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抛弃学问” | 图源：pixabay.com
导 读
又到一年毕业季。作为大学毕业典礼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毕业演讲寄托了母校对于即将步入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们的希冀与嘱托，实则包含着对人生与社会的见识与洞察，往往能够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近年来，中国的大学越来越重视毕业演讲，一些校长们的演讲视频也屡屡在社交媒体上登上热搜、制造刷屏效果。与此同时，高校的开学演讲亦愈发隆重。实际上，在开学或毕业典礼上校长演讲的仪式，自早年中国有大学起就已有之。为此，《知识分子》回顾了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演讲，从中精选出胡适、竺可桢、梅贻琦与张伯苓四位教育大家的毕业/开学演讲，供大家欣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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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北京大学毕业演讲
1932年
《不要抛弃学问》
胡适（1891－1962），著名哲学家、文学史家、作家。1910年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担任过中文系和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务。一生涉猎文学、哲学、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过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 图源：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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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
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
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
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
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
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
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 “问题中人” 而非 “学术中人”。所谓 “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
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
为糊口而作那种 “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 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
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
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
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 “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 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 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1 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 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3 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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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浙江大学毕业演讲
1945年
《大学生之责任》
竺可桢（1890－1974），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36年4月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 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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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来宾，同仁，同学：
本届毕业同学行将离校。离开学校以前诸位是受教育，国家每年要费一二十万金一个人（学生）培植你们。离开学校以后，你们就得要为社会服务了。中国大学生较之他国为少，所以你们的责任格外重大。如美国每100人有16人是大学生，俄国5人，英国2人（依Bernal贝尔纳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之统计），我们则不过二千分之一。依教育部统计，自民国元年到民国32年，专门以上毕业生只12万人，加上民国元年之前，和民国33、34年（除去死亡），最多不会超过16万人，所以尚不过全人口的三千分之一。郑康成谓 “才德过千人为俊”，则诸君皆今日之俊杰也。
诸君之责任可分为两方面而言之。一方面，诸君学有专长，毕业以后，各尽其所能，以贡献于国家。抗战时候如此，抗战以后亦如此。
在民廿九年八九月间，英国 Dunkirk撤退大军以后，德国大量轰炸。那时英国守军有训练者只一军Division之众，飞机不过千架。那时R.A.F.英皇家空军能将德国轰炸机击退，邱吉尔所谓 “Never there was in history so many owed so many to so few.（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这样少的人做出这样多功绩的）” 而R.A.F.制胜之重要因素，即为雷达之发明。发明人乃一物理工程师Robert Watson-Watt。抗战全赖坦克、飞机与汽车，随处需要橡皮。
美国、苏联全部橡皮得自南洋，苏联自1939-1941二年之间，美国18个月，费生物、化学家及工程师之力解决人造橡皮，抗战即能自给。苏联物理学家Kapitza发现低价制氧气法，不但解决飞机上所需的O2，而且煤矿中可以藉此不劳掘挖，可以将煤变成气，Underground gasification of coal煤之地下气化，以制造NH3（制肥料与炸药）、Methyl Alcohol甲醇（制橡皮）及熔铁炉中之气（Reducing Agent还原剂）。不但著名科学家有所贡献，即一般初出茅庐的理工人才亦大量需要。如英国抗战以前只有3000物理学家，包括中学教师（物理）在内，每年各大学毕业只200人。而战事，如无线电、潜水艇侦查、内燃机等等，均需物理人才。故战时大学训练物理每年毕业生增至1200人，至今其中2/3在军队中工作，1/3在工厂中工作（Lawrence Bragg 在 Association of British Scientific Workers 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演讲）。
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百姓之穷，战时、建国到处需人。在遵义，吾人举目社会上应改进之事正多。譬如此间枇杷只是一张皮包了一粒骨，每个学园艺果木的人应当自己负责起来，把他改良。此外，如人民衣着的褴褛，农夫依天吃饭，不讲卫生，以蚤虱之多，识字之少。所谓范文正公当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此是诸位分内之事，责无旁贷的。
诸位除掉了是一个专门有训练的人，为一个教员、学士、电机工程师、生物学家、果树专家而外，同时也是一个国民。所以你们既是大学生，也有比普通人民较大的责任。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
1 知先后。军事第一是我们现在的口号，此在战时各国皆然，夺取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三年前魁北克会议的时候，他们决定一桩重要的事就是先击败德国，再打日本，无论此原则是否合理，但同时打败二强敌是不能的，所以必得要分先后。抗战如此，建国如此，我们不能不分最要与次要的。譬如苏联在抗战前以集体农场Combine中小麦蚀耗之大，Acadamy of Science 集体14个Institude之力，化了一年工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小而言之，一个学校、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的作事、读书，统要有先后，然后能计划。《大学》里头一章就说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2 明公私。在抗战时候道德堕落，这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事。但若能赏罚严明，公私有别，则道德不致十分堕落。就如英国抗战时期谁也不能发国难财。近来报上所载我国贪污之案层见迭出，甚至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齐、直接税局局长高秉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这类人也竟监守自盗，舞弊上千万。诸君看了报自然莫不痛心。但是诸位要晓得，在有一个时期这类作弊的人也是和诸君一样从大学刚毕业、极清白纯粹的大学生。因为贪污之层见迭出，所以一般人以为官是做不得的，财是不能发的，这可大错了。做公务员就是官。我们就希望顶好人材、顶廉洁的知识阶级去做官，惟有这样，公家的事才能办得好。中国那么穷，我们就希望大家绞尽脑汁来做发明，办工厂，开农场，去发大财，惟有这样，国才能富，民才能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做官、能发财，但不希望你们做了官再去发财。为做官而发财，是没有不贪污的。惟有公私分明而后，贪污才能绝迹。
3 辩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 “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在出校门以前恐怕已经觉得是非和利害有时会冲突的。譬如你要就业，你本已答应一个中学去教书，聘约也签了，旅费也收了，你要动身的时候，你忽然接到一个公司的邀请，要你去当副工程师，不但薪水丰，而且出路好、朋友多。你是不是会立刻改弃已成之约，藉口说母亲病重，或是身体不好要到重庆去呢？到那时候你们是否尚能把是非的观念放在利害的观念上面呢？君子、小人之别只在此一念之别。近世科学之能发扬到如目今现状，就是因为先哲布鲁诺、伽利略等不避艰险，与中世纪宗教恶势力奋斗成功的。我们学术界事事落人之后而史学尚足有表现亦是。古代的太史能不避斧钺，秉笔直书。春秋时候崔子杀掉齐庄公，齐太史就书 “崔杼弑其君”。崔子杀太史，其弟继起而被杀者二人，但齐国太史均起而直书，使崔子没有办法。这种只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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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 清华大学开学演讲
1932年
《教授的责任》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籍贯天津，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31年12月至1948年12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被清华校友尊为 “终身校长” | 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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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本校本学年开始上课的第一天，新旧教授及新旧同学到校不久。今天藉行开学礼的机会，使师生们大学聚会见面，同时各同学可以领略各位教授的教言，这是我们最可欢欣的事。
本校在过去一年间，正值国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亟，本校校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照常进行，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此诚值得我们庆幸自慰的。至于本学年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的读书，此时自不可知，此后惟有大家在校一天，各人本其职务上应当做的事，努力尽其责任而已。
本校今年收录新生之多，为历年所未有。各地学校或受时局影响，或缘特殊原因，使一般青年求学问题发生困难。故今年投考本校者，亦较前激增。本校尽力之所及，特别增加名额，俾多于外间同学一求学机会。现在新同学，竟占全体学生三分之一，其中因素因习惯不同，以及所受训习之各异，在团体中难免不有参差不齐之处，希望新旧两方面融合起来，共同保持清华以往的良好的学风。我们也相信清华也有很多应行改良之处，我们亦要设法纠正，其固有之优点，大家亦要爱护保持。
园内生活之安适，读书研究之便利，大可闭起园门，埋首用功，不必再问外事。但大学不要因自己环境之舒适，而忘怀园外的情形。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吾们如果要像欧洲中世纪僧院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我们要纾难救国，不必专以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宣传效果之如何，是大家所共知的。我们应该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这样才可能把学问做活了。我们的学生将来才成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
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赖，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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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南开大学开学典礼
1935年
《认识环境，努力干去》
张伯苓（1876－1951），中国近代教育家、体育活动家、政治家，是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为代表的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及校长 | 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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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那几天，因为学校的事到南京去，所以没得和大家谈话。今天藉这个机会，和新旧学生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看看本学期咱们应当怎样做法。
这一次始业式是许多次始业式的一次，可是环境有了许多的变化。我们先要认识环境，再说怎么样应付环境。不能应付环境，要被淘汰。教育是帮助人应付环境的。既然要认识环境，今天就把个人所认识的、所感想的说一说。
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有个很不安全的感觉。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国，而这个国可是没有门，没有墙，这怎么好！以前我们住在什么环境里呢？以前的环境，四面的墙一齐倒，彼此互相支持住，没有倒下，我们就在这个环境下住了多少年，觉得很安全。大家在底下还要乱打乱闹，你看该死不该死！现在几面墙都塌了，有一面墙要整个地倒下去，自己又没有柱子支着，让他倒又受不了。早也不知干什么去了，抬头睁眼一看，各方面的势力都跑了，只有一个大势力来啦，如 “冰山之释”，这是多么不安全！中国人真有这不安全感觉了吗？不完全都有。我希望我们南开的人，都有这个感觉。以前的事，不能说，也不必说了，在墙下胡闹的机会，再没有啦。以前的事情，人人都应该负责，我也是应该负责的。
有这不安全的感觉，应该怎样呢？第一，不要像从前说孩子话，什么痛快说什么。回想前几年，小孩子气到万分。学生固然如此，甚至执政者也这样。现在这种举动万万不要有。快快想法子盖墙、盖门（要是懂得这个话，就是国防）。院子太大，不能都盖，哪怕盖一个角呢，也比不盖好。记住啦，在这个不安全的情形之下，第一，不要随便说话；第二，快快盖自己的墙，挡住那猛扑而来的势力。墙倒下来，大家一同都要死的。以前闹私的感情，闹意见，现在不要这样了。
这几个月以来，我的第二个感想，就是以前做的事情，满不彻底。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也不彻底。这并不是谦虚。我盼望南开的人，此刻都大彻大悟，万不要因为小小的成功和进步而得意。我常想，我们提倡体育已有三十多年，体育比以前进步得多了。以前，长指甲，走路都走不稳。以前跳高跳四尺多就了不得啦，现在差不多到了六尺了。跑啦、篮球啦，都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们在国里觉得自己的进步，到了一开远东运动会、世界运动会，一比，就不成了。我们进步，人家进步得更快。你要知道，自己进步是没有用的，有一点不如人，全局输了，自己的一切进步都没用了。所以彻底还要彻底，紧还要紧。自己认为小的进步，不算，非彻底不行。说是比从前好得多了，等于白说，试看别人的进步怎么样。现在情形这么险，我们应当怎么样做？上一次我对中学说话，提出了三个要点，我现在也给你们说。
第一，中国人太自私，不能合作。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到自私的现象。我常坐在一旁，自己不说话，听人谈论，很少有人说到为公为国。例如做买卖吧，买卖是大家的，人人都要入股才行，人人都要提款，那岂不是坏了，岂不是糊涂么？又例如一个航海的船，全船要沉了，还有些人只管坐在舱里守着自己的财宝，看得太小太近。我们这些人不有总名称么？分开说罢，你姓这个，他姓那个，你是这省人，他是那省人，你是南开，我是北洋，但是这些人有总名儿，就是中国。总的东西要叫他存在，自己才能存在。要想叫他存在，看为他努力的人有多少。想着，真险呀，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揩油的人太多，这如何能好！
年长的人快死了，不要管他们，希望都在青年人身上。我在中学礼堂讲演，看着男女中学学生一千七八百人，真精神，我高兴。我今天看见你们，我也高兴。青年人要顾公，不要净顾自己，从自己起，每天想三回——
“我真爱国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
你自己这样问你自己，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也用不着我给你们说什么是 “好处”，什么是坏处。
中国人的自私心比各国人都大。就知道为子孙为家族，可是不知道为国。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做着容易！就是这个 “知” 真难。中国人几时才知道为国，知道无私就是公？我有一个比喻，旧学生听过多次了，新学生还未听过。我到各处学校讲演，用拉绳来比画。绳子一共是六根，一个气力大的人拉一头，那五个人要向一处拉，就拉过来了；五个人分向各处拉，就拉不过来了。这样浅的理，何以不懂呢？懂，为吗不做呢？就是太私。要下修养工夫，练习公。这次在南京给遗族学校讲演，学生都是七八岁的小孩子。我问他们，你是哪一国人？他们说是中国人。有没有没人的国？他们说没有。中国人多不多？他们说多。中国强不强？他们说不强。为什么不强呢？小孩子说，不能团结。小孩子都懂。我痛快极啦。可惜的不是真知，不能做。拉绳懂了，别的事还是不懂。中国的事很简单，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易如反掌。中国人多，又不傻，地又大，何以不好？由于不能团结，太自私。公由哪里起？由一班、一个学校起下工夫，练习为公。
中国人还有一种特性，小孩大人一样，总不愿别人好。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有好人。这就是亡国的根源。我在南京，提议组织一个会，专写匿名信。匿名信本是骂人的，我们以为一骂他，他就可以做点好事，其实，他更不做好事。所以要写捧人的匿名信，叫他今天接一封，明天接一封，日子长了，他高起兴来，尽力做好事。我常听人家说别人坏，大家都来了，再加点东西，这如何能好。我头一句话，总是想为他辩护。孟子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恶皆归焉。” 中国人愿意国家好，可是不愿意有好人，这都是自私，度量不大。现在，我给你们想几句话：
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
那么，你就要得愿意中国人全都是好人。
不要太狭隘，不大。彼此要往上长，不要往下长。总是批评人，那就是往下长。譬如开一个运动会，有人代表南开跳高，你愿意他折坏腿吗？愿意人好，还是愿意人坏，你们可以拿这个试验自己，试验别人。现在倒霉时候，不愿别人好吗？要改，非改不成。
第二个要点，论个人聪明，中国人比日本人高，这是浮聪明。凡是有打算盘的事，中国都有小聪明。聪明是生来的好点，不是自己的，努力才是真正自己的。个人聪明，中国人高，可是团体的聪明，就不如日本了。中国人没有至诚，不恳挚。做事没至诚，不恳挚，是不成的。有的先生告诉我说，有些学生很聪明，就是不用功。我说，有这样的学生，你告诉我是谁，我把他找来，我打他因为他暴殄天物，辜负老天的好意。
你看人家外国人，都那么诚诚恳恳的，中国人总是那么飘飘摇摇的，我想给中国人加上点重量，中国人要傻不济济的干。中国人一事无成，要傻干。中国人没有份量，一吹就跑了。我给你们每人加上三十磅，各个人都加份量，沉住了气，不要说风凉话。说嘛就是嘛，要实做。中国人不如人的，不能合作，不能诚诚恳恳地干一下子。知难而退，浅尝则止。应当 “继续努力，以为贯彻”。你不是学过力学吗？力学上一个物体，加上一个力量，力量不断地加在物体上，才怎么样？才有加速度，越加越快。假如浅尝辄止，就不能有成就。中国人不能咬牙干。要诚，要皮戆肉厚，脑筋迟钝，不成功，就要死。现在要改造国家社会，非有傻干的人不行。如有人露小聪明，我不爱。假如有傻不济济的，我说这孩子好，结果一定好，将来能为国家做事。中国人好像个个是大少爷，穿的漂亮，说话漂亮，一遇到难处，就担不住了。也不能受冻，不能挨饿，都是大少爷、大小姐，少爷国是站不住的。你们人人都这么嘱咐自己，“别看我傻，我干，干出个样子来，看”。国难到这个地步，你们都是大学生，你们要不成，这个国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要恳切，诚挚。
第三个要点，就是努力。要自个儿上弦，要拿住劲儿，不要上着上着又脱辘脱辘的松。又像打气，噗！扁了。中国人到时候就拿不住了。长江流域的人清秀有余，而敦厚不足。我以为长江流域的学生，应该到北方来上学，十一二月北风刮的顶厉害的时候，顶着北风走，这样顶下来，才能做大事。谈到努力，我真佩服日本人。中国人为什么不行，中国人皮松肉厚。你们都要咬定牙根，紧张又紧张向前努力。
以上所说的三样，就是公、诚、努力。同学里有这样的人，你们要鼓励他，互相鼓励作这样的人。要恳切，在诚，不要净说笑话松话，“瞧这小样儿干嘛，有什么用处！” 南开不要这种说缺德话俏皮话的人。南开要的是傻子，不要聪明的。学厚，学傻，要钝。譬如刀吧，磨得很快的，锋刃太尖，这时候不要用。得把他那个虚尖磨去了，再用就行了。锋利的容易挫，傻的长，可以做事。中国人不如西洋人、日本人的，就是傻和诚不够，太轻飘。弦要自己上，自己打气。现在局面这样，不用先生们讲，你们还不懂吗？这用我说吗？你们认识了环境，努力干。
演讲稿来源：
1. 胡适：不要抛弃学问[J].当代教育家,2021（05）:54-55.2. 《竺可桢全集》第九卷，1945.7.1
3. 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2/17547.htm
4. http://news.nankai.edu.cn/ywsd/system/2018/09/19/000409514.shtml
制版编辑 | 姜丝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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