县志》,李铉修。未见刻本。

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重修《新安县志》,周希曜修,今无存本。

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新安县志》,李可成修,未刊。

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修《新安县志》,靳文谟修。今有存本。

清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新安县志》,舒懋官、王崇熙修。今有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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