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一些为人处世原则，乍一听来容易做到，但其实很难或者说，不少原则对君子可能有效，对常人则几乎无用比如那句常挂在嘴边的对事不对人，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对事不对人到底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对事不对人到底怎么样
我们常说的一些为人处世原则，乍一听来容易做到，但其实很难。或者说，不少原则对君子可能有效，对常人则几乎无用。比如那句常挂在嘴边的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这话有其特殊的语境。如果是夸赞一个人，这时人和事是一致的，就算事说的不准确也无伤大雅。如果是批评一个人，那么为了不引起无谓的争论，一方就会提前声明，我这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然而，事情总是人做出来的，你在批评一个事的时候，即使是出于公心，做这个事的人心里也很难完全平静，甚至觉得你有意针对他，毕竟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嘛。也就是说，人和事很多时候难以割裂开来。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对事不对人是个伪命题？当然不是。准确来讲，对事不对人，就是要把焦点放在事情上，分析事情的是非对错，不去怀疑别人做事的动机，更不能因为一件事否定别人的人格。因为一旦涉及动机和人格，就容易转移视线，本来是说事的，最后变成了人身攻击。所以，雷震曾说“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
雷震的话可以说把对事不对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但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一方面，人都有爱恨好恶，要让一个人对另一个毫无成见，那是很难的。且不说彼此有没有利益纠葛，就是陌生人，我们也常讲要有眼缘，因为有的人从第一眼看见就不喜欢，可以说还没有正式打交道就有了成见。另一方面，是非对错的标准难以划清，时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古人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正因为不易做到，所以但凡有这方面的事情就容易传为佳话。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年间的一件大事。当时，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执拗推动经济改革，引发广大官僚的不满。不少同僚在批评王安石时就难以做到对事不对人，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司马光则不同，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只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政策，并不否定其为人，还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还建议朝廷厚加赠恤。
苏轼也与王安石政见不一，但王安石处于人生低谷时，他没有落井下石，还给予高度评价，说王安石“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落难，早已隐退的王安石听说后，连夜写信给神宗皇帝，信中就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十分重视王安石的意见，下旨把苏轼放了。在云波诡谲的政治朝局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展现出了他们人格高尚的一面，殊为不易。
从这件事情来看，要想做到对事不对人，自身是需要很好的修养的，起码需要一点宽容心，否则即使最初是着眼于事，也可能为了争口舌之利，把焦点转移到人身上。如果双方都有好的修养，那么就更加容易做到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些人虽然把对事不对人挂在嘴上，以证明自己的客观理性，但其实，他在对事情提出自己意见的时候，主要因为做这个事情的人；如果换个人，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见。也就是说，有些事看起来是对事不对人，其实是对人不对事，怎么听都是若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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