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
（含宁波大榭遗址I期、II期）
01 宁波大榭遗址I期（2016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大榭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下厂村，于2008年6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15年9至12月为配合大榭开发区建设进行了抢救性勘探和试掘。2016年4至11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诸多科研机构对大榭遗址实施了Ⅰ期发掘，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共清理不同时期遗迹现象50 余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200余件。
大榭岛地理位置示意
Ⅰ期发掘情况表明，大榭遗址地层堆积深度约1-2.5米，文化层可划分为四个大层，相对应的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商周和宋元时期。
良渚文化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阶段，主体系人工在地表堆筑的土台型遗存，绝大部分地层堆积属于土台的组成部分。遗迹发现有28个灰坑和1座墓葬。
钱山漾文化遗存主体系人工在良渚文化土台基础之上扩展和加高堆筑而成，地层堆积是土台的构成部分。遗迹发现1处小砂台、7处灶址、1个大坑、7处烧土堆和3处陶片堆,经专家考察和化学测试，这些遗迹有可能是当时的制盐遗存。
良渚文化灰坑
商周时期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系当时人们利用史前时期土台居住和生活形成。地层堆积分布零散、单薄，遗迹仅发现2个灰坑。出土遗物也十分稀少，仅见有少量印纹硬陶罐，原始瓷豆、杯、钵，青铜耨等。
钱山漾文化陶片堆
大榭遗址系宁波在海岛之上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海岛上能发现这种保存状况较好且时代自史前一直延续至宋元时期的聚落遗址十分难得。同时，大榭遗址地理位置独特，在史前和商周时期可以说是宁绍平原与舟山群岛之间文化交流、传播和人群迁徙、交往的桥梁，其发现对于探讨那一时期的海陆环境变迁、人地关系、制盐历史和浙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02 宁波大榭遗址II期（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2017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大榭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大榭开发区（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下厂村。2015年9至12月，为配合地方经济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先期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初步探明遗址保存面积约20000平方米。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在遗址约一半核心区面积得以原址保护的前提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科研机构，对其实施了总面积7000平方米的Ⅰ、Ⅱ两期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史前时期的海盐业遗存，也为浙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与人海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新的视角，并因此于2016年、2017年两度荣获“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大榭二期土台Ⅰ制盐区遗迹平面航拍照
（1）地理环境：
大榭岛距宁波城区约40公里，介于舟山群岛与大陆之间。遗址位于大榭岛北部盆地内侧涂毛洞山脚下，海拔约2.5-3.5米，其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向海，地理环境独特。
（2）地层堆积：
遗址地层堆积自地表以下厚约1-2.8米，底部生土是海相沉积层。地层堆积形成过程较为复杂，文化层可划分为四个大层，时代由早至晚分别为史前、东周和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时期包括大榭遗址一期和二期遗存，时代分别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时期，是为遗址的主体遗存，保存较好，出土遗物丰富；东周和宋元时期堆积因遭近现代人类活动破坏较大，仅在局部有所保存，堆积单薄，发现的遗迹遗物较少。
（3）主要发现：
大榭遗址一期遗存，第⑤层堆积。遗迹主要发现有墓葬4座、灶坑5座、灰坑66个、灰沟2条、烧结面18处和木桩若干。聚落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分布在自然地势较高处，晚段则分布在人工营建的土台上。早段聚落遗迹以灰坑为主，其中部分可能为食物储藏坑，建造较为考究，底部铺垫竹编，出土有竹箩筐、甜瓜籽、橡子、芡实和果核等。晚段聚落所依托的土台又可分为六个发展阶段，系由一座小土台逐渐扩展而成，不同阶段土台的边缘常发现种类较丰富的废弃物堆积。发现的晚段聚落遗迹基本位于土台之上，主要有墓葬、灶坑、烧结面、陶片堆等。其中烧结面最为常见，主要分布于土台较晚阶段的堆积之上，多被二期遗存的堆积所叠压，面积较小，形状不规则，表面颜色多为红褐、黄褐色，功能尚不确定；墓葬均为竖穴土坑，未发现葬具痕迹，墓主头向多不统一，人骨保存较好，随葬品很少，只有1-2件陶、石器；灶坑平面多呈椭圆形，锅底状，较浅，可能与日常炊煮食物有关。
遗物主要出土有大量的陶、石器，还有少量骨、木、竹编器，以及较多陆地、海洋动物骨骼和植物果核等。陶器群面貌可分为两种，一种以夹砂灰褐陶和泥质黑皮陶为主，器型主要见有鼎、豆、壶、盘等，具有比较典型的良渚文化特征；另一种则以夹砂红褐陶和粗泥红陶为主，器型主要有绳纹釜、小口圈足罐、支脚等，在良渚文化中基本未见，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石器主要有斧、锛、凿、刀、镞、纺轮等，其中有段石锛数量最多，且有不少半成品和改形器。
大榭遗址二期遗存，第④层堆积。遗迹主要发现有盐灶27座、灰坑5个、陶片堆2处、制盐废弃物堆18处。聚落均分布于人工营建的两处土台上，它们在不断扩展的过程中逐渐合拢，总分布面积达4000平方米以上。台Ⅰ系在大榭一期遗存土台的基础上垫土增高堆筑而成，平面局部保存相对较好，盐灶均位于其上，基本仅存灶底部分，相互之间多有叠压关系，成群分布在三片区域。盐灶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一型，发现4座，仅有一个灶坑；另一种为复合型，发现23座，灶坑内排列多个灶眼，最多者达到7个。台Ⅱ系在生土之上垫土堆筑而成，平面已被破坏，未发现明确的盐灶，仅有一些烧结面，可能与盐灶相关。制盐废弃物堆大量发现，分布于台Ⅰ平面上和两个土台的扩展堆积中，其包含物较单一，可辨器型有陶缸、盆、支脚等，还有大量红、白、橙、紫色烧土块和白色钙质小结核，其中白色钙质小结核经检测为碳酸钙，初步认为它们的形成可能与海水淋滤采自滩涂的盐泥有关。在台Ⅰ边缘以下的低洼处，发现两个较大的灰坑，填土青黄色，与潮间带滩涂的土质土色接近，比较纯净，其分布位置距离当时的潮沟不远，性质待定，初步推测可能与制盐活动有关。
遗物主要出土有较多陶器和少量石器，以及陆地、海洋动物骨骼。陶器群可分为日用器和制盐器两种，其中日用器较少，主要为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可辨器型有鼎、豆、罐、盆、盘等，其既有比较典型的钱山漾文化特征，又有新的文化因素；制盐陶器数量较多，其中陶缸均为夹砂质地，大口、下腹斜收、圜底；陶盆则有夹植物和贝壳碎屑两种，均为大敞口、浅斜腹、大平底，器胎较厚，火候低。经对盐灶附近和制盐废弃物堆中采集的炭屑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可知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2100年间。发现的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锛、镞、刀等；玉器则仅发现1件锥形器。
东周时期文化遗存 第③层堆积。聚落分布于史前土台之上。遗迹主要发现有少量灰坑和灰沟，其中有的灰坑原始功能可能为蓄水坑；遗物出土较少，主要有夹砂陶鼎、印纹硬陶罐、印纹硬陶坛、原始瓷钵等。
宋元时期文化遗存 第②层堆积。聚落同样分布在史前土台之上。遗迹仅发现少量灰坑和路面；出土遗物中有大量来自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南方不同窑口的瓷器，以及砖、瓦等各类建筑构件。
大榭二期遗存中发现的部分制盐陶器
（4）科技考古：
在课题意识和学术目标的指引下，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开展多学科合作与科技考古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环境考古 根据环境考古得知，大榭岛约在距今9000年前已成为一座海岛，当时的榭西低地应与东海连为一体，并和榭北盆地连通，构成较典型的海湾环境；后随着海平面趋于稳定，榭北盆地与榭西低地均逐渐转变为淤泥质滩涂；大约距今6000年前，榭北盆地靠近山麓的狭窄地带成为滨海微咸水沼泽环境；大约距今4900年前成为淡水环境，此时榭西低地和榭北盆地内仍然是大面积的淤泥质滩涂，并伴有从西、北侧进入的两条潮沟系统，其中西侧潮沟系统可直达大榭遗址附近。
盐业检测 大榭遗址二期遗存土台填土中包含有较多的白色小颗粒结核，其中含有大量碳酸钙，经氧同位素分析，发现其析出温度大约在37度左右，这可能是日晒提浓卤水过程中析出后的碳酸钙沉积而成；出土陶盆残块上的碳酸钙粉末也经历过较高的温度，说明陶盆应曾经过某种形式的加热。综合科技检测成果，结合相关遗迹遗物，并经多轮专家论证，认为它们均与古人制盐活动有关，且在制盐过程中有日晒提浓和加热卤水的步骤。
其他工作 除以上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外，目前正在开展的科技考古工作还包括：14C年代学测定与研究；动、植物遗存考古研究；制盐陶器与盐业工艺实验考古研究；陶、瓷、石器元素组成分析；石料来源与石器微痕研究；人骨体质人类学与古DNA研究；食性分析等。
（5）价值意义：
大榭遗址系在浙东海岛之上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两期发掘不仅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更重要的是在其二期遗存中发现了相当于钱山漾文化时期的海盐业遗存，这可以说是大榭遗址发掘最为主要的收获。经综合研究和多轮专家论证，一致认为其重要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在大榭遗址二期遗存中首次发现了我国沿海地区制造海盐的最早证据。考古过程中不仅揭示出布局较清晰、结构较完整的制盐遗迹，还伴出有种类较丰富、要素较齐全的制盐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与英、德、法等国的盐业遗存非常相似，应是我国沿海地区发现的制作海盐的最早遗存。其发现与发掘，为探索我国海盐手工业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浙东沿海地区的交通、贸易和社会复杂化等重要课题提供了实证，奠定了基础。
②大榭遗址一、二期遗存既分别有着比较典型的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因素，又都有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展现出新颖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自身特色。这为构建浙东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完善史前文化谱系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新的视角。
③大榭遗址位居今天的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之间，地理位置独特，其发现与发掘对深入探讨史前时期海陆之间的环境变迁、人地关系、文化交流和传播、人群迁徙和交往，以及海洋文明特质等课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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