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拍摄的全家福。后排左二为李宏塔。（受访者供图）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终生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并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李大钊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李家三代，家风如一。“祖父虽然早早地就走了，但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近百年，传承了几代人。”李大钊之孙李宏塔对记者表示，后辈们全都继承了李大钊留下来的好家风，以艰苦朴素为荣，生活节俭，克己奉公，一生清廉。
“1927年4月28日，祖父英勇就义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对于他，我是从书中了解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李宏塔的家世说“显赫”不为过，祖父是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然而李宏塔的成长却与普通青年无异：父母工作忙，出生19天就被送往托儿所照顾，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16岁当兵入伍，做过化工厂工人，后来考上大学；1978年起先后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共青团安徽省委、安徽省民政厅等部门工作。
救济贫苦青年 工资借到打欠条
李大钊。（香港文汇报）
李大钊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收入并不低。但是他生活俭朴，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或用来帮助同志、救济贫苦青年。1921年，中共北平支部成立后，李大钊每月都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并多次资助家境贫困的学生。“每到发工资时，祖父就会从会计科领回来一把预支工资的欠条。后来，为了不让家里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祖父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单独交给我的祖母，以免祖母难为无米之炊。但祖母从未抱怨过祖父不带钱回家，她知道祖父是做大事的人。”李宏塔说。
38岁英勇就义 遗产仅1块大洋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平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20位革命者绞杀，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祖父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家中连下葬的钱都没有，直到6年后才以公葬的方式入土为安。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许多人，在为他举行公葬的募捐人员名单上，就有蒋梦麟、沉尹默、鲁迅等人的名字。”李宏塔说。
“祖父虽然早早地就走了，但他给后辈们留下了宝贵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近百年，传承了几代人。”李宏塔表示，后辈们全都继承了李大钊留下来的好家风，以艰苦朴素为荣，生活节俭，克己奉公，一生清廉。
1990年，李宏塔(左)陪父亲李葆华(右)在家中下棋。（受访者供图）
李大钊之子李葆华1909年在河北出生，十几岁时便在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李大钊被杀害后，一家人从此颠沛流离。“父亲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愤然中断学业，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李宏塔说。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担任过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1978年他又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生疏的领域对于69岁高龄的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在银行工作的4年里，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推动了金融体制革新的全面展开，也为恢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作出了杰出贡献，后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极为简朴——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儿子当官被送礼 按涨价价格退钱
“父亲对我们身教重于言教，以前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也会让父亲给我们讲讲先辈们的事情，父亲总跟母亲说：‘你来讲吧，我吃完饭要继续工作’。”李宏塔表示，李葆华继承了李大钊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对后代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体力行。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李葆华在贵州工作期间曾到贵州茅台酒厂考察，临走前厂长拿两瓶酒塞给秘书，说送给书记，回去后李葆华看到秘书拎着两瓶酒出来，问清楚原委后很严肃地批评了他，说共产党干部不能这样，让他立马退回去。“”秘书说茅台酒厂在贵州是著名企业，领导过去调研走的时候带两瓶酒很正常，从来没有给人退回去的情况。父亲说那就退钱，调研的时候茅台酒3块钱一瓶，还没有涨价，回来后茅台酒涨到4块钱一瓶，最后按涨价后的价钱退了回去。”李宏塔讲述道。
1995年李宏塔的哥哥李青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家看望父亲。当时李青已经50多岁，但李葆华从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李青。“从这些小事和细节，可以看出父亲是怎样严格要求子女的。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父亲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格的爱。”李宏塔说。
秉承先人美德 后代解囊助贫
李宏塔的一生与自行车有着不解之缘。中学期间就一直骑自行车来来回回。后来当了兵，三年不怎么骑自行车。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1978年起先后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安徽省委任职，1987年调往安徽省民政厅任职，在此期间他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直到2005年，工作单位搬到了远郊，李宏塔才改乘公务车上班。
有人笑李宏塔是个没“爱好”的人，对房子、车子、票子没有追求，对吃、穿、住也都不讲究，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进歌厅舞厅、洗脚房。虽然他一生节俭，但家中却并没多少存款。对于钱去哪了，民政厅机关里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李宏塔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当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时，李宏塔就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时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
如数奉还儿子结婚所收红包
2008年，李宏塔的儿子结婚，婚礼布置简单，单位同事们前来祝贺并包了红包。为了不破坏婚礼的气氛，李宏塔照单全收，但第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钱如数奉还。“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够心平气静地固守清贫。‘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我经常用这副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决心把李大钊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李宏塔说。
儿子遵父教诲 深耕基层20年
2014年，李宏塔(左一)看望困难群众。受访者供图
如今，李宏塔也已年届古稀，可这位“红色后代”的故事却依旧为人们津津乐道：他踏着先辈的脚印往前走，传承“红色家风”，数十年坚守初心、本色做人，为政勤、为官廉、为民实。曾有记者问他：“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曾多次将分房机会让给他人
1987年，李宏塔调到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1987年至1992年间的3次分房他都有机会，但他每次都让给了其他人。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分房，那时李宏塔已担任厅长，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条件较差需要改善，他放弃了最后的分房机会。
一个厅级干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米，没有装修，也没有好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后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李宏塔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他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我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更多地在于精神层面，物质方面并不太重要。”李宏塔说。
下乡倾听民意发掘民生问题
李宏塔回忆道，自己在民政部门工作时，父亲已经调至北京。“每次赴京开会，空暇时间回家看父亲，父亲总跟我说，对工作要高度热情，不要总往家里走，来开会肯定是布置工作的，要做好工作必须先把会开好，空闲时间也要认真学习会议精神，回去抓紧落实，开会都不认真回去还抓啥工作？”
每次去北京，父子俩很少聊家常。但父亲每次都问他最近有没有去基层，困难群众生活怎么样。正是父亲对自己的谆谆教诲，让李宏塔在基层沉下心来，一干就是20年。那时，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都蹲在基层。每次下乡他都不打招呼，走进村、敲开门，直接和群众坐在一起。村里的寄宿学校、城郊的养老院、城里的老旧小区，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因为调研深入，他先后在全国两会上围绕“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主题提交了多份提案。
退休后，李宏塔选择加入中华慈善总会，依旧为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四处奔走，他说：“慈善能直接为最困难的群众服务，这是我晚年的一件幸事。“
讲述人李宏塔
李大钊之孙，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一九四九年五月生，一九七八年四月入党。一九八三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一九八七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一九九八年任省民政厅厅长。在民政系统工作十八年，每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二○○三年荣获全国拥军模范等称号。
来源：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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