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人来说，“宰相”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古代官职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协助皇帝处理政事，是我们对于这个官职最为直接的印象。清代的“宰相刘罗锅”，明代传奇“宰相刘伯温”，南宋卖国求荣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北宋搞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唐代的女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狄仁杰”，汉初“萧规曹随”的“宰相曹参”，山西还有著名的“宰相村”，曾经走出过五十九位“宰相”。这些历史上的著名“宰相”的和他们各种传奇故事，早就成为我们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基因。就算是不太熟悉历史的朋友，也能对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如数家珍，说个七七八八。
然而，虽然这些“宰相”的名字和事迹，大家可以信手拈来。但是真相却令人咋舌，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代以外，其实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有“宰相”这个官职。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笔者就从介绍什么是“宰相”开始，并以魏晋之际的情况来做一个例子，和大家一起对中古时代悄然流变的官职制度做一个管窥。
一、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宰相”
《史记·殷本纪》：
“政事咸决于冢宰。”
《史记·齐世家》：
“崔杼为右相”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以前，“宰”和“相”经常分开使用，但是意思却都差不多，都是指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高级官吏。而到了战国以后，“宰相”就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了，而意思保持不变，并且在随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如此，并作为一个口头用语传袭至今。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正如前文我们谈到的那样，“宰相”虽然已经有了明确的意思了，但是却从来没有（除辽代）作为过一个正式官职名。在各个朝代，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官职的官员充任宰相。有些朝代比较明确，争议较少，比如西汉丞相或三公是实际的宰相，而唐代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可以被认为是实际担任了宰相，这些基本是一个公认的结论，几乎没有争议。
然而因为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和记载，在更多的时候，哪些官职是“宰相”，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争议的空间。这种争议，从古到今，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当时，关于“谁是宰相”这个问题，都存在有不同的看法。而本文要讨论的魏晋之际，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典型时期。
二、“宰相”的“标尺”是什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尚书和中书究竟哪个才是魏晋时期的真正的“宰相”。
《晋书·梁王肜传》：
“肜位为宰相，责深任重，属尊亲近，且为宗师，朝所仰望，下所具瞻。”
《晋书·贾充传》：
“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
《晋书·何充传》：
“充居宰相，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
从《晋书》的记载里，我们看到司马肜守尚书令被称为“宰相”，贾充也因为尚书令一职被荀勖称为“宰相”，而何冲也以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而居“宰相”。加之自东汉以来，三公的宰相权力一直在被尚书台侵夺。似乎魏晋之际，尚书就是实际的宰相不应该有任何问题。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谈到过的，即便是在当时，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尽一致。这种看法上的不一致，在史籍中自然也有所表现。
《通典·职官三》：
“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
《通典·职官三》：
“永昌元年……其后或有相国，或有丞相，省置无恒，而中书监、令常管机要，多为宰相之任。”
《通典》先是回顾了三公失去“宰相”权力的过程，并给出结论“尚书”在魏晋成为真正的“宰相”，但是《通典》又明确把中书监和中书令也视为“宰相”，这里不仅出现了和《晋书》截然相反的结论，还“自相矛盾”。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文献通考》倒是给出了一种“和稀泥”的说法，认为魏晋时期的尚书和中书都是“宰相”，然而这无疑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宰相”作为首辅，显然不可能出现两个职位同掌并立的局面，而不管是曹魏还是西晋，中书和尚书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文献通考》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
笔者觉得，这种史料里相互颉颃的结论，一方面说明魏晋之际究竟谁是“宰相”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莫衷一是的局面；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其实大家对于“宰相”缺乏明确的定义和制度化的梳理，往往流于表面现象，看到某某人权力很大，他的官职就往往被视为“宰相”。
“宰相”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最为重要的官职之一，关于它的解读却陷入了混乱纷纭的状态。这显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件事。所以面对这种认知上的混乱，《通典》也做出了澄清上的努力。
魏文帝曹丕把孙资为中书令、刘放作为中书监来掌管机密，两人拥有极大的权力；晋武帝以荀勖作为中书监“毗赞朝政”的施政极有成效。
“八王之乱”前夕，太子东宫的刘卞劝说张华效仿司马懿发动政变，废黜贾南风以保太子，也用了“公居阿衡之地”的说法。而刘卞口中所谓的“阿衡”其实就是宰相的意思。
《诗·商颂·长发》：
“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阿衡本来是商代的官职名，伊尹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所以常常被后世用来代指宰相。
《机权论》：
“伊尹躬受汤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诸桐宫也。”
而当时张华就是中书令，所以张华才被刘卞视为宰相，并以此说明张华有发动政变的合法性。
依据上面这些例子，《通典》得出的结论是，“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笔者觉得，相比起《文献通考》，《通典》虽然成书在前，反倒是显示出了想要对“宰相”给出科学定义的努力。按照《通典》的说法，魏晋以来，“宰相”以“他官”的形式存在，这里的“他官”显然是相对汉代的丞相和三公而言的。因为汉代的“宰相”都是在这些职位中产生的，而魏晋之后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令，其他官职参录尚书事等等，只要被皇帝所倚重，能够参与机密，制定政策，统帅百官，谁就是真正的“宰相”，甚至侍中一类的官职，都可以是“宰相”。
无独有偶，《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也显示出和《通典》相似的看法。
《资治通鉴》：
“六月，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如故。华以王弘辅政，王昙首为上所亲任，与己相埒，自谓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
王华当时是右卫将军且掌管禁军，还兼任侍中，而魏晋以后“侍中”意味着可以入禁。但是因为有司徒王弘和侍中王昙等人的存在，让他感觉到“宰相顿有数人”的窘迫，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资治通鉴》在这里给出的结论和《通典》几乎完全一样，只要皇帝和谁讨论大政方针，把重要的政策交给谁去执行，谁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以此推之，当时的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都可以算作是“宰相”了。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从王华的叹息中，得出了“宰相无常官”的感性认识的话。《通典》就更像是想要从之前的“故事”里，去抽丝剥茧，为我们总结出关于“宰相”的一般规律。在这里，《通典》显示出了理性探讨的光辉。《通典》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把“宰相”置于一种动态过程去考察，企图从繁纷芜杂的历史现象背后，去获得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它通过大量的“案例”，看到了“他官”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并以此得出了“宰相”“无有常官”的事实。可惜的是，《通典》得出的结果既不正确也远远没有达到“标尺”的程度。《通典》止步于此的原因，笔者觉得是因为其毕竟其成书于一千多年以前，还难以从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去梳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因此也就只能停留在“排比史料”的层面了。
笔者觉得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祝总斌老师，祝老师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提出了界定“宰相”的两个条件，并认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标尺性”的定义，显示出了极大的科学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把“标尺”，就可以按“尺”索“相”，清晰地辨明历代哪些官职是真正的“宰相”，而不会陷入《通典》那样的“无有常官”的迷惘。
据此，魏晋之际尚书和中书，到底谁是真正的“宰相”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为什么尚书是“宰相”，而中书权力又极大？按照祝总斌老师的定义，魏晋之际的“宰相”最终定格在尚书身上。之所以要使用“最终”一词，是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后汉书·仲长统传》：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这段《后汉书》里的记载，曾经被作为中学的历史考题，问这种情况说了什么，正确答案为“台阁已经完全掌握了国家决策权力”。笔者觉得其实这个答案是相当值得商榷的。如若按“宰相”应该具有参与机密的议政权力来看，东汉的尚书无疑是符合的。但是问题在于在东汉尚书并没有监察百官的执行权，这部分权力依然被三公所保留。
另外，即便是所谓的议政权，也并不是一句空话。三公有三公府，是一套完整的办事机构的。这样才能保证议政之时言之有物，确有政见。而我们都知道，尚书台要直到曹魏后期，才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就东汉的情况而言，尚书不仅缺乏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就连议政权，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但是，到了魏明帝后期，史料中开始极难看到军国文书送报三公的记载。反而提及这些重要文书的史料，大都和尚书台有关。
《三国志·傅嘏传》：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
《魏略》：
“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
以上两则史料也向我们展示出，除了审阅奏文的权力被尚书侵夺之外，原来属于三公的选举权在曹魏后期，也已经完全落入了尚书手中。
东汉到曹魏的两百多年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尚书台不断侵夺三公府的各项权力。特别是曹魏后期走向魏晋禅代，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尚书台最终取代了三公府，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决策机构。
《晋书·刘颂传》：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
《晋书》的这段叙述，则似乎是完全按照定义“宰相”标尺一样，向我们展示出入晋以后，尚书台则不仅完全握有议政权，还可以监察百官执行成效，成为了公认的“宰相”。
但是，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那就是，尚书虽然完全符合“宰相”的定义，但是为什么中书依然拥有很大，甚至超过尚书的权力，却不能被视为“宰相”呢？
《通典·职官三》：
“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
《通典》里关于中书情况，除了介绍其职责执掌之外，还用了“凤凰池”这样的溢美之词，既向我们展示了中书的权势不俗，又点破了中书之所以具有这样地位的原因。那就是“地在枢近，多承宠任”，完全是因为亲近皇帝所致。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
《三国志·刘放传》：
“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
魏明帝曹睿临终前，本来打算以燕王曹宇等人辅政。但是孙资和刘放因为和曹宇等人有过节，利用自己中书职位和曹睿亲近的有利条件，进谗言“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最终让曹睿放弃了让曹宇参与辅政的决定，并且“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建议启用司马懿，并最终让司马懿获得了合法的辅政地位。
从这个角度讲，中书确实具有左右朝政大局的权力，甚至“号为专任”。这也是很多人把中书视为“宰相”的重要原因，然而中书这样的地位完全是因为“附至尊”而得到的，而非制度选择的结果，既不合法，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等到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权衰落，中书的权势比起魏文帝和魏明帝之世，就被认为是“非显选”了。这个阶段出任中书令的大都非司马氏亲信，反观进入尚书台的卢毓、裴秀等人，俱为司马氏心腹。尚书和中书，孰重孰轻，就不言而喻了。另外，即便是中书权势煊赫的时候，也只是体现在影响皇帝的决策方面，还根本谈不上监察百官执行决策这个层面。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中书都不能被视为是真正的“宰相”。
结论“宰相”也许是我们普通人接触最多的古代官职之一，历史上诸多“宰相”的传奇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然而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宰相却有着特定的含义，制度的发展有时候往往润物无声，某些变革的细节不易被人察觉。我们通过对汉魏制度变迁的考察，重新获得了“宰相”定义的标尺，并按“尺”索“相”。对魏晋之际看似相似，实则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官职尚书和中书进行对比，明白了中书权势煊赫背后的原因，同时也确认了尚书才是真正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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