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西安记忆”题记
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西安的文化界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某种重要旗手引领者的角色。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芦苇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赵季平的民族风、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以秦晖王子今辛德勇为代表的史学新锐、以及王富仁等等学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
这种区域城市引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西安现象，并非个别。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海德堡、布达佩斯这些区域城市都曾领风气之先。
我退休之后，组织了同道好友以阐释“西安现象”为主旨，写了一批文章，维迎以“西安记忆”为题，推荐首发于《辛庄课堂》。
王军
壹
1976年一声惊雷，中国社会逐渐“解冻”。乍暖还寒时节，北风和东风交互吹着，春天的种子正在大地下面萌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作为时代敏感神经的文学，此时则不断出现“突破”和“轰动”性的作品。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曾任中学教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
注定要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生气勃勃的“新时期文学”，正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勇敢地汇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之中，并且，当仁不让地充当着时代的前锋。
处在内陆腹地的陕西和曾作过十三朝都城的西安，在新时期文学最初发轫的时刻，虽然没有出现《班主任》《伤痕》那样的能够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并标志那个时代文学的作品，却也有莫伸的《窗口》（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贾平凹的《满月儿》（载《上海文艺》1978年第3期，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载1979年6月3日《陕西日报》，《人民文学》第7期转载，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展现出新时期初始生活与人的风貌，丰富了当时文学的精神格局。
也许，与刘心武、卢新华这样的带有知识分子特点的作家不同，当时的陕西作家更多的带有工农作家的特点，他们基本上是农民和工人出身，由“十七年”和“文革”盛赞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当时文学创作主体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发展而来。
关于“工农兵业余作者”，冷梦和陈忠实有一段隔空对话，颇能解释一些现象并说明一些问题。2000年春天，女作家冷梦长篇小说《特别谍案》研讨会召开之际，陈忠实致信冷梦，忆及往事，陈忠实说，“唯一的又十分久远的印象还是在‘文革’当中，你我都作为市艺术馆辅导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陈忠实去世后，冷梦在回忆陈忠实时，对陈忠实信中的话有如下阐释：
1970年代初期，尽管整个中国还在“文革”硝烟的笼罩之下，但如今回想起来，不可否认的便是——那个时期真的是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的黄金期。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那个时期全社会对业余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和当时各级组织对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悉心培养，以及当时全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波澜壮阔的文学氛围，不要说我不会走上文学道路，恐怕就连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都很难说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他们那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工农兵业余作者。路遥在陕北和曹谷溪他们正在办《山花》，那个时候他是个青年农民，我呢，我是个“青工”——严格意义上连“青年工人”都算不上。我刚刚十七岁，刚进工厂就发表了平生第一篇小说，于是被“网罗”进了西安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队伍里。就像陈忠实所说，我们都是“（西安）市艺术馆辅导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哦，那个时候文学创作真的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不要说西安市（群众）艺术馆——能到这个级别的“业余作者”那已经是优中选优了，西安的各个区县文化馆也都在“辅导”业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经费，还有专门的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各种文学创作活动。不仅如此，一些大型企业也有自己的工人创作队伍，比如西安仪表厂、陕西钢厂等等，团结了一大批工人业余作者。开始的时候我属于“莲湖区文化馆工人业余创作组”，成员基本都是来自莲湖区所属的各个工厂，有诗人徐剑铭，写小说的西安仪表厂的韩贵新、申晓，还有写歌词的党永庵、张郁等等。等到我们这些人“升级”到市一级的群众艺术馆，这个时候，就认识了当时在毛西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的陈忠实……
这一大批人，实际上就是“文革”末期活跃在陕西文坛上的“工农兵业余作者”。
客观地说，没有“文革”末期这一批文学爱好者以及那个时期的文学氛围，就不可能产生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繁荣——因为正是这批人很多后来都成了这么多年陕西文学创作的骨干和基本队伍。（冷梦《文学楷模：忠实先生不死》，雷涛主编《天地白鹿魂永存——陈忠实纪念文集》，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107页）
八十年代陕西文学的主要人物之一王晓新1993年3月“于浪迹天涯途中”致信刚刚写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在感慨九十年代“在昂奋呼啸‘下海’的呐喊声中，纯文学的经营者只能喊一声我们是在下油锅。油锅里炸出了《白鹿原》”的同时，忆及陕西中青年作家群当年走上文学道路时的情景，准确而生动，“二十年前，当陕西中青年作家群的一群穷娃神圣亢奋地擎着殉道者的头颅，从陕北高原商州山地渭北平川西岐咸阳左道还有秦巴深处，血气方刚地走出来的时候，脚下踩的是这方厚土，肩上抗的也是这方厚土”。（王晓新《关于《白鹿原》致陈忠实（信札两则）》，《陕西日报》1993年3月18日）如王晓新所述，陕北高原出来者，有路遥、牧笛等，商州山地出来者，有贾平凹、京夫等，渭北平川出来者，有李康美等，西岐出来者，有李凤杰、蒋金彦等，咸阳出来者，有程海、文兰、沙石、峭石等，秦巴山地出来者，有王蓬、张虹等。此外，西安地区和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作者，则有陈忠实、邹志安、王晓新、赵熙、白描、晓雷等。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1973年7月《陕西文艺》（双月刊。1977年1月改出月刊，7月恢复《延河》刊名）创刊，编辑部上下均系原《延河》人员。这是“文革”后期，国内创办的极少数文学刊物之一。当时的《陕西文艺》编辑部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接受文学的基本训练和熏陶，培养提高青年作者的写作水平。如1974年冬，时在延安大学读书的路遥，就被《陕西文艺》借调到编辑部，在小说组协助做小说编辑。先后被借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还有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晓新、沈奇、刘路等。1979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恢复，此后，陆续有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王晓新、京夫、白描、晓雷、李天芳、李小巴、赵熙等调入，构成“文学陕军”在八十年代的一支主力。
贰
从1977年到1986年，这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文学主流，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85新潮”的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女性文学和寻根文学，后浪逐前浪，不断出新。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的形势是主流不彰，“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文学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化艺术追求。
八十年代陕西作家的艺术追求，总体上与全国文学形势同步，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并且，许多作家的创作代表着八十年代的文学高度，以各自的艺术个性体现着八十年代特有的艺术特征。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1982）在题材和主题上有开拓意义。这部小说写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有志青年（有才华、有思想）普遍面临的人生问题，城乡二元对立，农村人进不了城，而农村青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现代文明。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86,第二部1988,第三部1989）是对《人生》所提问题的展开，是回答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人生》可以看作是《平凡的世界》的序曲，《平凡的世界》可以看作是《人生》的展开部。《人生》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尖锐的矛盾冲突提出了这个问题。《平凡的世界》试图解决这种冲突，给矛盾的人生寻求一个出路，给人生的矛盾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它在1975年至1985年这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在叙写中国社会由禁锢而解冻再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变化中，展现的是《人生》中就已深刻触及的中国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农村中有志向、有才华的青年人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和人生追求。如果说，《人生》更多的是展现冲突和矛盾，那么，《平凡的世界》更多的则是展现如何解决冲突和矛盾；《人生》中的高加林实际上并没有找到他应该有的人生出路，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则在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中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归宿。
路遥和他的著作《平凡的世界》
陈忠实八十年代的创作，大约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到1986年，这一时期的创作，大致可以概括为从追踪政治与人的关系到探寻文化与人的关系。陈忠实因1976年发表与“走资派”做斗争的短篇小说《无畏》（1976）受到工作和生活冲击，历经两年多的苦闷和反思，重新拿起笔，一方面继续沿着他所熟悉的政治与人的创作思路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关注当时的文学思潮并受其影响，开始了缓慢而深刻的创作转型。《信任》（1979）是陈忠实这一时期的一篇代表作。小说写在时代发生巨大转变时如何对待过去的矛盾和问题。小说中在前台角斗的是两个年轻人，背后角力的是两个当年共过事的村干部，一个是“四清运动”中被补划为地主成分、年初平反后刚刚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罗坤，一个是“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罗梦田。事情因子辈的打架引起，打架事件是现时显在的矛盾，背后折射出的是父辈在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恩怨情仇。如何对待今与昔的矛盾，罗坤的公道处理方法使罗梦田父子受了感化，全村人也更为拥戴罗坤。小说在当时普遍写历次政治运动给人心留下的深重“伤痕”的时代文学风潮中，另辟蹊径，表达了要化解矛盾、克服内伤、团结一心向前看的主题。
陈忠实和他的著作《白鹿原》
中篇小说《初夏》（1984），是陈忠实创作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前者是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后者是说这部小说既有以往写作的惯性延伸，如注重塑造新人，又有新的社会问题的发现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作品写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故事。离开还是坚守农村，只考虑个人前途利益还是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在此人生选择问题上，父亲这个农村的“旧人”与儿子这个农村的“新人”发生了激烈的无法调和的冲突。父亲冯景藩几十年来一直奋斗在农村基层，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在农村的集体化事业。如今，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这一颠覆性的历史巨变，比较当年的同伴冯安国，冯景藩感觉自己的忠诚工作吃了大亏，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小说中写的这个人物是真实的，颇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和相当的思想深度，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但是，陈忠实这时的艺术思维，受十七年文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定势还未完全冲破，他还习惯以对比手法塑造与“自私”“落后”的冯景藩对立的另一面，这就是乡村里的新人形象冯马驹，这是一个退伍军人，年轻的共产党员，对于进城，他虽有犹豫，但他最终还是心明志坚，主动地放弃了进城机会，矢志扎根农村，带头与青年伙伴一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共同致富。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的一个想象式的人物，缺乏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的典型性。1987年至1992年，是《白鹿原》的写作，这个时期的陈忠实已年过不惑，接近天命，是他生活、思想和艺术积累已经相对成熟，同时也是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艺术创造力最丰富的一个生命阶段。《白鹿原》的准备、构思与写作，是陈忠实创作方向的一个最大转折，他从二十多年来一贯关注的现实转向了历史。这一艺术转变，与陈忠实密切关注1985年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并且深入思考有关问题有关。他的艺术聚焦，是从家族关系入手，从人与文化角度切入，触及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教育理念与方法以及政治关系等关乎人的生存的各个方面，深刻透视传统中国宗法社会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和生存之道，展现传统宗法社会和乡规民约在时代暴风雨的击打中所发生的深刻嬗变，家族的嬗变，人性的嬗变，人心的嬗变。并从这嬗变中，透示社会演变的轨迹和历史深层的文化脉动。
贾平凹在八十年代是一个多产、在艺术上多变并形成自己鲜明风格的作家。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如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1984），以“换妻”故事写改革开放初期山村人的思想、生活和命运的变化，《远山野情》（1985）写夫妻二人生活态度不同，妻子随外乡人出走，写出了山村生活的真实和奇特。长篇小说《浮躁》（1988）是对新时期一段历史和时代心态进行整体性把握，作家以“浮躁”来概括当时那个时代和人的心态，视野宏阔，颇具哲学意识。《废都》（1993）以颓唐文人庄之蝶的行状写世纪末情绪。《废都》写的是颓败破废的古都，有一种废墟意识。因而它与现代城市与现代意识有一种疏离。《废都》中的人物都是一些社会的边缘人，是闲人角色。小说写闲人之闲与名人之累。庄之蝶既是名人又是闲人，是一个人见人爱又人见人烦的不可缺少的多余人。他活得最自在，又最累。有闲人之闲，有名人之累，“活得泼烦”。他想有所作为但最后却无所作为，有理想也无理想，想适应又无法适应，表现出末世文人的困境。小说中有浓厚的死亡意识，庄之蝶居然一边做爱一边听哀乐，表现出浓厚的虚无思想。庄之蝶既迷惘又尴尬，现实中是尴尬的，思想上是迷惘的。作品的基调是悲凉的。城墙上有一个孤独的人吹着埙，哀伤低徊，仿佛废都的背景音乐。鲁迅说《红楼梦》“悲凉之雾遍布华林”，《废都》是悲凉之雾遍布废都。中国现代文学由救国、启蒙、救亡到建国后的创业、革命、斗争、伤痕、反思、寻根、改革、先锋、新写实再到《废都》的人生空幻。《废都》概括了表现了世纪末来了以及世纪末的情绪。
贾平凹和他的著作《废都》
邹志安坚持从真实的生活出发，加上他对农村生活极其熟稔，他1985年以前的大部分小说生活气息浓郁，人物个性鲜明，不乏颇具艺术感染力的佳作。短篇小说《喜悦》对农村妇女在极度贫穷的生活境遇中的人生态度、精神世界的描写相当动人。这个短篇小说比他的两个获奖小说《哦，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似乎还更具艺术魅力。从1986年开始，邹志安以《爱情心理探索》为总题，写了五部长篇。《爱情心理探索》从爱情心理入手但并不限于写爱情心理，它从社会的变革、传统和时代的文化心理对人的影响等方面描写、展示丰富复杂的人和人的丰富复杂，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人的生存状态。五部《爱情心理探索》已出现人物五六十个，涉及工农商学兵干部知识分子各个层次。邹志安不仅写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特定的家庭、社会环境对人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还注意到人的心理特别是性心理以及生理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在展示人的斑斓多姿与人的光怪陆离的生存本相的同时，渗透着作家对人的困境和人的生存悲剧的深沉忧虑和思考。
邹志安是一个对苦难有着深切体验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渗透着一种苦难意识。他所谓的“为土命人造影”，实际上即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命人”——农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造影。在写这些苦命人苦难生活的时候，邹志安有他思考的角度。在他前期作品中，他主要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角度去思考，因而在他前期作品中，有不少是对“坏干部”的批判，对“好干部”的赞扬，他写农民的苦难，也侧重于写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生活艰辛，写衣食住行等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生活的困窘，如《粮食问题》《乡情》《喜悦》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广大农村的农民确实是在饥寒交迫中为生存问题饱受煎熬，因此他的这些作品很有些感人的地方。而到了《爱情心理探索》中，作家写人的苦难，已不仅仅着眼于社会的角度，而且也从甚至更多的是从人自身去探索苦难的原因。可以明显地感到，邹志安已不那么过多地写人的物质贫困，而特别注重写人精神上的贫困。人的困境，既有外部原因，也有人自身的原因。当发现人的悲剧有时是人自身造成的时候，而人的悲剧命运、人的危机又无可解脱时，又会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因此，在邹志安那幽默夸张、滔滔而下的叙述语言背后，常常透出一种深沉的悲凉感，悲剧感。这种意绪态度也体现在对性困扰的女人、扭曲的灵魂等人物系列的描写中。
邹志安
邹志安曾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是左冲右突的一群。挣脱旧的文学樊篱的束缚，直面一个开放了的世界，直面一个纷繁多变的文学世界，邹志安们在传统与现代、“寻根”与“拿来”、社会学与人学、人本与文本、观念与方法、向外与向内、现实与超现实、传统与先锋等等文学与非文学的密密的丛林中左冲右突，寻找一个作家的自我，寻求新的最佳支点。邹志安有了《爱情心理探索》。他把创作的聚焦点确定在人身上，并把艺术探索的笔触伸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和深层心理，写出了一系列鲜明生动并具有一定心理深度的人物形象，揭示和展示了爱情心理的、人性和人生的种种复杂现象，对人的描写，也由以往那种浓重的道德审判变为比较客观、冷静的剖析，变为远距离的俯瞰和理性的审视，这在邹志安的创作中是一个跃进。在《爱情心理探索》中，我们感到作家文思泉涌，左右逢源，从一定意义上说，邹志安在《爱情心理探索》中并通过《爱情心理探索》找到了适合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法。在八十年代文坛，虽然写爱情心理的作品不少，但像邹志安这样以洋洋近百万言的系列长篇来如此集中、如此广泛地描写社会各阶层人的爱情心理，并通过爱情心理把艺术触角伸向人性、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并且写得如此鲜活生动和具有强烈的可读性，还是不多见的。
王晓新是一位个性鲜明、视野广阔、思想敏锐的作家。路遥生前曾对笔者说，陕西作家中他最佩服的是王晓新。王晓新1947年生于三原县农村，1966年毕业于高陵师范，分配至周至县一所乡村小学教书，1972年调入周至县文化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入陕西作协。他的短篇小说《领夯的人》（《延河》1978年第9期），是较早揭发批判极左路线为害的作品，小说主题尖锐，人物独特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洋溢着新思想的激情。短篇小说《诗圣阎大头》（《延河》1980年第12期）写一个普通农民，在“四人帮”横行时学“小靳庄”，成天到处作诗，在卖嘴为生，先是红极一时，后来从身体到精神，完全被摧毁。这篇小说，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心理描写深刻，在写实中自然显出幽默和讽刺的艺术效果，在当时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小说，曾获《延河》1980年10月—1981年9月短篇小说优秀小说奖。1982年，王晓新出版了小说集《诗圣阎大头》，收入短篇小说19篇，杜鹏程为之作序。
1989年，王晓新的长篇小说《地火》由解放军文艺出版出版。 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无比坦率大胆的作者在卷首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情人以及我古老的家乡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该作实录了改革大潮对北方（关中）一个小镇的无情荡涤，围绕小镇政权的更迭变化，主要人物的婚恋纠葛，表现现代民主意识与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冲突，一个沉匿的幽灵复出，一个经济强人悬梁自尽，一个哑巴陷入男女私情纠葛，一双勤劳之手被铁铐锁咬，一个寡妇竟成了女妖，小说题旨恢宏深邃，叙事中富含激情和思辩色彩。这部作品的问世过程，亦是文坛一段佳话。它差一点登在《当代》杂志，由于编辑的挚爱，他们背着作者向外推荐，几经流转，最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那个时期该社唯一出版的非军事题材作品。该作出版后，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研讨会并不是作者的意愿和请求，完全是出版社和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和评论家促成。王晓新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一个有大追求的作家的气度，当时他回到曾经工作多年的周至县，平日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北京那边研讨会的筹备情况从不过问，也没有心思搞宣传，研讨会组织者掌握不了他的行踪，险些耽误了他的参会。这部小说的题材，王晓新原来准备写百万字三部曲，朱寨先生曾鼓励他一定要写完，希望在以后的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见到它。不知何故，王晓新没有写第二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王晓新突然放下陕西作协的工资和住房，“浪迹天涯”（王晓新语），在浪迹天涯途中，写了不少作品，有的作品听起来令人惊奇而神往，可惜都没有问世，令人唏嘘。
王晓新的卓越才情还表现在他的气质和风度上。和其他优秀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总是卓异于人，不同流俗，常常语惊四座。有一次召开什么座谈会，不少人顺大流唱赞歌，他却说现在应该开展一个捉虫子运动，蛀虫太多，吃空了社会的各根柱子，蛀虫代换了木头，共和国的大厦被掏空了，但是你要把他们捉完也不行，因为正是这些蛀虫支撑着大厦，虫除而大厦倾。尖锐的揭露，机智的反讽，引起一片强烈的笑声和掌声。王晓新是那种长期深入社会底层，视野又极为广阔，富有政治情结，关注社会问题，有思想，有勇气，敢于向沉闷、封闭的文坛发起挑战的作家。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对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体制的思索，对封建专制的切齿痛恨，对官本位的沉重思考，对民主、法治、进步、文明社会的呼唤，构成了王晓新作品精神的主要指向。
程海是一位艺术风格极为鲜明的作家。小说艺术的一极通向历史，这类小说注重写历史的变迁，社会的风貌，人物形象富于时代特征，创作方法大多是现实主义；另一极通向诗，这类小说个人、个性色彩极浓，虽然也写社会生活，但往往主观化、心灵化，注重写人生、人性、人情，创作方法倾向浪漫主义。程海本质上是位诗人——曾经是陕西文坛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小说属于后者。程海写小说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得那么深，那么执着，那么痴迷，他的小说因而也深挚感人。与其说程海是写小说，毋宁说是对人生的一种艺术化追求。读程海的小说，总感觉程海走到人生的某一个点上，大约是到了现代都市，眼望被混凝土建筑切割的世界，他固执地止步不前，深情地回望童年、乡村、大自然，现实与梦幻、传说与神话、往事与随想交织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他如痴如醉。他一往情深地追求真、善、美，不是一般的真、善、美，而是全真、至善、极美。他为追求不得而痛苦，为真、善、美的损毁、失落而痛苦。程海小说有浪漫，但绝不单纯，它很丰富，丰富得如同人的心灵和生活本身，这使程海小说有了厚度和力度。程海这一类小说基本上收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夏娃》（1990）中。1993年，程海出版了长篇小说《热爱命运》，这部小说被列为“陕军东征”五部作品之一。此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苦难祈祷》（1996）《人格粉碎》（2000），在题材、思想和艺术上均有新的拓展。
程海和他的著作《苦难祈祷》
叶广芩以写满清皇家贵族后裔的命运和生活为特色，但她的写贵族与西方一些作家那种为贵族的没落唱挽歌不同，叶广芩的作品更多的是张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风骨与神韵，并以之来与当下世俗社会进行精神上的对抗，其间对现实也有某种程度的批判意味。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采桑子》（1999）写一个家族的历史，清亡以后，大宅门里的满人四散，金家十四个兄妹及亲友各奔西东：长子反叛皇族当了军统，长女为票戏而痴迷，次子因萧墙之祸自尽，次女追求自由婚姻被逐出家门，还有金家五格格的夫婿金朝金世宗的第二十九代孙完颜占泰以酒为生……一个世家的衰落，一群子弟的遭际，形象地展示了近百年间中国历史的风云、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传统文化的嬗变。当年的天潢贵胄在时代的暴风雨中风流云散，小说写没落而不颓丧，叹沧桑终能释怀，感伤的同时更有历史的审视意识，同情的同时亦有批判的深度，叹往却不忘今天的历史尺度和高度，其作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
叶广芩
高建群是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1993）有一定影响。从艺术上看，《最后一个匈奴》似乎更接近“历史传奇”小说，这种历史传奇小说就是高氏所喜欢的英国作家司各特首创。司各特的小说从历史中取材，他善于描写历史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把一些个人的遭遇同巨大的历史变革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富于地域特点和民族色彩，规模宏大，情节离奇曲折。司各特小说的这些特点我们都可以在高氏那里看到。因此笔者认为，高氏的小说既非严格的现实主义，也非标准的浪漫主义，而更接近于历史传奇，这是有一定的写实，又很注重浪漫想象、渗入较多理想的小说品类。此外，高建群还发表了不少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还写散文、随笔、诗和评论。他的几部中篇，如《遥远的白房子》（1987）等，表现不俗，可称佳作，透露出一种大气。他在《北京文学》1997年第5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我们还有多远》，文章高屋建瓴，视野宏阔，议论精辟，分析深入，且写得酣畅淋漓，情绪饱满。这是一篇散文，也可以说是一篇评论，精彩的文笔加独到的不同凡俗的见解，确实令一些评论家也自叹弗如。
高建群和他的著作《最后一个匈奴》
冯积岐是一个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作家，其作品有较强的苦难意识。冯积岐虽也属于城籍农裔作家，但他是以现代城市意识审视农村的一个作家，他对农村生活进行现代意识观照下的艺术尝试，作品超出了农村题材的意义。他的小说大致分两类，一类以《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1994）为代表，写实性较强，一类以《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1997）为代表，属理念性较强的现代寓言类或观念表现类小说。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2007）是描写农村生活的一部力作。《村子》有一种震撼人的艺术打动力量。村子是中国农村最小也是基本的社会单元，解剖一个村子，可以深入透视中国农村的现状和命运走向。小说中的村子名为松陵村，位于秦地关中西部，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村子。作者写这部长篇时，显然有着清醒的史记意识。写实手法，按编年依时序的方式结构情节，清新流畅的叙述中，间以关中方言来突出小说的地域特性，这些艺术上的追求都突现了作品史记的特点。作者特别重视时序，小说一开始，就标明时间为1979年，小说最后，又注明此时为1999年，中间若干节，也不时标明年份，提示时间进程。小说所写时间跨度为二十年。这二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重要的二十年，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村子》基本上写的是当下的农村现实生活，它以一个村子、三个宗族、六个家庭为切入点，深入地揭示人民公社解体前后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因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各色人等在这个巨变中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农民心理上、观念上、道德上的困惑和冲突。《村子》的创作延续了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陕西作家创作的特点，在对一个时代特别是中国的乡村社会进行真实揭示的同时，也进行深刻的反思。《村子》在揭示人物的心理冲突和文化冲突中，也在思考中国乡村社会的去路和农民的命运前途，寻求农村的文化传统受到各种力量冲击后新的文化支撑之所在。
冯积岐和他的著作《村子》
杨争光的创作代表了陕西新一代作家新的审美观念。陕西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路子，杨争光前期的小说也写实，但他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种作者直接介入小说不同，他主张“作者的隐退”，认为“应该把认识、把握与表现分开”，“理性的认识、把握的意义在于‘清晰’，它基本的程序是条理化的分割。这样，和‘清晰’并生的就是对具体事物的生命的折损。这却是艺术表现上的大忌讳。从这一角度来说，表现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还原和恢复生命的过程”（转引自李星《求索漫笔》，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第312页）。杨争光前期的小说，作者隐藏起来了，而将生活本身客观地呈示出来，这是现代小说的特点。杨争光1989年底调西安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电影《陕北大嫂》《双旗镇刀客》的编剧就是他。或许受到电影艺术的一些影响，他后来的几个中篇如《棺材铺》《赌徒》，艺术上与他以前的作品比较有些变化，小说不是对生活的还原，而是有所艺术抽象，直奔生活、人生中本质性的问题；叙事中有所夸张，比如《赌徒》中写赌徒赌牌，背景是荒漠，搬的麻将牌是真正的大城砖，这种刻意造成的场景和视觉效果只能是电影画面的艺术处理；小说中的场景、人物与情节都有些传奇色彩，像《赌徒》中荒野、硬汉、浪漫的爱情故事与人物出生入死的经历，颇有西部传奇格调。杨争光的小说注重写人性，回到人的生命本身，社会历史背景是淡化的。《赌徒》写的是人性的执著与痴迷，《棺材铺》写人的自私，损人利己的自私性，《老旦是一棵树》写人性中的仇恨，无缘无故的仇恨。杨争光对人性的挖掘有一定的深度，但他的作品中缺乏一种精神的指向性。他把价值评判悬搁在一边，有一种虚无的色彩。
王观胜、红柯等作家以写西部著称。王观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北方，我的北方》《匹马西天》《各姿各雅》《放马天山》等。他喜欢写西部硬汉，与红柯相似，也是一个西部理想主义者，其作品往往通过虚构的带有强烈传奇色彩的故事表现他对人的理想，对生命的理想。他理想中的人是浪漫主义的并带有强烈英雄主义气质的，他理想中的生命是抛弃世俗生活观念，也弃绝各种带有异化意味文化理念的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一种粗犷的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命力。王观胜不着意描写人物的时代特色，而侧重挖掘其生命的内在气质，其小说精神指向具有一种高远的品质，这对商业社会异化人格具有某种批判意义。红柯早期是写诗的，他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有诗意化倾向。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美丽奴羊》《吹牛》，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等。他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艺术上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感觉描写，二是意象营造，感觉是夸张的超现实的，意象独特而具有草原文化特征，如沾满牛粪的靴子之类。红柯作品在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中，以西部荒原的硬汉精神、阳刚精神、野性和力量作为其文学理想，来反观并批判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原农业文化和农业人群。
爱琴海与寇挥是陕西文学的“另类”，他们的作品重在表现处于绝境中的生命样态和人的灵魂，作品多有变形艺术处理，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
叁
陕西文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源远流长的秦地古代文学传统，其中特别以司马迁的亦史亦文、“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当代陕西文学影响较大，许多陕西作家追求的文学的“史诗”品格固然也与他们汲取俄苏等国文学艺术养分有关，但《史记》的影响则是最亲近的也是根性的。除了作品的“史诗”品格，司马迁这位韩城先贤对陕西作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影响和暗示，那就是当一个作家，所写作品要追求不朽。另一个传统是红色延安的革命文学，这是最近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影响，当代陕西文学的一些开创作家就是从这个传统的源头一路走来，并为当代陕西文学奠定了基石。这个传统影响陕西作家的，主要是深入生活，贴近现实，以艺术之笔描写普通民众，探求民族前进的光明之路。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在某些方面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陕西作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淀为他们的艺术理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柳青的《创业史》，到新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叶广芩的《青木川》、冯积岐的《村子》等作品看，三代作家，尽管他们的思想侧重点不同，艺术透视的焦点也有异，但可以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艺术特征：农村生活，现实主义，史诗意识，厚重大气。这些作家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重视生活体验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二、既有现实关怀更有历史眼光；三、目光聚焦于农村，重点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四、看重作家思想的力量；五、探寻北方大地的乡土美学；六、重视作家自身人格的修为。
陕西一些作家，像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王晓新、赵熙等，都有一种文学圣徒的“殉道”精神，他们视文学为神圣之事业，甘愿为文学“虽九死而犹未悔”。路遥为文学而拼命而英年早逝。陈忠实蛰居乡村五十年，忍受清贫，甘于寂寞，认为不弄下一个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作品就是白活。邹志安贫病交加，在罹患绝症之时犹写《不悔》以明志。王晓新数十年沉潜民间。赵熙多年居于秦岭深山之中，为的是体验真实的生活，感受大地的脉动，写出接地气、真生活的作品。
时代的变迁带来艺术的嬗变，陕西不同代际的作家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的1950年代那一批作家，评论家胡采用“从生活到艺术”就概括了那一代作家普遍性的艺术特征。到了1980年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用传统现实主义已无法概括他们的艺术特色，路遥始终坚持现实主义，陈忠实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吸收和融入了魔幻、心理分析等艺术表现手法，贾平凹则在写实和表现之间自由游走，具象、意象、象征并用，既有宏大叙事的史诗性的追求，也有感觉性的碎片化的串缀。到了199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更新一代的作家，则一人一世界，呈现出多元、多姿的艺术样态。如1940年代后期出生的王观胜、叶广芩等作家，他们在艺术观念上还比较传统或接近传统，他们的小说还着重于写人物。叶广芩的小说是将倾覆的庙堂与落入坊间的以及归于山林的这三种文化形态糅合在了一起，张扬民族传统的精神，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风骨与神韵，并以之来与当下世俗社会进行精神上的对抗。像1950年代出生的冯积岐、杨争光等，就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挣脱传统追求新潮的一面。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实写，而他的短篇小说《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则具有一种现代寓言性质。这篇作品写一个民间艺人在目明与目盲、光明与黑暗不同的生命状态中对生命的感受与参悟，人在目明时看到生活的真相让人痛苦不堪，而在目盲时、在幻觉与理想之中反而比在现实中更惬意，更能感到人生的美，表现出存在的悖论。再如1960年代出生的红柯、寇挥等则比较先锋，他们的小说注重写意象，有的人物则是现代观念的符号。红柯的许多小说是以意象构成小说，他的小说重视感觉，并把感觉放大，这样的感觉具有一种超现实性，并有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这一代作家有这样的特点：一、这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他们的价值判断是多元化的。二、创作方法也是多样化的，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浪漫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
陕西几代散文作家群星灿烂，以文章华彩构建了文学陕西的另一方风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红色延安走出来的李若冰抒写大西北风物、人情与生产建设的散文，由军旅转业的魏钢焰写纺织工人的报告文学，都极具时代风采，传诵一时。与这些热情歌颂的散文异乎其趣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散文家的散文，这些散文更为贴近作家的主体人格。贾平凹是这一代散文家中的一个佼佼者，他的散文无拘无束，随物赋形，自然灵动，语言也独具魅力，有触处生春之妙。李天芳的散文善从细处入手，以小见大，她的散文既有生命体验的深度，也有一般女性作家所不及的理性魅力。和谷的故乡抒怀，真挚质朴。毛锜的文史杂谈，博雅持正。刘成章则是陕北这块黄土地的行吟诗人，边走边唱，忧郁而抒情。李佩芝是将生命的大痛苦藏在背后，面向阳光，一意寻求生命的欢快，其作轻灵。在这一代散文家中，匡燮可能是一个兼具传统与现代特点并在其中寻求新变的作家，他的散文在思想上属于他们那个时代，而在散文形式上则又有新的拓展，他的无标题散文可能是散文形散神也散理论的一个重要例证。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形式虽有不同，但真正的作家却不会受体裁形式的束缚，他们往往能跨越体裁设定的樊篱，自由出入不同体裁园地并挥洒自如。路遥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是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札记，同时也是八十年代陕西重要的散文收获之一。在这部长达六七万字的创作随笔中，路遥对当时社会的感知，对当时社会思潮与艺术思潮的剖析，都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可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而路遥对自己艺术生命的思考，那种艺术殉道者的冷静与悲壮，都给这部沉思与激情之作倾注了一种别有生气的力量，使之神完气足，酣畅淋漓。
活跃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作家，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型作家，这一批作家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广阔，重视个性，也关怀人类终极的问题。他们心灵自由，话语也充分自由，敢于充分展示真性情。朱鸿的散文由生命咏叹到历史追问，不断开拓散文视域和精神境界，艺术世界比较宽广。李汉荣的散文有生命体验的深度，角度新，开掘深，充满诗意。方英文和穆涛都有谐谑的一面，都幽默而智慧，但方英文有平民情怀，亦有魏晋风度，讽而温婉，而穆涛则不乏精英意识，嬉笑的背后却有其冷峻乃至尖锐的一面。柏峰的散文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渊博而透彻。陈长吟的散文题材广阔，意境、文字俱美。刘炜评的散文典雅而有意味。孔明的散文题材广泛，颇见性情。
八十年代的陕西诗歌，老中青三代诗人都涌现出了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新古典几个流向上，都有较突出的诗人代表和诗作，形成了多元共生互竞的创作态势。老一辈诗人中的沙陵，创作横贯几个时代而艺术品质持续上升，可说是终生为诗而向晚愈明。中年一代诗人，如闻频、晓雷、谷溪、马林帆、刁永泉、王德芳、渭水、商子秦等，大体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为旨归，以其坚实、大气、贴近现实和富有黄土地生活气息的抒情诗风，在八十年代形成一方重镇，影响甚大。青年诗人中，朱文杰、耿翔、刘亚丽、尚飞鹏、李汉荣、秦巴子、沈奇、阎安、远村等一大批人，各自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不同，因而个性鲜明，风格各异，构成了九十年代斑斓多彩的陕西诗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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