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的经典歌曲（我读深情三部曲）

郭进拴|我读《深情三部曲》

郭进拴，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六十余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

作为教科书里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沈从文、鲁迅、郁达夫等中国近代文学大家还有着怎样的“烟火”一面？他们的恋爱和创作又交织出何种灵感火花？

“从2006年开始动念，到2021年，三部作品集结出版，刚好15年。对这三个人的阅读，耗去多少个春和秋，然而，正是他们与所处时代的互动，让我明白，一个写作者，必须要写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近期，《恋爱中的沈从文》《恋爱中的鲁迅》《恋爱中的郁达夫》组成作家赵瑜“深情三部曲”，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带读者走进作家的情感世界，见证一段段鲜活的近代人文史。在他看来，有时普通人往往无法将个人的现实困境梳理清楚，直到很多年以后才顿悟；而从名家的情感路径来看，不论是沈从文还是郁达夫，他们遇到困难后，并没有像普通人一样退却，而是反复打破旧有格局，梳理自己之前为什么会失败，并袒露在相关书信或作品里。

以《恋爱中的沈从文》为例，赵瑜记得，2006年曾独自带着沈从文的几本书，沿着他1934年回湘西的路线，重走一遍，而且特地在凤凰买了一套房子。这本书更接近沈从文前半生传记，止笔于张兆和与沈从文携手步入婚姻生活。作者细致梳理沈从文的散文、小说、书信，以慢镜头式的诗意书写，力求“复活”动态的沈从文。爱情是被放大的横截面，从沈从文的懵懂初恋，到为别人充当“爱情顾问”，再到他对张兆和的三年苦恋，他们之间“一杯甜酒”的爱情故事迷醉了万千读者。业内评价，作者扮演了温柔说书人的角色，把情书背后的故事、情绪甚至时代背景娓娓道来。

比如，书中谈到，沈从文有一篇小说叫《春天》，从未发表过，直接收入到《沈从文子集》里出版，后又收录《沈从文全集》第六卷，这篇小说用近乎摄像的方式记录自己得不到张兆和回应的悲伤。

他在1930年3月18日给王际真的信里写道：“因为生自己的气，仿佛不甘心与世界离开，又不愿与生活讲和，凡是一个男子应做的事我总不做，仅仅关到房门摔家伙生气，到把所有一点好东西毁坏完事时，力气用尽，需要哭了。一个快到三十岁的人，成天就这样过日子，说起来也真是奇怪的事！”而在小说《春天》里，他也写了类似的细节——“……一种发脆的似乎有埋怨神气的声音在房中响了，发怒的他很软弱的坐到一张椅子上去，望到破镜所在的屋角发痴。”

“阅读沈从文的散文时，你会发现原来日常生活中他认识的人，在小说中变成了某一个人。要将散文、小说、书信一起看；包括他写情书给张兆和的同时，也给不少人写信，同一时间不同的信相互印证来读，则多了一个视角来映射1930年代孤独的沈从文。”赵瑜说。

此外，《恋爱中的鲁迅》以《两地书》为蓝本，参考鲁迅日记、书信等大量资料，呈现恋爱中的鲁迅形象，诸多人性细节富有趣味。而郁达夫作为复杂的人性标本，他的小说惊世骇俗，在恋爱婚姻中的表现也一再惊动时代且余震不断，《恋爱中的郁达夫》结合观照郁达夫的人生遭际、情感经历、文学创作与人性细节，梳理其日记、书信，以及与同时代人交集往来，还原其恋爱婚姻中的幸福欢喜、纠结困顿，他承受的分离之苦、嫉妒之伤与毁家之痛，全面呈现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

比如，郁达夫1927年写给“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的情书，“套路”有多深？他在信中如是倾诉——“爱情本来要两人同等地感到，同样地表示，才能圆满地成立，才能好好地结果，才能使两方感到一样的愉快，像现在我们这样的爱情，我觉得只是我一面的庸人自扰，并不是真正合乎爱情的原则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自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己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酢。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令人一窥他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与想法。

“从恋爱入手，是一条捷径。或许没有许广平，鲁迅依然会是大文豪。沈从文也一样，没有张兆和，仍然会写出很多好作品。然而，有了恋爱以后，大作家的世界更加圆满，有烟火气息。他们所关注的世界便也更多样。”在作者看来，要将这些认知的收获写出来，和更多读者分享，才算不辜负他们。恋爱中的状态，往往最能表现出其真实的性情。对像鲁迅、沈从文、郁达夫这样的大作家，也不例外。有人说，一个恋爱中的作家，大于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作家。那么，从大作家的恋爱状态去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所处的时代空气，不失为在阅读其作品进入其精神空间的一种特别的角度。当代作家赵瑜，特别喜爱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常常阅读他们的书信、日记，全集，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作品，研究他们的交游，经历。他发现，虽然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已经大名鼎鼎，但其实很多人对他们的了解，角度还是比较固定和单一。比如提到鲁迅就是横眉冷对，非常严肃，非常符号化。哪怕是讨论他们的爱情，也是陈词滥调较多，比如关于沈从文就是“乡下人喝一杯甜酒”，对沈从文的爱情与人生的关系，缺乏深刻的洞悉。

于是赵瑜决定自己动手写这三人的爱情生活，以此更深理解这三个人物的性情特征和优缺点、其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以及对当下现实的启示。从2006年动念、准备、写作到“深情三部曲”（《恋爱中的鲁迅》与《恋爱中的沈从文》，《恋爱中的郁达夫》），2021年夏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前后经历了15年时间。

“沈从文最最春风得意的，依旧是恋爱的成功”

赵瑜的解读是别致的。在《恋爱中的鲁迅》，他特别提到鲁迅具有“中年遇到爱情，非常可爱的、孩子气的一面”。写沈从文的爱情，要写出新意，并不容易。因为沈从文的传记有很多，不论是学术的，还是市场化的，还有误读的，都有很多版本。里面不乏对他爱情生活的描述。赵瑜说，有一天，他在沈从文的墓地前坐着发呆，突然就想到一个新的角度，“我忽然觉得沈从文这个人从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小学毕业，一步一步走到北京，走到中国文学、政治、经济的中心，后来到大学当教授，又追上了当时家族非常显赫的姑娘，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这种成长感。放到当下，如果有一个小学或者初中毕业的乡村打工者到北京，哪怕他非常有天赋，他能成长为沈从文吗？”

从被历史埋没，到再度被发现，沈从文的文学声誉充满曲折。一九七九年，一个叫作荒芜的诗人发表的一首诗揭开了沈从文作品走向大众的序幕，诗是这样的：“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清歌处处闻；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在赵瑜看来，“说到底，沈从文最最春风得意的，依旧是恋爱的成功。张兆和是沈从文灵感的源头，在《湘行书简》的很多封信里，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没有张兆和，他写不出那么多动人的文字。”

在《恋爱中的沈从文》的后记中，赵瑜写道：“当沈从文成为一个文学大师，他的身份便一点点远离日常生活，而我的书写，正是要将他身上的光环剥下，让他回到他恋爱时的小痴狂中，让他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所以我一次次地将沈从文的文字放大，捕捉到他的心跳，他的眼泪，他的完整的孤独。”

“郁达夫内心需求额度很大，他的孤独感远远大于他所处的时代”

郁达夫是民国最为复杂的一个人性标本。他的小说惊世骇俗，他在恋爱婚姻中的表现也一再惊动他的时代且余震不断。在《恋爱中的郁达夫》中，赵瑜把郁达夫的人生遭际、情感经历，以及他的文学创作与人性细节结合在一起来观照，深入呈现一个作家人性的丰富与人格的复杂。他深入梳理郁达夫的日记、书信，他的创作，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的交集往来，深度还原郁达夫恋爱婚姻中的幸福欢喜、纠结困顿，他承受的分离之苦、嫉妒之伤与毁家之痛，全面呈现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在时代的挤压与人性的弱点夹击之下的郁达夫的真实面容。

从《沉沦》到《迷羊》，从《春风沉醉的晚上》，到《她是一个弱女子》，赵瑜说，这些小说标题的变化，几乎也见证了郁达夫内心生活的变化。他的清醒且克制的时光，便是和王映霞恋爱、结婚以后的时光。那十二年，是郁达夫人生的黄金时代。赵瑜写道：“郁达夫是一个内心需求额度很大的人，他的孤独感远远大于他所处的时代，是他内心里的欲望塑造了他。他的爱情，抵挡不了时代的灰尘，也没能抵挡住人性的弱点。”

1976年生的赵瑜，是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这一套“深情三部曲”，是他这些年深阅读和精阅读的产物。他说，对这三本书的阅读和写作经历了15年，伴随了他个体的成长，滋养了他的写作。“虽然从名字上来看，它是通俗的作品，但事实上我所呈现的远远不止“恋爱”这两个字。如果没有恋爱中的沈从文，沈从文仍然还是一个跟文坛格格不入的一个当兵的；如果没有跟王映霞的这一场恋爱，郁达夫仍然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任何一个正式的角色里面。所以说三部作品的完成，我觉得也是一个作者对时间理解的过程，从2006年到2021年，这15年，我用三本描述别人的作品，来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们先来谈谈你为何把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这三个人放在一起吧。还有就是为何选择这三个人，而非其他？

赵瑜：我首先要说一下这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恋爱中的鲁迅》一书动念于2006年，完成于2007年。而《恋爱中的沈从文》一书写作于2014年，完成于2015年。最后这册《恋爱中的郁达夫》写作于2020年，完成于2021年初。也就是说，三部作品的时间跨度整整十五年。在我开始写《恋爱中的鲁迅》一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会写三本。写鲁迅也是偶然，和我一个人从内陆到海南工作有关系，2006年秋天，我到《天涯》工作，时间一下子变得很多。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回到住处，除了阅读无事可做。我开始阅读鲁迅的日记，书信，全集，注解，回忆录。读得久了，我有一阵子觉得，我和鲁迅是朋友。而我的朋友鲁迅正在被误解，我觉得我有义务将他有趣的部分写出来。这是动因。写完鲁迅以后，我就想写沈从文了。如果说刚开始写鲁迅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要不要写第二部，但是，写完鲁迅以后，我就想着要写沈从文。这也和我的一段行走经历有关。也是2006年，没有到海南工作之前，我辞掉了一份工作，曾经沿着1934年沈从文当年回家的路线，重走了一遍湘西，那一次行走花了28天的时间。这是我与沈从文的亲密关系。等我将《恋爱中的沈从文》写完以后，那么，郁达夫这个人几乎就呼之欲出了。因为，在沈从文一书中，郁达夫已经出场了。而在写鲁迅的时候，郁达夫也出过镜。所以，一个与鲁迅和沈从文有交集的人，且恋爱谈得也很痴狂的，就是他了。

陈涛：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阅读，我仿佛看到在他们的身上，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恋爱婚姻样态。譬如鲁迅与许广平是执子之手、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与子偕老的理想样态；沈从文与张兆和是那种爱得卑微、小心，彼此并未达到心灵真正互通时仍然坚持的常见样态，还有就是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爱有多狂野，恨有多强烈的至亲至疏夫妻样态。

赵瑜：总结得很好。我是贴着这三个人物的日记和书信来写，基本是如实呈现。那么，鲁迅中年恋爱，是一个相对被动却又稳妥的爱情，从“彷徨”期到“我可以爱”，也不过一年的时间，说到底，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温暖人的。而沈从文是一种单方面的热情，所以，沈从文的婚姻样态更多的是一种终于获得了珍宝的初恋心态。沈从文一辈子对张兆和都是恋爱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沈从文是幸福的。郁达夫呢，是了一个恋爱中的疯子，是一个不计后果的投入者。他们夫妻从甜蜜到毒药，都是热烈的。这是三种类型的恋爱婚姻，也是三种男人的爱情结局。

陈涛：我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纯真博物馆》时，我从中读到了主人公的如何恋爱，也读到了作者如何让他们去恋爱，而你则直接写了作家是如何去恋爱，似乎当下少有人如你这般去写。看作家谈恋爱，与阅读那些关于爱情的作品，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赵瑜：我理解你说的差异性。我们在看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会天然地挑剔作者处理人物关系的细节。甚至会质疑故事的逻辑是不是不合理。这是我们阅读虚构作品时常有一种心态，然而，当我阅读沈从文的情书，郁达夫的情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真相，有时候完全不符合我们所擅长的日常逻辑，真实的东西有时候大于我们需要的逻辑。那么，这就需要再度创作的时候，我要找到被我们忽视的隐藏了的逻辑，来仔细地还原那个特殊时代下的沈从文或郁达夫，为什么会那样写，那样做。

所以，当我们读小说中的爱情的时候，事实上，我是挑剔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创作者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因为感动，而忽视细节的瑕疵。但是当我们阅读非虚构的情书的时候，我会立即跳出背后还有一个作者这样的闭环里，我会相信很多东西，当我不理解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要创作的开始。我一定要将所有可能引起误解的东西梳理清楚给大家看，这样才有价值。

陈涛：在这三人当中，如果要你选，你更喜欢恋爱以及婚姻状态中的哪个人？

赵瑜：这三个人中，鲁迅是被爱的元素更多一些。沈从文是主动的成分更多。而郁达夫几乎是狂轰乱炸。如果是早些年，我可能更喜欢鲁迅一些，我觉得，一份深情的开始一定是克制的。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宽容，多面。我现在反而觉得，郁达夫这样的感情方式，才可能是爱情的本质。爱情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一段感情里丢失自己。

陈涛：在恋爱当中，鲁迅是被动的慢慢地被温暖，沈从文与郁达夫是主动的，但他们二人又不同，像郁达夫，1927年，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 真的是简单粗暴，他的冲动把家庭和生活搞得都不愉快。而沈从文则小心一些，卑微一些，他没有郁达夫的那种躁动与直接。但沈从文很尊重郁达夫，他说，“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赵瑜：这三个人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鲁迅和郁达夫都去日本留学过，都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作品。从见识上来说，略宽于沈从文。然而，沈从文的成长史，也充满了传奇。一个乡下的小学未毕业的大头兵，最终靠着个人的成长，终于接近了这些这些大师们。沈从文的漂泊感，自卑感，都是他成长路上最有益的元素。所以，他和张兆和的爱情，也是得了张兆和的姐姐的一个“允”字。沈从文的前半生，至少是非常幸运的。而沈从文对郁达夫的理解，是因为，他始终感激在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是郁达夫帮助了他。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和托付的朋友。

陈涛：长期以来，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当然，他有千万个被我们供上神坛的理由。高中时读鲁迅的作品总觉得苦涩难懂，长期以来一直以为他就是版画中的那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模样。但我看到《两地书》后，看到他对许广平的称呼从广平兄到害马再到字母等等的变化，我能感受到他的内心在一点点温热，偶尔的调皮、无赖与恶作剧都出现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亲近了。这是否也是你当初想把鲁迅拉下“神坛”的理由？

赵瑜：对，我在《恋爱中的鲁迅》一书的序言里也特别提到，鲁迅被神话的同时，也被遮蔽。就是说，他从一个丰富的人变成了一个符号化的神。还是回到我刚到海南工作的时候，我对鲁迅的阅读，一开始差不多也是崇拜的。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开始阅读鲁迅的时候，鲁迅是一尊神，人格很有魅力，但是，他和我离得远。读得久了，我后来觉得，我仿佛也被时间派到了鲁迅的时代，和他一起吃饭，见友人。读得久了，就可以把一本书的作者读成朋友，这是真的。一直到后来，我觉得，我和鲁迅不但是朋友，还是要好的哥们儿。所以，我写鲁迅的时候，不时地会和他称兄道弟。虽然接近于玩笑，但是，正是基于如此亲昵的关系，我才要下决定将鲁迅先生拉下“神坛”，还原他人间烟火的一面。

陈涛：阅读你的作品，我想你肯定认为知识分子都应该谈恋爱。在你看来，一个人，如果内心生活如一潭死水，那么，他是不可能写出丰富而富有人情味的文字的，他们借助恋情丰富了内心生活。

赵瑜：对，恋爱，恋物，哪怕是恋上旅行。都是对日常生活的补充。一个写作者，恋爱其实就是打开感官的开始。荷尔蒙，或者更直白一些，欲望，是创造世界的开始。但是，平衡这些恋爱中的内心波澜，也是一门技术。我个人始终觉得，写作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个作家与另外一个作家的区别，除了阅读，成长史和天赋之外，一定有一个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情感的体验。一个没有丰富情感的人，很难在作品中比拟万物，那么，就很难写出维度更多的作品。

陈涛：张兆和在沈从文死后才真正理解了他。她说，“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若从男性角度来看，你理想中的爱人对男性的评价是怎样的？

赵瑜：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评价的变化，原因是她自己的提高。如果张兆和一生都不提高自己的认知，那么，她对沈从文的评价是不会变化的。这话题有些沉重，且不便展开。然而，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要求却没有那么高，在沈从文的眼里，张兆和怎么做都是对的，这就是爱情。作为一个男性，我个人觉得，理想中的爱人对男人的评价，应该是，支持所爱的人坚持做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不抱怨。这样用文字描述出来，极其简单，然而，现实生活中，这几乎是最好的伴侣了。因为极难做到。

陈涛：鲁迅对《两地书》的出版其实是有疑虑的，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书店来印这样一本书。这些书信一是毫无革命气息，二是也并非毫无掩饰，至情至性，因为鲁迅如论给谁写信，最初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同时，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些紧要的地方也都删掉了。所以，你是否会担心被人说不严谨，甚至有曲解的嫌疑？

赵瑜：涛兄，我不知你看过没有看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那一套《两地书真迹》，如果你看过这本书，你就明白了。这是鲁迅亲自誉抄的《两地书》的原稿，怎么说，字非常美，你从鲁迅的小字里，就能看得出，他是笑着重温这些信。他抄得幸福极了。现在很多个出版社的书法，都是集的鲁迅先生的字，其实都是从这部《两地书真迹》中集的。在《两地书》的序言中，他的确解释了为什么要出版一部私密的通信集，顺便说了他之前的信都不敢保存下来，主要的原因是怕自己如果有不测，连累别人。这倒也是妥当的。然而，出版《两地书》，保留很多亲密的称呼，他自然知道，这书将来一定会有人转告北京的朱安女士。但是，相比种种担心，最后鲁迅还是决定出版，自然也有向全世界宣告和出示恋爱证据的意思。

所以说，《两地书》的出版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两部作品的出版，可能，我们对鲁迅的误解会加重。还好，还好。

陈涛：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有无继续此类写作的计划？如果有的话，你想写写哪位作家？

赵瑜：我个人觉得三部曲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所以，本来我还想写一下徐志摩，但是，我发现，我找不到第五个人可以写。要么三部曲，要么五部曲。这是我的一个小偏执。所以，我倒是想过再写三个女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写一下《恋爱中的萧红》《恋爱中的张爱玲》以及《恋爱中的白薇》。但是，写作可能需要一个机缘。目前是不会马上开始写作下一个三部曲的。

【一】从动念到写作、出版，前后经历了15年

“深情三部曲”是赵瑜近年来深阅读的产物。

他从阅读鲁迅的书信、日记开始，进而阅读他们的全集、他们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研究他们的交游和经历，从动念到写作、出版，前后经历了15年。

好的恋爱，能体现一个人的最美心性与最高智慧。赵瑜让读者看到，1925年3月之后的鲁迅，因为一封崇拜者的来信，内心开始复活，从愤怒与绝望中感受到了生命中的绿意，在生活中开始变得温情柔和；沈从文呢，是在恋爱中成长的人，恋爱让沈从文和他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好，一份好的感情对一个人会是长达一生的滋养；而郁达夫，爱情也给予了他极大的原动力，将他的人生点燃，让他奋不顾身，但是他的爱情抵挡不了时代的灰尘，更抵挡不了人性的弱点。

赵瑜不仅写他们的恋爱，也梳理了他们性情的由来，他们的人性之美与人性弱点，他们所处的时代，时代对他们的箝制和羁绊，他们作为文学先驱对时代的挣脱与超越。

这三个人物，也横向链接着他们同时代的人，赵瑜也同样富有意趣地呈现了恋爱中的他们与同时代人的交往，如鲁迅与周作人、顾颉刚、林语堂、韦素园、孙伏园等，沈从文与丁玲、郁达夫、胡适和林徽因，郁达夫与孙百刚、郭沫若、刘海粟、徐之音等，种种的交集与牵系。所以，“深情三部曲”不仅带读者走进文学大师的情感世界，也是走进一段鲜活的民国人文史。

“赵瑜不是学者，研究这几位文学大师没有学术上的焦虑，他进入他们的方式，有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发现和体察。他只是呈现、还原，以生动饱满的人性细节，探索他们的情感脉络与内心真相，反映人与时代、与他所处的境遇的关系。”作为“深情三部曲”的策划和责编之一，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杨莉说，赵瑜的书写，贵在思想性、文学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因为他有对社会，对一个时代的深入观察，有表达的意味，叙事的意味，于是，人性的横切面与一个时代的横切面得以生动再现。”

而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马达认为，作为作家的赵瑜，能够和这三位前辈作家和平共处，并且创造出了有丰富内涵、有历史厚重、有时代感的三部曲，既可以理解成这是赵瑜对三位前辈的“深情”，也可以理解为通过对三位作家的书写、描绘或者说是回望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们对待女人、对待爱情、对待社会的深切感情。

【二】在文本里跟鲁迅称兄道弟，没有什么违和感

《恋爱中的鲁迅》是“深情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书，筹备时间是在2006年，而三部曲的创作时间跨度直到2021年，历时15年。这三本书的书写，同时也记录了赵瑜本人15年的变化。

这三本书的写作有一个顺序，先写鲁迅，又写沈从文，最后写了郁达夫。“假设这三本书的顺序是颠倒的，假如我先写了郁达夫，我相信它会是另外一个面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年龄做一定的事情，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写作顺序。”赵瑜说。

2006年，赵瑜从郑州到了海南工作，一个人在海南生活了9年，从一个非常市井化的城市，到一个有漂泊感的岛屿，个人时间非常多，在这样一个生存语境下，他开始阅读鲁迅的书信、日记以及其他作品，当时他没有想过会写一本跟鲁迅有关的书，只是想单纯地读一读鲁迅不被人知的一些生活细节，有的时候觉得太好玩了，就会做一些笔记，但仍然没想过会从恋爱的角度去写鲁迅。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当自己跟别人交流鲁迅的时候，大部分人对超级大IP的理解是非常单一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鲁迅，但大部分人对鲁迅都有误解，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符号化的形象。

而真实的鲁迅，他们并不关心，而且也没有时间关心，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只需要教孩子把作文、把答案写正确就行了。这样有名气的一个人，在传播的过程中，丢失了太多的信息，他成为一个完全被鲁迅自己都憎恨的形象：一个单一的、正确的、愤怒的形象，所以这是激发赵瑜写鲁迅的一个动因。

要想让鲁迅的形象饱满，是写他的饮食吃喝，还是写他的审美，还是写他的一些幽默的生活方式？后来，赵瑜找到了《两地书》，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这就是《恋爱中的鲁迅》的来源。

这本书创作完成的年份是2008年，用赵瑜的话说，“还算年轻”，所以他用了一种非常调侃的方式来呈现。“当你反复阅读一个人作品的时候，一开始你会觉得他是你的师长，你读了一阵子，就会发现他是你的朋友，再读一阵子你会发现他是你的哥们儿。”

赵瑜坦言，当时自己写鲁迅的时候，完全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兄弟，抱持这样一个心态去创作，就会很放肆，没有距离感，所以那样一个年龄写《恋爱中的鲁迅》的时候，经常会在文本里面跟鲁迅称兄道弟，没有什么违和感。

【三】重走沈从文的路，特意在凤凰买了一套房

《恋爱中的鲁迅》出版后，当时反响很好，在纸质媒体还非常繁荣的时代，《恋爱中的鲁迅》曾经被全国将近30家报纸连载，包括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在内的很多电视台做过专题访问，这促使赵瑜有了写作第二部的念头，这就是《恋爱中的沈从文》。

《恋爱中的沈从文》于2015年完成，跟《恋爱中的鲁迅》相隔了8年。赵瑜说，这样的写作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文学大师大众都很熟悉，如何找到一个大众想看的角度，非常困难。

赵瑜说，当年阅读沈从文的时候，他很多次觉得没有必要再写沈从文，因为沈从文的传记有很多，不论是学术的，还是市场化的，还有误读的都有很多版本。

有一天，赵瑜在湖南凤凰沈从文墓地前坐着发呆的时候，忽然觉得沈从文从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小学毕业，一步一步走到北京，走到中国文学、政治、经济的中心，后来到大学当教授，又追上了当时家族非常显赫的姑娘张兆和，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这种成长感。

放到当下，如果有一个小学或者初中毕业的乡村打工者到北京，哪怕他非常有天赋，他能成长为沈从文吗？绝无可能。为什么没有这种可能？这就需要一本书来阐释，这也是赵瑜写沈从文的勇气和动因。

赵瑜很喜欢沈从文。

2006年，他曾经沿着沈从文1934年回家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他走过的路，历时28天，后来他又在凤凰买了一套房子。“喜欢一个人，你会沿着他所走过的足迹去走一遍，你读他的书，读他的传记，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到他的家乡去买一套房子吗？不可能，我觉得在中国绝无仅有。”

（赵瑜（右一）在分享会上）

有一年，赵瑜在海南遇到了沈从文先生的儿子沈龙珠，沈先生做讲座赵瑜负责主持。“我告诉他我喜欢沈从文，我曾经在湘西凤凰买了一套房子，沈老师对我说，看来你比我喜欢他。”

写了两本民国人物的恋爱故事以后，第三本呼之欲出。

【四】与鲁迅、沈从文有交集，写郁达夫时心境更宽阔

在写沈从文的时候，赵瑜已经确定要写郁达夫。为什么？

“因为郁达夫跟我之前写的这两个人物关系非常暧昧和熟悉。”赵瑜说，熟悉沈从文的人都知道，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往文坛走的路径就会很困难。因为郁达夫为沈从文写了一封《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让沈从文快速被北京文坛所知道，而郁达夫又跟鲁迅关系非常好，鲁迅跟周作人闹翻以后，郁达夫在他们两个中间也起了一些非常柔和的作用。”

赵瑜说，郁达夫是目前很难梳理的一个人物，因为没有办法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定义他。你可以说他是爱国者，他是文学家，他是革命的战士，但都很难准确地概括他，他大于他所生活的时代。

郁达夫1913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待了将近10年，这时的日本正好是女性开放的时代，对郁达夫来说，他就相当于从一个世纪跨到另一个世纪，这样一种文明的碰撞，瞬间瓦解了他旧的认知，所以郁达夫刚到日本的时候，他是崩溃的，他简直要疯掉了。

他在中国所接受到的是传统的教育，他写旧体诗，到日本以后，日本的那种文化碾压他之前所形成的价值和判断，所以郁达夫在日本的时候是非常“堕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时代抗衡。苏雪林曾经很激烈地抨击郁达夫，她认为郁达夫这个人的作品应该永久封禁，这个人就应该被流放到沙漠，9年不能出来，因为她认为郁达夫这个人有毒，他会教坏女人或者男人，这就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判断。

还好，郁达夫非常聪明，他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让周作人评价一下他的《沉沦》，受托人给他写了一篇好评，郁达夫便没有被封杀，这就是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成长的确是蹦极式的成长，所以他观念的更新变化以及定型的过程，都是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我写郁达夫的时候是去年，我已经40多岁，作为一个中年人，我已经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我觉得我更宽阔一点，我不会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文学以及他的认知，我所做的是克制的呈现，这样的写作对郁达夫来说是公平的，因为对郁达夫进行否定，来抬高自己的道德标准太容易了，我们只需要粗暴地说这是个人渣，自己就会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被更多人承认的一个写作者，但这是一个非常肤浅、非常庸俗的一种判断标准。”赵瑜说，越读郁达夫的作品就越喜欢这个人，喜欢活生生的被时代塑造的真实的人，他给现在的人提供了一个标本，让大家知道中国人不是单一的标准，还有郁达夫这样丰富的远大于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文学先驱。

【五】阅读越全面，越不会粗暴地评价他的某一点缺陷

15年间创作了“深情三部曲”，赵瑜最喜欢三个人中的哪一位？

“阅读三个人的时间非常平均，每个人用了5年，而阅读的过程像是一个探案的过程。”赵瑜说，他阅读鲁迅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人，想发现一个独家的只属于赵瑜的鲁迅，不可能。但是，即便是大众所见略同的情况下，你有你的语气，你有你更看重的东西。所以说在资料均沾的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一个人写作的腔调是蛮重要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熟悉这三个人，赵瑜发现他们的形象是清晰的：鲁迅是一个不太容易被收买的人，人格相对来说过于独立，他在某些方面很没趣味，因为在人情世故上他是不妥协的一个人。人都有两面性，鲁迅也有很软的一面，他的软表现在他对年轻人的无限宽容，对欺负他的年轻人，那些骗他的年轻人也无限宽容。

谈及沈从文，赵瑜这样形容：用我们河南话来说他就是一个“怂人”。他非常懦弱，你看他跟徐志摩的通信，就知道他要么是哭哭啼啼说我不写作了，我从此不写了，这个活不干了，要么就是我穷，我没有钱，能不能借点钱……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一点也不讨厌沈从文，他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他超级有魅力的人，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阅读这个人越全面，你越不会粗暴地去评价这个人的某一点缺陷。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亦如此，我们对任何人的评价都不能止于他的某一点。“事实上，我在写郁达夫之前的一年或者是两年，我列了一个提纲，在某一个提纲的小节里面，我还是鄙视这个人的，我觉得他过于放肆了。后来我发现是对这个人的阅读太少，因为人不会按照你的想象成长，他不是我们规定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丰富的、是远大于我所想象的那个人。”

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的阅读，在写作郁达夫的过程中，赵瑜有所妥协，他一直在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太主观了？我是不是应该回到那样一个时代来做判断？我是不是不应该过于讨好大众的道德判断？

“从人格的角度来说，我最喜欢鲁迅先生，这是一个人格非常有魅力的人。从情感的这种柔软的角度来说，我很喜欢沈从文那种要死要活，你要不跟我好，我就去当和尚，我就去打仗把自己干掉这种耍赖的形象，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可信的，这个人绝对可以当朋友。当然，我们身边也要有个像郁达夫这样放肆的朋友，起码他不是一个呆板的人，我们身边不能只有绝对正确的人，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该多无聊啊！”赵瑜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