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章草《出师颂》完整图
2.释文即介绍
3.释文对照图
4.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单国霖5.章草书《出师颂》辨析 单国强
隋·章草《出师颂》（全卷）纸本21.2x127.8，北京故宫藏。
释文：
茫茫上天，降祚为汉。作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宵映，素灵夜叹。皇运未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西戎不顺，东夷构逆。乃命上将，授以雄戟。桓桓上将，实天所启。允文允武，明诗阅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浑一区寓。苍生更始，移风变楚。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域极边。鼓无停响，旗不蹔褰。浑御遐荒，功铭鼎鈜。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天子饯我，辂车乘黄。言念旧劳，恩深渭阳。介圭既削，裂壤酬勋。今我将军，启土上郡。传子传孙，显显令闻。
《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唐朝由太平公主收藏，宋朝绍兴年间入宫廷收藏，明代由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收藏，乾隆皇帝曾将其收入《三希堂法帖》。1922年，逊位清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该卷携出宫外，1945年后失散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
本幅无款。鉴藏印记有22方，计为：唐太平公主梵文印“三藐母驮”，唐邵王李约“约”和“邵约之印”，唐中书侍郎王涯“永存珍秘”（钤两处）；宋高宗“绍”、“兴”（联珠印）、宋内府“书印”（半印）和“内府秘书之印”；明以前人之“蓑笠轩印”、“历代永宝”、“刘氏中守”、“刘完私印”、“安元忠印”及二印文不辨之印；清安岐“仪周珍藏”，清内府“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乐寿堂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诸玺。
后纸宋米友仁跋：“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右下钤“监书画博士印”。左鉴藏印记6方，计有：“物”（半印）、“□轩”、“□□山牧”、“古希天子”、“寿”及一印文不辨印。右鉴藏印6方，为“安仪周家珍藏”、“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引首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押上钤“御府图书”，据押和印，前人定为宋高宗书，实为明人仿写。另有清内府鉴藏印“太上皇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左上乾隆癸巳（三十八年，1773年）御题一段。
前隔水鉴藏印有：明王世懋“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清安岐“安”、“仪周鉴堂”，清内府“八徵耄念之宝”。后隔水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年）御题一段，下钤“乾”、“隆”印，另有清安岐鉴藏印“麓邨”。
此本见于著录的有：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孙鑛《书画跋跋续》、清·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吴升《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阮元《石渠随笔》、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书。刻入《三希堂法帖》。
根据著录书及鉴藏印记，此本称为“绍兴本”《出师颂》，据米友仁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写，乃至唐人作。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间入内府；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60余年；2003年由拍卖公司征得，故宫博物院以巨资购回。
《出师颂》作为流传有绪的章草墨迹曾留存有两本，一为此“绍兴本”，一为“宣和本”，后者曾入北宋内府，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一般定为西晋索靖书，也有认为是梁·萧子云书，经北宋《宣和书谱》、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其流传情况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内府，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后售于项元汴，入清后不存。“宣和本”曾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泼墨斋帖》亦曾摹刻，今仅存法帖拓本。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早期章草书体，“蚕头凤尾”带有隶书遗痕，“银钩虿尾”具草书特征，整体书风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与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故定为隋人书是合宜的。
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单国霖
《出师颂》为东汉史孝山所撰，对后世书写此颂者，异议颇多。从历代著录和存世墨迹刻本两个界面来考察，确实存在过多种本子。历代笔记、著录所记载，纷纭芜杂，单从文字来分析，难辩其真膺优劣。现在换一个角度，以传世的几种《出师颂》主要刻本与存世墨迹为标样，并参考有关著录材料，加以比较辨析，或许能对《出师颂》的历代写本情况，获得一个较明晰的认识。
历代法帖中收刻有《出师颂》的共有九种，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
一、 南朝梁萧子云《出师颂》系统，现见刻本两种。
1、宋《汝帖》第七卷，王寀摹刻，刻于大观三年（1109年），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其有如下特征：
（1）标名“萧子云”，为残帖，共5行80字，起自“薄伐猃狁”，止于“显显令闻”。
（2）“况我将军”之“我”字虽残，但字形犹存。
（3）帖中漏缺“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八字，不知是母本原迹己残缺，还是刻石时漏刻，分析以前者可能性大。
（4）此帖文字笔划缺损甚多，摹刻者似乎忠实于原迹，残损处不作添补。
（5）此帖字与字之间不连属，且笔力较为瘦劲，隶意颇重。与同帖卷四所刻索靖《月仪帖》，在结体、用笔上相近，气息高古。
2 、北宋《兰亭续帖》上册，刻于政和初年（1111年），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
（1）标名“萧子云”，刻石已斜向裂开，故残损字较多，但非裂痕处笔划较全，不同于《汝帖》之笔划多缺失。
（2）此帖刻全文，“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八字未缺。但是“况我将军”之“我”字已失落，且未留白，致使文句不顺，四字句成三字句。
（3）此帖每行字数比《汝帖》本为少，行距亦较宽。
（4）此帖第二行“来”字，第八行上“至”字下“况”字己半残。
（5）此帖后面并刻有蔡襄治平二年（1065年）的题跋，谓“此书尤精劲而完篇，殊可爱。借临一本，然眼力已昏，多亦失真，他日或移石本，可分遗也。”
比较《汝帖》和《兰亭续帖》两本《出师颂》，虽都题“萧子云”书，但并非出自同一母本。因前本多一“我”字而缺八字；后本“我”字已删。蔡襄题跋于1065年，说“此书尤精劲而完篇。”《汝帖》刻于1109年，早于《兰亭续帖》，却已成残篇，又未收刻蔡襄跋。再细加比勘，两本字体的形体亦有小异，故两本各有母本。北宋米芾《书史》记载：“钱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师颂》，题作萧子云，亦奇古。”又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萧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适魏晋人，然高古尚存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说明北宋时就流传萧子云本，可能还不止一本，故出现不同摹刻本，自在理中。
二、西晋索靖《出师颂》系统，共有五种。
1、明邢侗选辑《来禽馆帖》卷二，标名“索靖书”，刻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此帖有如下特征：
（1）帖前刻有北宋徽宗双龙圆玺，“宣”“龢”连珠印，帖尾刻有“政和”长方印，“宣和”长方印，并有“永存□□”半印，“书印”长方印，“文艺薮泽”大方印等收藏印。
（2）“况我将军”之“我”字缺，未留白。
（3）与《兰亭续帖》比勘，“降祚有漢”变为“降祚为漢”；“素孁夜暵”变为“素孁夜嘆”；“鼓無停響”变成“敉無停響”；“言念伯舅”变为“言念内舅”。
（4）《兰亭续帖》里缺笔的“来”、“至”、“况”等字，皆勾出残损边框；“明诗阅禮”之“禮”字己残缺，而《兰亭续帖》里尚未残。
在此要着重提出“素孁夜暵”四字，“暵”一作干旱、干枯释；一同“熯”。王遽常先生1947年在《索征西书出师颂墨池堂本跋》一文中，考释“暵”同“熯”，《玉篇》释火盛貌，《论衡》释炬火，则“素孁夜暵”谓素月夜明也，正与上句“五曜宵映”（五星夜间映照）作对。而宋五臣注《文选》本，行文为“素孁夜嘆”，“嘆”释哭。王文谓：“素月岂能夜叹乎？”他从文字训诂角度对古文提出了疑义。王遽常之说，应合乎原文。
2、明董其昌选辑《戏鸿堂法帖》卷三，标名“晋索靖出师颂”。此帖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晚于《来禽馆帖》三年。
（1）帖前刻有双龙圆玺，“宣”“龢”连珠印；帖尾刻“政和”、“宣和”长方印、“文□薮泽”大方印。后又刻董其昌自跋：“锺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此书在檇李项子京家，故是甲观。其昌。”
此帖与《来禽馆帖》比勘，双龙圆玺位置移上，缺“永存□□”半印和“书印”印，“文兿薮泽”印空“兿”字。
（2）帖中文字与《来禽馆帖》均同，亦缺“我”字，“来”、“禮”、“至”、“况”诸字亦缺笔。
3、明章藻摹刻《墨池堂选帖》卷二，标名“晋索靖出师颂”，刻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1602—1610年），与上述两帖差不多同时间。
（1）帖上刻收藏印与《来禽馆帖》基本相同，但帖尾缺“宣和”长方印，“政和”印缺左小半。
（2）帖中文字与上两帖均同，缺字、缺笔诸字亦同。
（3）帖后增刻章藻释文，释文中有明显错误。如“朔风变楚”释成“移风变楚” ，这是因“朔”字残泐不全，导致错释。又末句“顯顯令闻” 误释成“顒顒令闻”。
4、明陈元瑞选辑《玉烟堂帖》卷二，标名“萧子云”，刻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
（1）此帖虽题“萧子云”，然与《兰亭续帖》中萧子云《出师颂》不一致，而与《来禽馆帖》、《戏鸿堂法帖》等刻本文字全同，因而应归入“索靖出师颂”系统。
（2）此帖文字缺失与残损处，一同《来禽馆》、《戏鸿堂》诸帖。
（3）帖上未刻任何藏印。
5、明王秉錞选辑《泼墨斋法书》第二卷，标名“晋索靖出师颂”，刻帖时间不详。
（1）帖上所刻收藏印，与《来禽馆帖》相同。
（2）帖中文字与上述四帖均同，缺字、缺笔诸字亦同。
（3）帖后刻释文，与《墨池堂选帖》释文同。又刻董其昌题跋，辑自《戏鸿堂法帖》，可知此帖时间要晚于上述四帖。
三、隋人书《出师颂》系统。
1、《隋贤书出师颂》墨迹本，即现故宫藏本。此卷黄麻纸，未题书者名，仅书篇名“出师颂，史孝山”。
（1）卷上收藏印共有四十余方，据已割裂析出的卷后佚名宋人（或元人）题跋，早期主要收藏印，唐代有“太平公主”胡文印、王涯“永存珍玩”印、锺绍京“书印”印、李约“约”印、“蓑笠轩印”大方印；宋代有宋内府“历代所宝”印、“内府秘书之印”印、“绍”“兴”连珠印等。此外还有元张达善，明刘中守、刘完、王世懋，清安歧和乾隆内府众多收藏印。
（2）引首描金龙纹纸上，篆书“晋墨”两字，署宋高宗赵构押书，钤“御府图书”方印。此引首绘五爪龙和纸张均非宋时物，系为后人（明人）伪托添配，此现已达成共识。
（3）卷后米友仁题识：“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引首和后隔水并有乾隆帝御题。
（4）此墨迹文字齐全，无残损处。唯仍缺“况我将军”之“我”字。
（5）与上述索靖《出师颂》诸刻帖比勘，有些文字有异。即“兆基開業”作“作基開業”；“皇運来授”作“皇運未授”。而“敉無停響”改为“鼓無停響”，“言念内舅”改为“言念伯舅”，其余均同。
２、清内府《三希堂法帖》卷三，标名“隋人书”，刻于乾隆十二年（1767年）。
此帖系《隋贤书出师颂》墨迹的石刻本。文字一依原迹摹刻，后并刻米友仁题识和弘历后隔水题跋。原本上面的收藏印，大部分略去，仅前有“石渠宝笈”、“郎邪王敬美氏收藏图书”诸印，末有“绍”“兴”连珠印、“蓑笠轩印”、“刘中守氏”诸印。
纵观上述索靖《出师颂》明代刻帖四种，都有徽宗朝内府藏印，且文字和书体缺落、损泐处基本相同，可判断出于同一母本。结合著录资料，母本应是曾经宣和内府收藏的索靖《出师颂》墨迹。
《宣和画谱》记载，御府所藏西晋索靖草书墨迹有四：《急就章》、《月仪帖》、《出师帖》、《七月帖》。
宣和天府本《出师颂》一直流传到明代，尚见著录。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集》记载：“史孝山《出师颂》系古章草法，在宋时有两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谓银钩之敏，而人间则盛推萧子云。旧于文寿承（文嘉）所见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与宣和瓢印，盖天府本也。第黯黑不甚可别，细玩其行笔处，亦似微蹇涩，往往有枫落吴江之恨。”这一本应是宣和天府本。又据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三记述：“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于项元汴。”董其昌又在项家见此墨迹，遂摹刻入《戏鸿堂法帖》。明孙纩《书画跋跋续》卷一又说：“文寿承晚年于燕市中无意购得索幼安出师颂，价三钚耳，好事者多往索观。”邢侗、章藻、陈元瑞很可能也是借摹文氏收藏墨迹上石的。至于王秉錞《泼墨斋法书》的《出师颂》，则是翻刻《戏鸿堂法帖》和《墨池堂选帖》，己有明证。
正因为宣和本纸质黯黑，字迹多有模糊处，以至四本帖中多有笔划缺落处，而且有些字在摹刻过程中被误释，造成错谬。如“降祚有汉”之“有”字，误刻成“为”字；“素灵夜暵”之“暵”字，左旁“日”字上勾笔逐渐消失，误成“嘆”字；“言念伯舅”之“伯”字，误刻成“内”字等等。
现存《隋贤书出师颂》，正是绍兴内府本。王世贞同时见到过宣和本和绍兴本两种墨迹，《弇州山人续集》里并记：“今年秋，家弟敬美（世懋）购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彷佛，而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记述卷上有太平公主、王涯、锺绍京等印和米友仁题跋。他评价道：“余窃谓二迹皆自幼安临出，特绍兴本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当小次耳。”置绍兴本于宣和本之上。詹景凤亦与王世贞持相同意见：“王太常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凿，虽锋锷敛而奇趣妙思，妍态丽清，包举无限。”并质疑：“友仁题为隋贤，不知何据？”
王、詹两前贤推定二本都是索靖书，并未有过硬证据，但他们拈出了宣和本和绍兴本的差异。而顾复《平生壮观》的记载却十分淆乱。他既记绍兴本有前后古印十三方，又记有“宣和”、“政和”诸玺，前有题“索靖出师颂”五字，后有米友仁跋，竟然将两本混成一体了。若根据顾复的著录来否定绍兴本的可信性，岂不被古人所误了。
那么宣和本和绍兴本是否为索靖所书呢？
我们不妨将《出师颂》三个系统的刻本和墨迹本联系起来，综合考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兰亭续帖》刻本和传世宣和本刻本（即四种明刻帖）及绍兴墨迹本，全篇都缺少“况我将军”的“我”字，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汝帖》中《出师颂》残帖却并不缺，说明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母本。同时宣和本的四种刻本笔划残缺的“来”、“至”、“况”等字，缺损部位与《兰》帖完全一致。因此鄙见，宣和本是从《兰》帖所收萧子云《出师颂》的母本摹出。
绍兴本的文字比宣和本更接近萧子云本的文意。如“鼓无停响”之“鼓”字，宣和本误作“敉” ，而绍兴本未误；“言念伯舅”之“伯”字，宣和本误作“内” ，绍兴本未误。至于绍兴本摹错的文字，如“降祚为汉”之“为”字、“作基开业”之“作”字、“皇运未授”之“未”字等，都是萧子云原本上己经残损、笔划不清的字，故而绍兴本也应是摹自《兰》帖刻本的母本。下面将宣和本、绍兴本与《兰》帖文字的歧异处列出。
（1）两本俱误处：“降祚有汉”都误作“降祚为汉”；“素灵夜暵”俱误作“素灵夜嘆”。
（2）宣和本刻本误处：“鼓无停响”误作“敉无停响”；“言念伯舅”误作“言念内舅”。
（3）绍兴本误处：“兆基开业”误作“作基开业”；“皇运来授”误作“皇运未授”。
这些误处都是对“萧子云本”写法不理解，或者文字己残损，摹写时误释所造成。两本互有正误，故不存在两本之间谁摹谁的问题，两本是同源而异体。
宣和本和绍兴本既然和萧子云本有渊源关系，它们自然不是索靖所书。至于绍兴本的书写时代问题，诚然要从书法艺术的时代风格、流传经过、收藏印记考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近来，有人对存世绍兴本（即《隋贤书出师颂》）的可信性提出疑问，认为可能是南宋以后人所书。根据上面对各刻本和墨迹的比较分析，绍兴本属于摹萧子云本的结论，相信可以成立。那末它摹于何时呢？东汉史孝山《出师颂》，在南朝梁时被萧统选编入《文选》。至唐显庆三年（658年），李善向朝廷进呈《文选》注本。自梁至唐，无雕版印刷术，只能靠抄本行于世。直到五代孟蜀时，《文选》才镂版印行。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遂盛行《六臣注文选》本。绍兴本有些文字摹错，是母本漫漶不清的原因，如果当时有文本可参照，它完全可以依本纠正。正因为无本可依，才出现至今看来不该有的舛误，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它至少是五代以前的摹本。米友仁凭着他睿敏的鉴定古书画目光，审定它为隋贤所书，并非是无据之论。
《出师颂》的古写本，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在书法史上备受帝王、书家和文人的珍视。至今最高古的南朝梁萧子云的手迹已荡然无存，宣和天府本墨迹也杳无踪影，唯有绍兴内府本硕果仅存，犹为我们提供了除西晋陆机《平复帖》之外，最高古的章草书原迹，它无愧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
（转自《故宫博物院》作者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章草书《出师颂》辨析
单国强
近期，早已下落不明，原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章草书《出师颂》墨迹，却由嘉德拍卖公司征得，并定向出售给故宫博物院，使这件原为清宫内府收藏的名迹物归原主，一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多数业内人士欣喜此件名迹幸存至今和再度问世，并找到合适归宿而得以永久保护。但也有人提出种种质疑，诸如作品是真是假，究竟何人所书，属于哪个时代，艺术和历史价值如何，以及故宫博物院花巨资收购是否值得等等，还列举了诸多专家的意见以证明分歧之大。诚然，对一件名迹的再现和归宿表示关切并陈述看法，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仅凭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的专家只言片语来谈问题、下断语，就失之于偏了。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有充分的论据和缜密的分析，对作品作出全面、准确的鉴考，最后才能得出较客观的结论。其实，《出师颂》在千余年流传过程中，已有许多书画家、史论家、鉴藏家对之评析，当代书画鉴定家也有专文鉴考，如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隋无名氏书 出师颂”一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上述诸多质疑的问题都有所答复，并非是分歧很大。因此，重温古今专家对《出师颂》的鉴析有望匡正视听。本人仅梳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一孔之见，与有识之士展开充分说理的学术讨论。
一、《出师颂》的现状、流传和著录
1.现存状况
本幅，纸本，章草14行，无作者名款和钤印，首行“史孝山”为“出师颂”文之作者。引首，描龙花笺，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据押定为宋高宗书。左上乾隆“癸已仲秋上濣”御识一段。后隔水，素绫，乾隆“戊辰立夏日”御题一段。尾纸，纸本，宋·米友仁题：“古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
鉴藏印记：本幅左边由上至下为“永存珍秘”、“邵约之印”、梵文“三藐母驮”、“蓑笠轩印”、“历代永定”、“约”、“绍兴”连珠印、“刘氏中守”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仪周珍藏”；右边由上至下为“刘完私印”、“安元忠印”、“书印”（半印）、“永存珍秘”、“内府秘书之印”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幅中有“乐寿堂鑑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诸玺。引首花押处钤“御府图书”，中钤“太上皇帝”，左骑缝印“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前隔水钤“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八徵耄念之宝”、“安”、“仪周鉴赏”。后隔水钤“麓邨”。尾纸钤“古希天子”、“寿”，右骑缝印“物”（半印）、“□轩”、“□□山牧”、“监书画博士印”，另一印不辨。
2.文献著录
历代见于著录的章草《出师颂》墨迹计有两个本子，一本可谓“宣和本”，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称为西晋索靖书；一本可谓“绍兴本”，曾藏南宋绍兴内府，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即今所存之本。
“宣和本”见于著录的有：北宋《宣和书谱》卷三，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六”。此本据宋徽宗标题多定为索靖书，也有认为是南朝梁肖子云作。
“绍兴本”见于著录的有：明詹景凤《东图玄览》卷三、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安仪周《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吴升《大观录》卷一、敕编《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第五十二）、阮元《石渠随笔》、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六十四。此本据米友仁题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索靖、肖子云乃至唐人作。
另有仅记《出师颂》而未注明何本的著录书：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莺字号第一”。
3.历代流传
根据作品鉴藏印和历代著录书，绍兴本《出师颂》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洵入内府，经米友仁鉴题，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仪周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清时刻入《三希堂法帖》。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六十余年。
宣和本《出师颂》今已不存，其流传情况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内府，有宋徽宗标题，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后售于项元汴，入清后不存。此本也称“天府本”，曾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泼墨斋帖》亦曾摹刻，今仅存法帖拓本。
二、鉴析今存之《出师颂》
1.今存之本是否即“绍兴本”
这是首先要认定的，否则，一切文献的引证都会有人否认，甚至发出“此乃今人伪作”之高论。
绍兴本最后经清内府收藏，今存本是否即清宫旧藏本，可核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是书“宁寿宫”（第五十二）记载：“谨按是帖刻入《三希堂帖》，亦见《星凤楼》、《戏鸿堂》二帖。曾藏王世贞尔雅楼，其《弇州续稿》有跋云：‘家弟敬美得一卷，谓是绍兴所入者，胜于宣和所藏’。寻其所载印记，即此本也。特犹以为索靖书，后人以与米友仁所定不同，复裁去耳。引首‘晋墨’小篆二，以押字考之，乃宋高宗笔，见周密《癸未杂志》。张领字达善，元导江人，侨寓江左，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延至江宁学官，远近翕然尊师之，曰导江先生。有经说文集行于世。所考证卷中十三印，多轶去，惟太平公主印一、宋内府印三、王涯印一、‘书印’半印尚存。太平公主四字印，见徐浩《古迹记》。‘永存珍秘’，王涯印也。又‘约’字印，乃唐李约也。见张谦德《清秘藏》。”著录中所提唐、宋诸印和明王敬美藏印，在今存本中俱见，所钤清内府诸玺，亦证此本即清宫藏本。唯后纸元代张领（达善）跋未见，想是出宫后被人裁去变为另一卷。所幸此残卷（一无款题，一张达善跋）在六年前即为嘉德拍卖公司觅得，并公开拍卖出售。其尺寸、气息均与《出师颂》本卷相一致，两卷一左一右的两方骑缝印（一方一圆）也对得上，可证原为一卷。据此，今存本即清宫藏本，亦即“绍兴本”。
今存本与清乾隆前的诸家著录书相对照，也与“绍兴本”状况一一吻合，唯明藏家王世贞、王世懋（敬美）昆仲的题跋不见，当在入清后佚去。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曾记述：“此经王敬美所藏，王氏昆仲必有题识，今卷内无存。”然亦引录了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中所藏之跋。
今存本与前人著录相对照，可证此即早已闻名并流传有绪的“绍兴本”《出师颂》，并为清宫旧藏。
2.“绍兴本”《出师颂》的创作时代
搞清楚今存本的创作时代，是鉴定此件作品的主旨。因为此件《出师颂》并无作者款署，属无款作品。按照书画鉴定学的原则，无款作品就是鉴定年代，即“明是非”，前人所定时代对，即“是”，定错了，即“非”，重新确定一个较准确的年代就是了，无所谓“真伪”问题。判定真伪，主要是对“有款”作品而言。因此，对无款的《出师颂》大谈是真，是假，是伪作，是赝品，实在是缺少最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
有人会问，《出师颂》不是说是索靖书吗？怎么成了“无款”作品呢？其实，此卷的作者都是后人定的，并有西晋索靖、南朝梁肖子云两说。后人所定之作者均属猜测、分析，改变不了原作“无款” 的性质。诚然，前人对作者的推断可以作为我们断代的参考，结合前人对此作的断代（隋贤、唐人），也可考虑有无可能为西晋或南朝梁人所书。
今存绍兴本《出师颂》的断代，可从后人题跋、历代鉴藏印、书法的时代风格诸方面来鉴析。
卷中题跋唯存米友仁10余字之跋，先鉴定米氏书法是否真迹。米友仁（1086—1165年）是北宋末至南宋初著名的书画家和鉴赏家，山水与其父米芾共创“米氏云山墨戏”；书法克绍其父，字姿更倚侧，用笔则较收敛；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能力，曾诏入南宋绍兴内府鉴定所藏书画，多有鉴题，存世书法墨迹也多为鉴题。此本中米友仁鉴题与之其它墨迹相比较具相同书法风格，尤其偏长、右斜、求险的结体，以及柔和、内敛又时出劲锋的点画，呈鲜明的个性特色。试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行书动止持福帖册页》相比较，相同的“右”、“日”诸字的笔势、结构甚为接近，“友仁”的署款尤为一致，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而且，《出师颂》的“米友仁”三字款署，早已收入1987年上海博物馆编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米友仁”条，见318页款1，备注：“《米友仁》，隋人出师颂卷题跋，绍兴九年（1139年）”。可见，此鉴题属真迹无疑。米书既真，其鉴定为“隋贤书”就有相当可信性。
据此卷本幅的诸鉴藏印，也可佐证墨迹不会晚于初唐。所知诸印中最早的是唐武后女太平公主的四字梵文印。据考，唐徐浩《古迹记》记述：“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四字印缝”。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亦曰：“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玉印胡书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驮”。两书所述当是此印。本人不懂梵文，但所钤印章为水蜜印，属宋以前普遍使用的印泥，而非宋以后改用的油印，可知其时代是很古的。而且此梵文是太平公主的“别造胡书”，不同于现今的梵文或西藏文，故今人多不识，然甚吻合武后朝多自造新字和怪字的时代风尚，后人恐怕是生造不出的。因此，应承认此印属真。基此，本卷书写就不可能晚于初唐武后时代。前人考证本幅中还有几方唐印：“永存珍秘”为王涯印。王涯，字广津，活动于唐德宗至文宗年间（780—840年），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喜藏书画名迹，《新唐书》“王涯传”载：“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贷鉤致，或私以官凿恒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故王涯得以观赏或入藏此本并钤盖此印，是极有可能的。“约”字印，为李约之印。据《旧唐书》卷一五四记载，李约，唐顺宗第八子。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主，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即顺宗永贞元年）进封为邵王，官至兵部员外郎。善画梅，精楷隶。他精于书法，又是王爷，亦当可能收藏或观赏过《出师颂》并钤鉴藏印。本幅上另一印“邵约之印”，亦当是李约钤印，应为“邵王李约之印”的简称，且印泥与“约”印一致，都属水蜜印。诚然，王涯、李约乃至太平公主之印，均无存世的鉴藏印可予对照，不敢遽然定真，但也无充分根据说假，从均为水蜜印的印质看，应该是年代较早的古印。本幅中还有几方宋代印，其中“绍兴”连珠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赵构”中所收3号印（1358页，注：“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藏印”）应是同一方印，大小、部位一致，甚至连“绍”印稍外斜的左边框，“兴”印左上稍粗钝的转角都相一致。另一方南宋的内府藏印“内殿秘书之印”，《印鉴》中未见，也未及与其它作品中相类藏印核对，但即使与某件作品中印文相同的印章核对，对不上怎么就敢断然说假？难道南宋内府“内殿秘书之印”只能有一枚？“绍兴”连珠印不是有好几套吗？因此，鉴定印章不能仅以存世的几枚为据，管孔之见是难以客观、准确的。而且鉴藏印只是辅助依据，以此来否定本幅乃至不属同一张纸的后纸米友仁鉴题，其逻辑不免有些荒唐。另外，还有一枚宋印可证是真，此即一直定为唐代锺绍京所钤的“书印”半印。据徐邦达先生鉴考，此印“实系宋内府‘书印’右边的一半，全文曾见于其它古墨迹中，想到的如颜真卿《湖州帖》米临本就有此印，可为明证”。如是，三方所知的宋印中，“绍兴”连珠印和“书印”半印两方均可定为真，此本即为南宋内府所藏的绍兴本《出师颂》，应该是毋容置疑的。
至于本幅中其它印章，如“蓑笠轩记”、“历代永宝”和两方印文不辨之印，虽难查明出处，但均为水蜜印，时代也不会晚于宋、元，亦比较古旧。至于“刘氏中守”、“刘完私印”、“安元忠印”，已属油印，时代当在宋以后，是真是假，恐怕已无礙于本幅的断代。
需要说明的是，此卷引首部分的宋高宗篆书题“晋墨”两字和花押，以及钤印“御府图书”是后人的伪仿。书法和印章一望而知不对，描金龙纹蜡笺纸和龙的形状明显属明代，而且引首题的格式最早出现于明初，见永乐间程南云题夏昶的《上林春雨图卷》，此前从未见过这种格式。究其原因，当是明人为证明此卷是晋人乃至索靖墨迹，在重裱时拼配上去的。这种借拆配以提早时代或冒充大名家的手法，在古代书画作品中屡见不鲜，决不能以此之假而来否定全卷的其它部分。对容易拆配的手卷、册页尤当注意，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恐怕也是鉴定书画的常识。
再从本幅书法的时代风格分析，究竟该属哪个时代，这恐怕是此卷断代的主要依据。本幅《出师颂》属典型的章草字体。据史籍记载，章草体在西汉时已出现，至东汉趋于纯熟，张芝的章草“转精甚巧”，将此体进一步法度化，有“超前绝后，独步无双”之赞，被誉为“草圣”；三国吴·皇象所作章草严谨规范，古朴典雅，也树立了章草的典范，有“书圣”之称。所写《急就章》最为著名，现所见最早刻本为松江本，即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年）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碑石，虽属辗转摹刻之本，仍可一窥章草的标准体式；至西晋，有张芝姐之孙索靖，承张芝衣钵，虽精熟不及，但“妙有余姿”，亦属传统的规范章草体，所传之书刻于法帖中的有宋《淳化阁帖》卷三中的《泉陶帖》和《七月廿六日帖》，前者已带今草味，后者尚存原迹体貌，另有《月仪帖》多种刻本，均属后世翻刻本，已不类原貌；西晋时代，章草已开始向今草演化，出现了过度时期的书法，被称为“草藁”，由卫瑾创立。《淳化阁帖》中刻有他的《顿首州民帖》。陆机的《平复帖》墨迹，基本属于这种书体；东晋南北朝时期，已流行今草和楷、行书，章草体日见衰微，承遗风者唯南朝梁·肖子云；至唐，章草体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然风格已大异于古人。因此，从章草的创立、发展、演变、衰微历史看，呈现古典的、规范的章草体之书法，下限不会晚于唐代。对此，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已作了准确总结，“论书八篇示苏显道”曰：“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肖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适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窃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
东汉至西晋流行的规范章草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因无墨迹存世，只能从法帖拓本中窥知一二，除上述列举的法帖外，在《淳化阁帖》中，尚可见到张芝的章草《秋凉平善帖》，皇象的章草《文武将队帖》、《顽闇帖》，王献之的章草《江东帖》等。诸帖虽不一定都反映这些名家的原作风貌，但仍可大致把握这一阶段章草的基本特征。由于章草是由隶书衍变为草书的过渡阶段书体，故一方面仍带有隶书的遗痕，所谓“蚕头凤尾”，即点划撇捺的起笔多圆浑如“蚕头”，收笔重按挑起如“凤尾”；另一方面又呈现草书的笔法，所谓“银钩虿尾”，即出笔或连笔遒劲如“银钩”，类细如蝎虫上卷的尾部“虿尾”。同时，结体多扁方，存隶书之框架，笔划又多细劲的连笔，具草书之流畅，整体书法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而典雅。这些特征在《出师颂》中都有所体现，唯更增飘动之势，带有一定的今草味，诚如徐邦达先生所析，“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大致相近”。而元、明、清三代重振章草时所出现的笔锋锐利、旋转流畅，少古朴浑厚、多妍丽流美的时代特征，在《出师颂》中是丝毫找不到的。因此，从书风看，《出师颂》的章草不会书于隋代以后。
3.《出师颂》究竟为何人所书
其实这个问题已不属于本卷的鉴定范围，也不一定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人所定索靖书，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都是后人的一种看法，即使他们定错了，也不能说此卷是假。
诚然，探讨一下此本《出师颂》可能为何人所写，或接近于哪家书风，与相关的其它作品比较孰优孰劣，对于认识这件作品的艺术性和固有价值，当不无稗益。
首先，《出师颂》一问世，就与古代名家相联系，千余年来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此件作品艺术性很高，非同等闲。试问，出自无名氏之手，同样无款的诸多魏晋六朝、隋唐写经，有哪一件往名家身上挂，并为之争论过？显然艺术性高低不一样嘛！
其次，前人将此作定为索靖作，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或唐人书，根本点也不是要借名家来抬高作品，而是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对应作者，也无强加于他人或后人之意，主旨仍是评判其艺术性。诸家著录对作者为谁并不求一致，也不固执已见，但对其艺术性的赞叹却是一致的。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记：“兰坡赵都丞与助所藏名书，索靖《出师颂》，或云肖子云”。对两位作者都默认；明·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曰：“小米概目以隋贤，并司寇谓自幼安临出，恐皆属悬断。但果系宣和、绍兴真物，亦即是书林至宝矣。”他认为隋贤、索靖之说都属悬而未决的推断，只要是宋内府之物，就是至宝；清·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称：“然此本是晋是隋，俱不失为神妙之迹。”即不管定晋定隋，书艺是神妙的；明·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评：“书法秀健，丰神飘逸，为绝妙书法，然非索靖，乃唐人书也。”虽判断是唐人书迹，但仍赞扬为“绝妙书法”；清·吴升《大观录》论：“余观两晋法书，求如此颂之神满气足，无滞毫颓墨者，殆不能有二。而米元晖犹曰隋贤，则晋书中绝之语，几成信案，能不为此颂叫屈。……念此颂为千年法宝，除此真迹，别无伪讬，不敢不起而一辨证也。”他辨析此颂为晋人书，绝非伪讬，是“千年法宝”；明·詹景凤在《东图玄览》卷三中还比较了宣和本和绍兴本两本《出师颂》，认为“项本以熟纯毫写，是本则半秃笔写，具丽情妍态，尤难为，更奇也。”意即绍兴本胜于宣和本。
前人评析均强调，《出师颂》不管是晋、是梁、是隋、是唐，至少是千年留存之物，又别无第二件墨迹，且艺术上绝妙，当属稀世之珍。这些评语，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此本《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应该是足资参考的。
三、如何对待千年幸存、流传有绪的名迹
绍兴本《出师颂》，即使从初唐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且流传有绪，屡见著录，近代又失踪了60余年，如今重见天日，应该如何对待？对作品的某些方面，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属于有歧义的名迹。现在面临由国家保管还是继续流落民间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鉴析作品的同时，是不能不考虑的。
事实上，时代久远却流传有绪、闻名遐迩却颇有异议的古代书画名迹，有许多至今仍珍藏在各大博物馆，决不因有争议而冒然出手或打入冷宫。因为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可资对照的实物又少，有些问题一时要考辨清楚是很难的。加之在流传过程中的散佚、拆装、重裱等，更使原迹面目全非，真伪揉杂，要逐一加以辨清亦非易事。因此，对这些作品一定要分清主次，重视其已认识到的价值，对存疑的要害问题，如果没有确凿的、公认的否定依据，还不如暂信流传有绪的旧说，先妥善加以保护，以免一时的误鉴而使一件众所周知的名迹销声匿迹。须知，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这样有争议的名迹不在少数。被称为传世最早的名人法书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就有人写文章称其内容与陆机所处历史背景有出入，应为西晋怀、愍帝至元帝初年之间作品。赫赫有名的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也有专家提出非羲之所书，还引发了一场“兰亭之辨”；故宫所藏的三本《兰亭序》摹本，即冯承素本、褚遂良本、虞世南本，经考辨也非三人所书，而只是唐太宗内廷供奉拓书人的勾填本。但所有这些不同看法，并不能贬低《兰亭序帖》的历史、艺术价值。因为在原迹不存的情况下，这些“下真迹一等”的复本或临摹本（并非有意作假的伪本）应视为真迹加以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以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出师颂》这件流传有绪的名迹，恐怕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至于收购价格高低之说，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件《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即它是千年以上的古物，又是罕见的隋代存世名家墨迹（而非一般书手），且具很高的艺术性，堪与索靖、肖子云等章草名家书风相联系，体现出早期章草的典范风貌；同时又曾入清内府收藏，流散后60余年不见踪影，今有幸复出。作为故宫博物院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回收责任？树立志在必得之决心？至于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商定的，不可能单由买方说了算，是高是低，很难有一个衡定尺度。倘若如有些文章所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是假的，外国人却以2500万的高价买走了，米芾《研山铭》也是假的，亦以3000万价格成交，那么，早于它们四百多年的隋人《出师颂》既已由故宫博物院延庆请权威书画鉴定专家作出了科学的鉴定、断代结论，花2200万购买，怎么就说是高了呢？至于宋徽宗和米芾的作品是真是假，也尚未定论，在此不想赘述。如果我们能本着悉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不让文物名迹随意流散的心愿来对待这些流传有绪的千年古物，价格问题恐怕就不会再成为质疑之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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