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爸妈在贵州支内，我随他们也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他们所在的3417医院供应不足，食堂里饭菜单调，没啥可吃。于是医院里的人都开始研究起自己生火煮饭、改善伙食来。在这山沟沟里，当然不可能像上海那样有煤气，而贵州是个产煤的地方，所以答案当然是自己生煤炉了。
下班后，大家就互相交流起怎么生煤炉，又怎么“封”煤炉，也就是在晚上不让煤炉灭掉，让它在低氧状态下缓慢地燃烧，这样第二天早晨就不用在上班前，手忙脚乱地重新生炉子的方法。
小孩子都喜欢玩火，所以我对生炉子的事也兴味盎然。经观察，这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先要在炉子里放上废纸，然后在废纸上架上劈成细根的木柴，太粗了不容易点着。用火柴点燃废纸，废纸又会点燃小木柴，然后再在小木柴上放上几根大木柴。等大木柴被点燃后，才可以放上煤块。总的原则，是先放上容易点着，但不那么耐烧的东西，然后才放上不那么容易点着，但是更耐烧的东西。你如果直接拿火柴去点煤块的话，是花上一天也点不着的。
至于封炉子，关键是在减少但又不断绝氧气的供应，让炉膛里的煤缓慢地燃烧，在第二天早晨到来之前不至于完全燃尽，不然又得来一次上述的生炉子的麻烦过程。这真是一门艺术。我妈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和探讨，总结出来的方法是晚上在给炉子添上新的煤块以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细的煤屑，然后再盖上炉盖，关上炉门。这样炉子里的煤就会慢慢地燃烧。还可以在炉子上放一壶水，运气好的话第二天早晨这壶水正好烧开。
作者童年时在贵州与家人的合影。前立者为作者，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作者的父亲、母亲和二姐
当然，刚开始试验的时候常常发生到第二天早晨炉膛里的煤已经燃尽，或者是煤屑放得太多把炉子给闷熄了的情形，不管怎样都必须在早晨费时费力地重新生炉子。
为了满足职工烧煤的需要，医院也派了卡车（就是我们坐火车到李家湾站时，去车站接我们的那种解放牌卡车）去煤矿拉煤。煤拉来后分给职工，一堆一堆地堆在楼下。不久，就有讲究的、动手能力强的人家自己用竹子、竹席、篾片、铅丝等搭起了煤棚，有时又兼作鸡棚。有的还做上一扇能上锁的小门。
还有生煤炉必用的木柴，大家都各显神通地去收集。我们小孩当然也帮忙，主要是去工地上找，有各种丢弃的木板、木块、篾片等。收集来以后，因为不能像煤块那样堆在露天淋雨，都一摞一摞地堆在宿舍走廊里和楼梯拐角处的平台上。
上海当时用不到煤气的人家也烧煤，用的是机制的煤球或煤饼。然而这里没有煤球和煤饼，只有大块的煤，还要自己敲成小块，才能放进炉子里去烧。到了星期天（那时候周六是上班的），大家都要去楼下敲煤，还要自己劈柴。
这些，对我这个好动的小男孩来说，都是很有兴味的事。把一块块木头竖起来，顺着木头的纹理，用斧子“啪”地一下一劈为二，感觉特别爽利。所幸在这过程中我从没把自己的脚趾头砍断过。
敲煤则必须戴上手套，不然榔头砸到手会比较惨。还要用到钢钎，直接用榔头去砸的话只会砸得煤屑四溅，不能得到大小合适的耐烧煤块。
我常常主动要求下楼去敲煤。搬个小凳子坐在煤堆那里，拿着一支一尺左右长的钢钎和榔头，把大的煤块凿成一块块土豆大小的小煤块，也是桩很让人快意的事。
煤敲得多了以后，我很快就能够辨识哪种是好煤，哪种是不那么好的煤。颜色乌黑发亮，质地比较致密，硬度也比较高，不容易凿碎，拿钢钎打一下常常只会迸出几片煤屑的，是优质的无烟煤；颜色黯淡发灰的，是劣质的煤矸石；质地疏松，里面有些黄色条纹，拿榔头直接敲一下，就会碎成碎块的，是含硫较多的煤，放在炉子里烧，会发出一股怪味，还不耐烧。
中学时再去贵州，发现爸妈的医院已经采购了制作蜂窝煤的机器，大家的炉子也都改成了烧蜂窝煤的炉子，已不需要我再做敲煤的工作，竟然心里也感到小小的失落。（谈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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