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文物。据网络
■李才武、马韵春
夜郎古国与僰族关系重大，在此文中已不用多言。然而，由可乐考古出土的套头葬而来，究竟是古代的僰族所为，还是古濮人所为?夜郎一哥又开始了艰辛的探索。春秋战国时期，受到楚国挤压的濮人开始溯长江而上、定居在巴蜀盆地(四川、重庆)与云贵高原交界地区。濮族，先秦时期分布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族群，即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长江沿线地区。"百濮"最早见于《尚书·牧誓》， 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会盟；濮族与庸、蜀、羌、髳、微、卢、彭等族群一起参加周武王牧野誓师讨伐商纣王。
《华阳国志》载: "越嶲郡会无（今四川会理县）为濮人 居地，有濮人冢"（即今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孔安国《传》说：濮在江汉之南；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在楚西南。
关于濮：《华阳国志》记载：“泰始六年 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 、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
青铜釜。据网络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可见，濮为我国古代一个自由民族。编发左衽随畜迁徙。
“夜郎自大”与“退避三舍”城濮之战楚败于晋
僰苗的祖先是楚苗。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公元前634年左右，楚国势力强盛，欲图称霸中原，企图北上。北方强国晋国自晋文公上位以来，实力逐渐恢复。晋文公知晓楚王图谋，遂先下手为强，与楚国发生战争。起初，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出逃。重耳到了楚国时，楚成王热情招待他。闲谈中，成王问重耳： “你将来如回到晋国做国君时，如何来酬谢我?”重耳说： “像财宝这些东西，你们楚国均有的，如果我真能得返晋国，做了晋君，若我们两国不幸要打仗的话，那我就退避你三舍。”
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楚国发兵进攻宋国，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文公因宋公曾待他很好，便召开众将商量，看如何救宋 。当时情况是：想向楚国去说情，怕楚国不肯，如和楚去打仗，自己也不大愿意，而且又怕齐、秦不赞成，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答应宋国，并说明原因，叫他先和齐、秦联系，请齐、秦与楚交涉，送些礼物给齐、秦。而晋先出兵伐曹、卫，把曹、卫灭掉，将他们的土地分一些给宋，以补宋人的损失。
楚成王见晋欲去救宋，便叫其大将子玉不要去逼近晋师，和晋师打仗。说晋侯在外面逃亡了十九年，才回到了晋国，什么危险他都经历过，人情世故他都明白，此是天意所决定的，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打仗的，告诫子玉要知难而退。可是这个子玉却不肯听，仍要和晋人打仗，于是派人向成王求战，说：“我不敢说一定要立功，只是想堵一堵那些说闲话人的嘴。成王听了不大高兴，就给他比较少的部队。
此后，子玉便派使者对晋人说，你们如放了曹、卫的国君，我们也就释宋之围。晋人听了以后，一面将楚使者抓起来，一面私下对曹、卫说，许他们复国，并使曹、卫告绝于楚。子玉听了非常生气，就带兵进逼晋师，晋文公便叫晋师向后退却，为此，一些将领很不满，说我们是国君率领队伍，他们是臣子作帅，现在君避臣，不是太丢脸了吗?而狐偃说： “出兵要理直，气才会杜盛的。理亏气就会衰。我们国君曾受过楚君的恩惠，也曾说过要退三舍以避之。若我们忘恩失信，那就是理亏，他们就理直，士气就会高。如果我们退了以后，他们仍不撤兵，那就是他们理亏。”于是退了三舍(九十里)。
没想到，子玉竟然追了上去，于是，战争开始了。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上钩了。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城濮之战-晋军马披虎皮猛冲楚军。"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着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 下 了 “ 楚始得 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 、 卫, 楚必救 之，则 齐、 宋免矣” 这样一 个总的作战方案。
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 为晋、齐之盟 奠定了基础， 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 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 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 、 秦两国 “ 喜 赂怒 顽” , 与晋结为联盟拒楚 , 以解除晋 国的 后顾之 优。 在第 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 锋中, 晋 国恰当 地选择了 战场 , 避开楚国主 力部 队的 锋芒 , 以下 军之 佐首 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 的陈、 蔡两国军队 发起进 攻, 楚右师战败。 然后 以 “ 伪循 , 诱敌深 念 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 队, 楚左师 溃。 这样晋 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 势, 掌握了主动权 , 使自己处于有利的 战略地位 , 从而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
《左传》 城溉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的 竞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 化的 因素。人的主观努力 , 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 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 , 对于敌我力盆的转 化, 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 张在作战指导上 要 “ 致人而不致于人 ”，主张 “ 庙算” 。 孙膑主张 “ 变” 、 “ 权” 。《左传》记叙城濮之战，在主 、 客观关系的间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
套头葬。据网络
城濮一战，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 再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以“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政治、外交、军事固然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但在以弱制强的战争中，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早年的流亡生活为晋文公累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以至他对战争态度谨慎，谋虑周全，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身边的贤臣良将，如先轸、狐偃等，不仅具备高超的道德修养、军事素质和谋略智慧，而且恪尽职守，信念一致，为城濮一战称霸的运筹和胜出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楚成王处事尚欠稳重，首鼠两端，对战争抱存侥幸心态，对子玉的出战不坚决加以制止;而子玉虽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但治军残暴，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只为消“谗慝之口”，不顾国家利益坚持出兵，视战争为儿戏，这就注定他最终被覆灭的悲剧。
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黄河下游的大国，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城濮一战，楚军败绩，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
套头葬。据网络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 后来晋国举办“践土之盟”。盟会上,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 “侯伯 ”,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 ,纠逖王慝 ”的任务,晋拥有了 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 “尚方宝剑 ”。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成就了晋文公中原霸主的地位。
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 ,有利于我们从历 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 “和平崛 起 ”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
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晋国 “一战而霸 ”。其关键就是把重点放在了自身实力特别是 “软实力 ”的发展上。晋文公继位后不仅重视经济 、军事的发展,而且特别注重 “文之教也”,教导人民知义 、知信、知礼 。在物质上、精神上、制度上都做好了 称霸的准备 。晋文公的“韬光养晦, 有所作 为 ”奠定了 “政平民阜”的称霸基础 。
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梁惠王像孟子所云 , “晋国天下莫强焉”,因为这一超级强国 的存在 ,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 面阻止秦人东进。
僰人族。据网络
僰字。据网络
随着当时中原华族与周边少数民族 的融合 ,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缘关系三要素为区分 标准的 “华夷观 ”逐渐被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 “夷夏观” 取代。每当强大诸侯崛起 ,他们都力求摆脱自己的夷狄身份获得诸夏认同 ( 如 :秦楚吴越 )或者向夷狄开战以服人心( 如:齐晋 ),体现出当时的共同的 “文化认同 ”。晋文公能赢得周王室和其他中原诸国的支持 ,就是利用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晋国的胜利本质上是文化的胜利。
古濮人与夜郎僰文化的关系
"百濮"最早见于中原史籍记载的是《尚书·牧誓》， 曾参加周武王“伐纣”会盟;濮族与庸、蜀、羌、髳、微、卢、彭等族群一起参加周武王牧野誓师讨伐商纣王。
古濮人，主要居住于百越之西北部、楚国之西南部的百濮之地，即今重庆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云南等地。今西南部部分汉及少数民族彝族、哈尼族、白族、土家族、布郎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氐族、羌族、傈僳族等民族被认为是与古濮人有关系的民族。
濮族，即远古至秦汉时期繁衍生息在百濮之地的族群，即今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华阳国志》载: "越嶲郡会无(今四川会理县)为濮人 居地，有濮人冢"(即今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孔安国《传》说：濮在江汉之南;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在楚西南。
濮： 古水名 [Pu River]濮，濮水出东郡 濮阳，南入钜野。——《说文》。
《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
《庄子·秋水》——钓于濮水。
濮为古州名 [Pu prefecture]。隋开皇十六年(公年596年)改濮阳郡置，治所在今山东省鄄城北。辖境相当于今山东省鄄城、范县及河南省濮阳县南部地区；《唐韻》、《集韻》、《韻會》、《正韻》，博木切，音卜。水名。《說文》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隂句縣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
又州名。《廣輿記》屬東昌府，春秋衞成公都此，漢鄄城，隋濮州。
又竹名。《前漢·哀牢夷傳》其竹節相去一尺，名濮竹。
又《孫·雞林類事》高麗方言謂鼓曰濮。
关于百濮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原史籍《尚书·牧誓》， 曾参加周武王“伐纣”会盟。
《华阳国志》载，越嶲郡会无(今四川会理县)为濮人居地，有濮人冢，即今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
《华阳国志》记载：“泰始六年 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 、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
孔安国《传》说：濮在江汉之南。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在楚西南。
《国语·郑语》云：“楚鼢冒始启濮”。《史记 · 楚世家》说：“(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 “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威宁中水考古出土文物。据网络
春秋战国时，受到楚国挤压的濮人开始溯长江而上、定居在巴蜀盆地(四川、重庆)与云贵高原交界地区。
《左传·文公十六年》:“ 麇人率百濮聚于选 ，将伐楚 。” 杜预 注:“百濮 ，夷也。” 孔颖达 疏:“ 濮夷无君长揔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逸周书·王会》:“正南， 瓯邓 、 桂国 、 损子 、 产里 、百 濮 、 九菌 。” 孔晁 注:“六者南蛮之别名。”
唐杨炯 ，《原州百泉县令李公神道碑》:“一鼓而擒四姓，三战而平百濮 。”
"濮即卜，古代濮、卜通用。上古之濮，文献记载甚多《逸周书 · 王会解》说商周时代濮人屡次入贡，“商、产里、百濮以象齿、文犀、翠羽为献”，孔安国《传》说濮在江汉之南。唐 · 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在楚西南。《史记 · 楚世家》说：“(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古代元江称为濮水，因濮人居于水域而得名。春秋战国时的濮人，主要居住于楚国西南部，即现在的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摘自黄现璠撰《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
濮(Pú)姓源出有：
濮姓源流一：源于虞姓，出自虞舜之子姚散的封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虞舜(姚舜)为炎黄部落联盟首领时，将他的儿子姚散封于濮地(今河南濮阳)，其后代遂以地名为姓氏，称濮氏，后有人省改笔画讹简为同音字“洑”为姓氏，称洑氏，皆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二：源于高阳氏，出自颛顼裔孙陆终后代的居住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颛顼帝裔孙陆终之后，有居于濮地(今河南城濮)者，其后以地名为姓氏，后有人省改笔画讹简为同音字“洑”为姓氏，称洑氏，皆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三：源于姬姓，出自远古时期颛顼帝的后裔，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古代中原地区有一条河叫濮水，濮水南岸有一块丰饶的地方叫濮阳(今河南濮阳)。在远古时期，其地也叫帝丘，黄帝的孙子颛顼做部落首领时，曾以濮阳为都城;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成公姬郑也曾在濮阳定都。该支濮氏祖先是颛顼的后裔族人，原来是北方游牧部落，后来逐渐迁徙到河南、山东交界的濮水北岸，“水之北为阳”，因称“濮阳”，因此这个部落给自己的姓氏定为濮阳氏，后有简改为单姓濮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濮族。据网络
濮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母亲河，它孕育了濮阳、城濮(濮城)、临濮、濮州、咸城、洮(今山东鄄城)等一批重要城镇;哺育了古老的濮氏、濮阳氏，还造就了中华文化之先河之一的“桑间濮上”、“卫风新声”。后有人省改笔画讹简为同音字“洑”为姓氏，称洑氏，但读音仍然读作pú(ㄆㄨˊ)
濮水的源头在今河南省封丘县城的西南部，从古称四渎之一的济水分出，大致沿今天然渠走向，至长垣县赵堤后又沿回墓沟走向进入濮阳境内，之后往东北方向横穿今濮阳县、范县东部，最后进入山东境内再次汇入济水(今山东小清河)。
近代有学者说是先有濮阳姓氏，后有濮阳地名。其实，仍然属于先有地名而后有姓氏，即以地名为氏。
源流四：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康叔后代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姓苑》的记载，春秋时期，卫国有康叔的后代为大夫，被封于濮阳之地(今河南濮城)，其后裔子孙以封地邑名为姓氏，称濮阳氏，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濮氏者，再后有人省改笔画讹简为同音字“洑”为姓氏，称洑氏，皆世代相传至今。该支濮氏与姬姓濮阳氏同宗同源。
源流五：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濮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据《路史》的记载，周朝时，有百濮国(在今湖省北石首县南)，国人以濮为姓，亦称濮氏。“濮(布)”在壮语里是人的意思。“濮土(布土)”译成汉语就是“土人”，即本地人或土生土长的人。濮土是与客人、外来人相对而言的。各地壮族有着不同的自称，但他们都离不开“布”、“濮”这个总称。“濮土(布土)”是广西田东、田阳、平果、百色等县的壮族自称。(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源流六：源于百濮族，出自春秋时期百濮国，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这是一个比芈姓濮国更加古老的国度，其实是一个部族群体，位置在今云南省南部，国民就是百濮族人。百濮国，是一个比芈姓濮国更加古老的国度，其实是一个部族群体，位置在今云南省南部，国民就是百濮族人。百濮，是古代西南地区一些古老民族的统称，在汉史中皆称“濮人”或“卜人”。
古代的百濮族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除最早见于典籍《尚书·牧誓》记载百濮人曾参加了周武王姬发领导的“伐纣会盟”。司马迁在史籍《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122年(一说公元前1066年，待考)率南方八个诸侯国联盟军讨伐商纣王，这八国即庸、蜀、羌、鬓、微、卢、彭、濮这八个部族，其濮部落中的鬓族、濮族均居于云贵高原，鬓族主要分布在今牟定县一带，而濮族则分布面很广，在周、秦时期被明确称之为“百濮”。百濮的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有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古刘、哈瓦、德昂(崩龙)等等。据史籍《华阳国志》的记载，古代越嶲郡会无一带(今四川会理)为百濮族人的世居地之一，留有“濮人冢”，即今著名的“安宁河大石墓”。
在古代，“濮”、“卜”二字是通用的，“濮”即“卜”。上古之濮，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多。如在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商周时代，百濮族人以象齿、文犀、翠羽为献。著名的西汉学者孔安国在《传》中记载：“百濮人在江汉之南。”唐朝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记载：“百濮人在楚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则更明确地记载：“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套头葬。据网络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濮族人，主要居住于楚国的西南部，即现在的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历史上还有记载其故址在滇南思茅地区，即今云南省的普洱市，那实际上仅是“百濮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并非包括全部“百濮”的分布地域。商、周时期，该地区居住的土著民族就被中原华夏人称作“濮人”，世界上有许多部落。周武王姬发伐纣建周之后，将一些濮族人部落的酋长或头人按公候、伯、子、男爵位分别封国，后统称其为“百濮国”。百濮部落众多，分布广泛，扬雄在《蜀都赋》中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左思在《蜀都赋》中也说：“于东则绵巴中，百濮所充”。杜预在《春秋释例》中亦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
在蜀地以东，楚地以南和西南，直至整个云贵高原，都有百濮人的分布。直到春秋中叶，百濮仍是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并不断试图向东北发展，给楚国制造了相当大的压力，例如在周顷王姬壬臣八年(楚庄王芈旅三年，公元前611年)，趁着楚国闹大饥荒，庸国君主率群蛮叛楚，“麇人率百濮僚聚于选，将伐楚”。选邑，古代地名，就是今湖北省宜昌市所属的枝江市。麇国，又称“麋子国”，即典籍《牧誓》中所举“西土八国”中的微国，故址在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这在史籍《春秋大事表》中有记载：“郧县为春秋时麋国地”，在文献《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麇国标注在陕西省白河县境，与郧县、郧西为毗邻地区。庸、麇两国相距不远，庸国、麇国君主分别率群蛮与百濮，都说明其所率蛮、濮的部落众多，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力量。
于是，在庸、麇两国在公元前611年叛乱之末，楚庄王亲率大军征鄂西，联络了秦国、巴国军队，将群蛮、百濮部落联盟各个击破，经过交战，先灭了庸国，麇国孤掌难鸣，随后也被灭掉。之后，麇国国人亦分散，一部分族人被楚国强迁至今湖南省岳阳地区。
周景王姬贵二十二年(楚平王熊弃疾六年，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此举为楚平王“收南方”的重大战略举措，终于灭了百濮国，将其地置为附庸的绞国，消除了楚国西南方向的不安定因素。但是，由于百濮族人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首领，在历史上也没有真正形成部落联盟，而是各自分散成无数个小部落群体，因此被称作“百濮”。所以一直到战国末期，楚国也未能完全将他们同化。
今天，历史学家对百濮族人的历史演变结果有三种流派：一、战国以后演变为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二、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体，元朝以后称蒲人，再后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三、前期之百濮与百越有密切关系，后期即为孟高棉语族各民族。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濮族人，主要居住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是今天操持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族和哈尼族以及土家族、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南亚语系·佤德昂语支的佤族和德昂族、汉藏语系·语族语支至今未定的仡佬族、以及部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族(泰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之一。
在百濮国灭亡之后，其国人中即以国名“百濮”为姓氏，称濮氏，后亦有人省改笔画讹简为同音字“洑”为姓氏，称洑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百濮国的濮氏、洑氏，皆为古老的姓氏之一，姓氏读音作fú(ㄈㄨˊ)。
摘自 搜狐号 原题：贵州吉连爽姑娘喊话：考古体现僰大精深的中华古濮族、僰族泰液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