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祠堂文化内涵的演变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我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宗法制度的统治之下，家族观念十分深刻，祭祀祖先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民间信仰。祠堂反映着我国人民对先祖的崇敬与怀念，同时也打上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
早在周朝，我国的宗族制度就已经很完善，按照那时的祭祀规定，只有士以上的人才能建庙祭祖，庶人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能建庙祭祖的这些特权阶级，也根据他们的身份划分成5个等级：周代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分别对应不同的祭祖礼制。这一时期被称为宗庙制。
隋唐时期，官员祭祖的家庙祭祀制度盛行，官员按照官职大小划分祭祀享用的级别，从国家礼仪的高度对此作了规定：
堂号：宗族的标志 寻根问祖的文化符号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着书写“堂号”的匾额，每逢年节喜庆之日，还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当地的老百姓谈论某一家族时，喜欢以“某某堂”来称呼。例如：吴昌硕祖家被称为“三让堂吴家”、瞿秋白祖家被称为“八桂堂瞿家”、恽代英祖家被称为“承荫堂恽家”、李四光祖家被称为“立本堂李家”等等。
所谓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由于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几代同堂，或者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几处厅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这一同姓族人的共同徽号。为了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族、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兼有祠堂名号的含义。
堂号是郡望的进一步分化与发展，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支族的称号。它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不仅是寻根意识和祖先崇拜的体现，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
堂号可分为两大类：地域性堂号和非地域性堂号。地域性堂号又分两类：一类与姓氏的地望有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也称“郡号”或总堂号；一类与姓氏的郡望无关，是姓氏支系以所居地或祖先所居地的地名作为堂号。非地域性堂号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征的堂号，以各姓先人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等命名；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征，主要起教化作用的堂号。
“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二是显示家族宗亲的特点，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由于历史文化习俗的影响，人们在谈到和自己同姓氏的历史名人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尊崇、自豪之情。
依据各姓氏堂号的来历、特色，可分为以下几大类型：
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
中国的姓氏文化，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不仅同一姓氏使用相同的（一个或若干）堂号，而且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也会使用同一堂号。如着名的“六桂堂”，是闽粤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共同的一个堂号。据文献记载，这六个南方家族，虽然姓氏不同，但却是一个先祖所同一家族，追本溯源都是翁姓的后裔。
湛江南山镇（原五里乡）的五里村，慈义庙前的六角石，六角弧弦，制工考究，意蕴“六桂飘香”
以地域命名堂号
地域观念命名的堂号，最为普遍，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相关，也就是以郡号或地名作为堂号（参见文后附表）。如陇西李、赵郡李、中山李，太原王、琅琊王、京兆王、清河张、安定张、河内张等皆是其例。再如诸葛氏，系出葛伯，望于琅琊，发祥地是山东诸城，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琅琊的堂名。此外，如海氏的“薛郡堂”、陈氏的“颖川堂”、徐氏的“东海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林氏的“西河堂”等，都是以地望为堂号。
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
中国人向有慎终追远的美德，往往以先世祖宗的嘉宗懿行深感自豪，往往以此命名堂号，千古留芳。如弘农杨氏“四知堂”、“清白堂”即是以东汉太尉杨震的美德作为堂号。据文献记载，杨震为东莱太守时，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以黄金十斤贿赂杨震。杨震严词拒绝说：作为故人知交，我对您是了解的，而您怎么对我的人品不了解呢？王密说：我深夜而来，无人知道这回事情。杨震回答说：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是无人知晓？王密只好羞愧而退。杨氏后代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拒腐蚀，不受贿的先祖杨震，便以“四知堂”，“清白堂”为堂号。
而范氏“麦舟堂”则是来自北宋名臣范仲淹济危扶困的典故。有一次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舟至丹阳，遇石曼卿无资葬亲，纯仁即以麦船相赠。纯仁回家后告知其父，深得范仲淹嘉许。故后世以此为典，以“麦舟堂”为堂号。
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着，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如东汉名将马援，战功卓着，名闻遐迩，“马革裹尸”便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后因功封“伏波将军”，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伏波堂”为堂号。楚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屈氏遂以“三闾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宗时郭子仪，因平安史之乱，屡立战功，出将入相二十余年，是维系李唐王朝的功勋大臣，被封为“汾阳王”。其后世子孙繁衍遍布各地，多以“汾阳堂”为堂号。至今海内外郭氏子孙，也多以“汾阳郭氏”为荣。
以传统伦理规范为堂号
在封建宗法社会，各个家族常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堂号，以劝戒训勉后代子孙。如李氏“敦伦堂”、张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重德堂”、郑氏“务本堂”、周氏“忠信堂”、蔡氏“克慎堂”、许氏“居廉堂”等，都体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各氏自立堂号中，十分普遍。
如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芝，九世同居，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九世同居，安然相处。张公芝于纸上连书百余“忍”字，道出其中诀窍，全在于百事忍让。故堂号名之为“百忍堂”。
以祖上情操雅量、高风亮节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批文人学士，才气横溢，品格清高，深为世人所推重。其后代族人也引以为荣。
如宋代着名理学家周敦颐，品格高雅，酷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品格，以所居之处为“爱莲堂”。其后人遂以此为堂号。晋代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遂辞官归里，赋“归去来辞”以明其志。因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其后人以“五柳堂”为堂号。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李氏族人中遂有“青莲堂”堂号。
以祥瑞吉兆为堂号
古代人对祥符瑞兆十分重视，常认为是上天预示吉祥的征兆，往往以之为本族堂号。如宋代王佑曾手植三槐于庭院，言其子孙必有位居三公者（古代百官朝会，三公对槐树而立，故以三槐象征三公），其子王曰果然位列宰相，当政十余年，深为朝廷器重。其后人便以“三槐堂”为堂号，成为中国王姓中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与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并列为王氏三大支派。
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堂号
为表示对同姓先世名人的仰慕之情，各姓中以其厅堂，居处为堂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其后人便以“香山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宰相裴度，以宦官当权，时事已不可为，乃自请罢相，在洛阳午格创建别墅，起浩凉亭暑馆，植花木万株，绿荫如盖，名为“绿野堂”。裴氏一支遂有“绿野堂”之堂号。
以家族中科举功名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人才辈出，科第连绵，为世人称羡，遂以之为堂号。如唐代泉州人林披，有子九人，俱官居刺史（俗称州牧），门庭显赫，世人敬仰，这支林氏遂以“九牧堂”为其堂号。再如宋人临湘人徐伟事迹至孝，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有子八人，后皆知名，时称“徐氏八龙”，后人即以“八龙堂”为其堂号。
以垂戒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为堂号
此类堂号在各姓氏自立堂号中较为普遍。如“承志堂”、“务本堂”、“孝思堂”、“孝义堂”、“世耕堂”、“笃信堂”、“敦伦堂”、“克勤堂”等等。
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
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如“安乐堂”、“安庆堂”、“绍先堂”、“垂裕堂”、“启后堂”等。
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
此类堂号为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恩赐、旌表而来。如“忠武堂”、“忠敏堂”、“节孝堂”、“孝义堂”等等。
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它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但是，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 开放改革进一步扩大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封建宗族主义的色彩，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堂号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有着特殊的文化整合功能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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