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云“盛世修书”，中国历朝历代，均有一逢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太平盛世”，即组织修纂大型类书、丛书的传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代经济发达、文化昌明，久为公论，故“天水一朝”自然也有朝廷主持的“高文典册”，即所谓“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何以称“大”？《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内容勿论，卷帙如此，称为“大书”，固其宜矣。
宋朝甫建，便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修书，不免令人心生疑窦。一说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初取于孤儿寡妇”（《宋季三朝政要》卷六），遂承后周馀烈，将“十国”势力次第削平，为让“十国”旧臣尽入其彀，再不“生心”，于是“尽收用之，寘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挥麈录》后录卷一）。真相如何，后世聚讼，但“编书”“修史”对胜国遗民的吸引力，可说是毋庸置疑。
宋太宗像
那么这些老死在书山字海中的英雄们，罄竭心血编出的，是四部什么书呢？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李昉等撰。凡分五十五门，各门当中又分若干细目，总计不下五千。所引经史图书，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加上诗、赋、铭、箴，则有二千八百多种（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可谓洋洋大观。更重要的是，《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古书，其中不传者十之七八，大量宋以前的文献因《太平御览》的修纂得以保存至今，故历代均极重视此书。清修《四库全书》，亦收入《太平御览》，四库馆臣撰提要云“四库菁华，汇于巨帙，猎山渔海，采摭靡穷”，确为定论。
这部书本名“太平编类”，后因宋太宗日读三卷，一年而毕，故更名“御览”。昔日帝王尚能在“万几余暇”通览一过的书，今天已经少有能卒卷者，人们日常承受的压力，恐怕古人难以梦见。1935年商务影宋本，九百四十五卷据南宋蜀刊残本，所缺又取静嘉堂藏宋本和日本活字本补足。中华书局1960年缩印商务本，通行学林。
《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李昉等编。这部书也是奉宋太宗的命令集体编纂的，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相对其他三部来说，篇幅小一些，但内容同样丰富，旧刻本书前所列引用书目即达三百四十三种，据近人《太平广记引得》所统计，其中书目有而书中没有的十五种，书目没有而书中实引的一百四十七种，合计引书四百七十五种。
作为“子所不语”的第一IP，《太平广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过去的“说话人”，只有熟读过《太平广记》，才敢说核心典籍过关，登台献艺才有底气，就好像唐代歌妓的自夸：“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时至今日，残膏剩馥，沾溉无穷，当今众多“拆书”、“攒书”、影视剧集，取材、得益于这部书的，依然指不胜屈。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汪绍楹校本，乃以谈恺刻本为底本，用陈鳣校宋本、明沈氏野竹斋校勘，参酌明许自昌刻本和清黄晟刻本而成，风行六十年，是久经考验的定本。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李昉等编。这部书是上继《文选》的总集，全书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选录作家近二千二百人。作品近两万篇，分“赋”“诗”等三十八类，其中以唐代的作品为最多，约占十分之九。清代两部最重要的文章总集《全唐文》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不少文章取资于此，其为编纂《全唐诗》等书提供的文献支持，更不待言。详言之，《文苑英华》收录的诏诰、书判、表疏、碑志，可以考订载籍，补充史传；所收唐人文章，蔚为大观，是别集辑佚的关键材料；宋人编订的唐人文集，所据往往与《文苑英华》殊源，故而文字校勘，价值重大。
这部书编成后，受到重视，在宋代就有过数次校勘：真宗景德四年“删繁补阙”，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覆校两次，南渡后孝宗组织校订，周必大辞官后与胡柯、彭叔夏再校。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所据，凡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一百四十卷，明刊本八百六十卷，又附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和劳格《文苑英华辨证拾遗》，最后根据篇名总目编了《作者姓名索引》，是当前最善之本。
《册府元龟》（全十二册）
《册府元龟》，王钦若等编。全书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虽然卷数和《太平御览》相同，都是一千卷，但篇幅却比《太平御览》多近一倍。这部书又名《历代君臣事迹》，所载多为君臣史实、历代政治，故史家最为重视。因为卷帙浩繁，《册府元龟》“阅年六百，止一写本互相抄传。势家购之，必损钱三二十万，贫士竟生至梦有不之逮者。”
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明本《册府元龟》，遍访诸馆所藏，最终决定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所藏崇祯初印本为主，参用北京图书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周邨藏本，合四为一，另编“类目索引”，进行印制，获得学界认可。而明本虽全，仍不足涵盖宋本的文献价值，故中华书局于1989年合静嘉堂文库（此部分用张元济1928年赴日向静嘉堂借照，商务印书馆所制毛样）、台湾“中央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家所藏宋本，凡五百八十八卷，进行影印，题为《宋本册府元龟》。于是今日明本、宋本俱有便购易读之本行世，较之明人所云“梦有不逮”，何啻天壤。
《宋本册府元龟》
宋初修书活动的动机如何不得而知，这些“入彀英雄”却实实在在地凿出了四部大书。这四部书，集成了有宋之前数千年中华文献传承的精华，历代读者捧读巨籍，直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又所收逸篇遗文，今所不存者，往往而在，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以此“四大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顶峰的标志，殆非过誉。举凡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民俗传说……种种内容，均可自“四大书”中获见，即使称为“百科全书”，也是名副其实。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皇皇三千五百卷，欲人人遍读，实有不能。然“田穀之利，不及什一；商贾之利，止于三倍；典籍之利，淑身兴宗，化愚为贤，子孙永保，酌之不竭。……即使买而不读，果于此道笃好，子孙亦必有能读之者。”（张之洞《輶轩语·语学》）即便没有时间逐字读完，但购而藏之，实有必要：其一，可供翻阅，随意展玩，开卷有益；其二，可供查考，一事一物，溯本探源；其三，可供学习，提升自身，熏陶子女；其四，可供收藏，经典文献，传家之宝；其五，可供交流，借书一瓻，还书一瓻。……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宝山在此，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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