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青铜器铭文翻译困境
厦门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易中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易中天中华史》时说：真实的历史“要求证据有三个：文献、文物、文字。……在文献和文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取文物而不取文献。因为文物是不会撒谎的。还有古文字是不会撒谎的。这样就能避免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常常会犯的错误。”
（一）青铜器铭文金文释读困难
一般地，古代铜器铭文字少意广，翻译起来较为困难，歧义更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汉御史大夫张中镇墓兽铭文有“有年少张中”之句，该铭文左侧《少府颂》和右侧《御史大夫赞》是西汉经学大家刘向、刘歆父子，按照汉成帝和西汉朝廷意旨，为得年早逝的御史大夫张中撰写的一篇“微言文”性质的祭诔文。
因此，其中的“年少”似乎也有“微言隐义”之所在。即隐喻张中得年早逝，因为，古代“年少”的最高界限在30岁。为此，以此文引领笔者对西汉成帝朝第三任御史大夫张中青铜九狮钮政斗玺书镇墓兽92字铭文的解读注疏训诂。
再者，青铜器所反映的年代、国别、人物、事件的鉴别离不开对器物铭文文字的研究，它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依据；然后与历史文献对照，找出其共同点，相对相合，以验其真伪详实。
也就是说，通过一件器物的铭文，可以确定其制作年代、器物主人，以及因何历史事件而作。但由于古代铭文语句简单，文字古奥，词意难懂，字数较少，一词多义，内容却复杂多变，使初学者解读铭文十分困难。因此，能够读懂铭文是青铜器鉴定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对此往往训诂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大丰簋》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通假字、俗体字、异体字、借用字、错别字、省略字等，常人难以释读、或弄通。大丰簋腹内底有铭文8行78字：“乙亥，王又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显王乍唐，不克，气食王祀！丁丑，王乡，大宜，王降亡勋爵复觵。隹朕又庆，每扬王休于尊白。”
1、器物铭文中有一句：“王又（有）大丰，王凡（风）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其中：“又”通“有”，“凡”为“风”，“又”通“佑”。
短短四句话，十七个字，竟然有四个字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且一个“又”字，在不同地方，结合不同的字句，又有不同的意义。
2、对铭文“丰”的认识不一。大丰簋铭文中的“豊”字，刘心源、孙怡让释为礼。吴大澂认为是丰，为地名。郭沫若认为，封、丰本同声字，大丰当大封。吴闿生、于省吾也认为，丰、豊古代相通。杨树达认为，大丰乃游娱之事，不关典礼。李平心将此字释为丰，认为大丰为祭礼名，是天子举行大祭礼。岑仲勉认为，大封其一为封建诸侯，大丰实为后世封禅之一体；其二为奠醴或祼鬯之仪礼。裘锡圭认为，大丰是一种乐名或礼仪之名，怀疑该器与作为乐器的丰有关。蔡运章认为，大礼即《礼记·乐记》所谓“祀天祭地”之大礼。马承源释为豊，认为大豊即大礼。
3、铭文中的“天室”一词，吴式芬释为昊室。吴大澂释为大室。天、大（太）古字相通，今多数学者释为天室。柯昌济认为，此“天室当系礼天之室，或祭室之代称”。郭沫若解为“祀天之所”，又言是“天亡之室”。陈梦家则言“‘王礼于天室’是王祀于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孙作云亦将天室作明堂解，即灵台。所谓天室、明堂，即周人祭祖先的宗庙中央最大的一间。蔡运章释天室即太室，认为是指嵩山。
4、铭文中的“朕”字，陈介祺释为聃，并据此定该器名为聃敦。刘心源释为朕，为作器者名，故称其为朕簋。郭沫若释此字为媵。陈梦家释为誊。孙作云认为作我解。于省吾释为畯。
（二）历史文献翻译困境
我们现代人对古文、铜器铭文、以及古籍中文献进行翻译、注疏、解释、训诂、考证，都是要将古代的“微言文”、“文言文”译成“白话文”。所谓微言文，这既是一种文种形式，更与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过程直接相关，也与今古文经之争有关。
汉字可以分为三个形态，也是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微言文这个词很重要，在以后的文章中，会反复提及。
1、历史名词“康丘”误会。对于《尚书.康诰》中的“康”字的理解，马融、王肃、孔颖达等学者饮用为国名。而郑玄、皮锡瑞等主张是谥号。两种说法相争达千年。现今通过对清华大学所获战国楚简文字的分析，证明是封地地名“康丘”。
2、文体“诰”。在文体方面，对于“诰”，一直以来都认为只是上对下的训告，实则有上对下，也有下对上两种文体。
3、现代考古文史大家考释古文的艰难体会：从屈原“左徒”释疑看古代名物的歧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zhi，四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由于古代史书的缺失、省字（句）、名词歧义等原因，现今文史学家对于战国时代屈原所任“左徒”一职的理解就千差万别。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
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云：“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云：“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等字，这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
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
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
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02 白话文简述
文言文之后的汉字形态是白话文，这是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较之文言文，之前的微言文，言的含量不足，不能长篇地记录语言，之后的白话文，则文的含量不足，甚至为零，汉字彻底沦为语言的工具，而非道的。
1、白话文概念。
关于白话文，《360百科》介绍说：白话文又称语体文、俗语，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它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2、白话文的产生
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那么白话文也就比口语更加书面化。
古代的正统文体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古代在东汉以前，使用竹简、丝帛等作为文书载体，必然要求文字简洁。东汉改进了造纸术，使用纸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后，这些都为白话文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白话文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
在古代，文言文形式规范，并且用词用字较为统一。而由于方言的差异，白话文在各地差别较大，因此交流呈现出地域差异的特性。
3、白话文的种类
汉语主要白话文主要有四种，他们分别是官话白话文(京白)、吴语白话文(苏白)、粤语白话文(广白)以及韵白(明代官话--中州韵白话文)。除了以下四种，还有很多白话。未能识别属于何种方言大类的，统称为"土白"。我们生活中所常说的白话文，是指官话白话文。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4、白话文的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是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
"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因此，白话文主要体现为“望文生义”之文字表层意义。
03 文言文简述
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文言文是既微言文后所出现汉字的第二个形态。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纸质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之所以叫“文言文”，是因为其中即有文的因素，也有言的因素。较之微言文，文言文中言的含量得到一个巨大提升。这使得文言文在语句表达上可以与语言基本一致，当然并未完全一致。
最终使得文言文已经可以长篇地记录语言信息。“文言文”的出现是汉字的一场革命，其实，到了“文言文”阶段，汉字才是真正的“字”，“字”的特征才大于“文”的特征。
由于只有中国在字之前存在独立而成熟的“文系统”，也只有在中国，字的出现是一个“文”与语言（声）逐渐结合的渐变过程，其他任何文明和地区由于没有独立的文系统，字的出现就是一个直接表达语言（声）的过程，就不存在“文”语言的逐渐结合的过程。
甲骨文金文以及文言文，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因“文”、“声”结合的不同，而呈现出的阶段和形态。在这个两个汉字的形态和阶段中，汉字都具备“文”的特征，从而与语言并不同步。对汉字之外的其他任何字而言，都不存在这样的形态，他们只有一种形态，就是白话文。
1、文言文的书写与产生原因
文言文是成熟的汉字形态，而且也是最好的汉字形态。说最好，是因为其中文因素和言因素的含量是适中的，在表达道和表达语言上，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网文作者“甲骨蔡” 在《汉字出现是从“文”到“字”的渐变，甲骨文证据》一文中认为：“文言文”的出现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在战国时期。顾名思义，“文言文”就是“文与言”结合的文，或者用“文”来表达语言的“文”。“文言文”的出现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在文字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汉字的重大变革、革命，是文字领域里的“礼崩乐坏”。
要了解文言文的产生，那么就必须要知道古人为什么要用文言文书写。因为这些原因，直接催生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文言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古人选择了用文言文书写呢？
（1）省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两项发明改变了世界，使得知识可以普及。但是在发明纸张前，人们在石头，甲骨，竹片，青铜和金属上用刀刻写文字。
这些材料的质地，要么很硬，要么很贵，写起来费时费力不说，还容易一个不小心就刻错了字，浪费掉整个材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字越少，肯定就越好。
在笔墨被用于书写后，书写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可是竹简的宽窄有限，重量却不低。秦始皇批阅竹简的奏章，批阅到手臂酸痛。作为工作狂人，他不得不把膀子吊起来批阅。
当年所谓的“学富五车”，要用五辆牛车装载的竹简，换成纸张之后，也就是区区的几本书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是字写得越少越好了。
（2）节约成本。
在造纸术被改良前，纸也是一种很昂贵的材料，多以绢帛丝织制成。虽然看起来是没有了竹简的重量限制，但是传播的成本，也是很大的。普通的人，根本承担不起。
到造纸术被改良以后，虽然纸张的价格降了不少，但是文人对于纸张的质量，也还是有很多要求的。同时，粗糙的黄表纸和上等的玉版纸，价格落差也很大。
古代的读书人都很自重身份，更不愿降低对纸张的要求。而知识从古至今都是贵重的，为了节约书写与传播的成本，大家也尽量往简练的方向书写。
（3）彰显身份。印刷术普及之后，书写文章就变得简单得多了，但是文言文还是很盛行的。那是因为文言文有别于口语化，可以彰显读书人的身份，提高读书人的格调，可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孔乙己哪怕已经落魄到去蹲小酒馆了，可是他依然要摇头晃脑地说“之乎者也”，还要显摆自己知道“茴”字的九种写法，这就是一种精神胜利大法。
这一套不光古人会用，哪怕是到了现代，来个人用文言文的行文写一篇作文，大家也会对他刮目相看，觉得他十分有文化。其实在古代，用文言文来书写，也算是一种知识的垄断。
（4）方便选拔人才。为什么古时的科举，要启用八股文来行文呢？这是因为，文言文的格式稳定，言简意赅，在表达上有优势，也容易打分。这对于阅卷的人甚至是皇帝来说，都会非常便利。
就像奥运的打分，艺术体操、花样滑冰这些项富有美感的项目，评委都要尽量地抠分数，什么样的难度多少分，转体多少度加多少分，落地的结点，起跳的舞步，都是严格的分数点。
八股文也有严格的格式区分，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要用孔孟的语言书写，要用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等等。
相传，八股文起于北宋。当时科举种类繁多，甚至是会写诗作画都能当进士。王安石废诗赋取经义，将科举选拔的内容，压制到了一定的范围内。
到了南宋的时候，对科举经义要求有定格，有破题、有解题、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元朝时限制出题范围到四书，明朝确定科举应试文体，清朝继续沿袭。
用现代来比喻，就是国家每每在高考中做出增减，都会引发学生的一轮内卷。古人讲究货与帝王家，皇帝科举取士都卡这么死，平时写文章啥的，时刻遵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5）追赶潮流。还记不得中国上一代的青少年中，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火星文”，流行过一段时间的“表情符号”，流行过一段时间的什么“45°仰望天空”、什么“繁华落尽”等等。
古人也是如此，也有他们的流行文学。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写文词藻富丽，结构宏大，获得了汉武帝赏识，所以他所擅长的赋体文，一度成为了当时文人的流行。
汉，魏，六朝的时候，因为社会变迁和文化演变，开始流行骈文了。骈文华丽，讲究声律和对偶，之后文化界一度开始向堆叠词藻方向发展。越到后来，越以写出拗口的骈文为荣。
就像我国的青少年文学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使劲堆华丽又毫无意义的词汇，但是读起来又特别费劲一样。还曾盛行了一阵所谓的国风文学，也是一股脑堆一些词语。
后来到唐朝，韩愈和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告诉大家，别净整这些没用的，一定要言之有物！至此，才慢慢地纠正了当时盛行多时的浮艳文学风气。从此，骈文再不居于统治地位。
（6）古人的口语。其实，文言文里也有一些很口语化的文字。更有一些文字经过漫长的演变，已经成为了耳熟能详的字句，像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等等。这些词语，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已经是常用语了。
所以读一些先秦的文学，哪怕是文言文，也不太影响阅读。因为先秦的文言文，可比明清时期的文言文好理解多了。
总之，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言，其中包含了一些口语化的词汇，不过古人交流的时候，可不会用这样的语言交流。因为在古代，日常交流和书面语言一样，有很大的差别。
在为了省力、节约成本、彰显身份、方便选拔人才、追赶潮流、古人的口语的影响下，古人选择了文言文进行书写，也就产生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文言文。
2、文言文的历史过程
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文。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泛称为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形，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
上古期是指西元3世纪以前，即历史上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西元4世纪到西元12世纪，即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时期;近代期是指西元13世纪到19世纪，即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
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 。
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也就是说，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
第一个"文"字，为"纹"，修饰之意。"言"字，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两字，就是修饰过的语言，即书面语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得正式书面语的资格。最后一个"文"字，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美好的语言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使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比如像说，"你吃饭了吗?"。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书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中国在1918年以前，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书面语言写成的。现当代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却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3、文言文的特征
文言文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大文学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其最显著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4、文言文的主要表现方式
文言文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方法有假借、一词多义等。
（1）假借字。在古代汉语中，有些字可以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这种现象叫通假。"通"是通用，"假"是假借。古汉语中的通假字有三种情况:同音通假、近音通假和变音通假。通假字的读音应读被通假字的读音，解释也应按被通假字的字义解释，表达时一般用"通"的解说形式。
①音同的通假。即借字为本字的声符(也有本字为借字声符的)，或借字与本字有共同声符的。声符虽不同，但两个字的读音是相近的，表现为同声母或同韵母的形式。偏旁的通假字。
②给句中加点的字注音(通假字读音有变化)。
（2）一词多义。我国的文字用法极为复杂，一个字词往往有很多的意义与用法。一词多义的现象在古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都是极其普遍的。一词多义也是我们平时在阅读文言文、考试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把握一词多义，要注意了解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和假借义。了解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是掌握一词多义的基本方法，一个词的基本义称为"本义"，由本义生发延伸出来的意义称为引申义。另外，比喻义是通过打比方产生的词义，假借义是利用假借字形成的词义。
（3）翻译手段或方法
①录。凡是人名、地名、朝代、年号、官名、书名、物名、度量衡单位、器具、数量词、庙号、谥号、特殊称谓、专门术语等专有名词，都可照原文抄录。此外，古今词义一致，如"山"、"火"、"车"、"问"、"逃"等，也无需翻译。
②释。这是用得最多的一种手段;运用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语来解释古文中的单音节词语。对通假字、一词多义、词类的活用，用法多样的一些虚词等要特别注意，一定要联系上下文，选准它的确切解释。
③理。调整、理顺译文的词序。大多数文言词句的词语排列次序和现代汉语是一致，但也有一些文言句式，如"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捕蛇者说》)，原次序译作"苛酷的统治凶狠比老虎"，这不符合现代语习惯，应把"比老虎"调整到"凶狠"之前。
④添。在原文有省略的地方，增添必要的内容，使译文通顺、明确。如"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口技》)，其中"抚尺"和"一下"之间缺一个动词"响"，翻译应加上。又如"尝贻余核舟一，……"(《核舟记》)，译文时，句前应加主语"王叔远"，"一"字之后应加量词"枚"。
⑤删。有些词语仅有语法作用而无法译出的，可删去不译。如"夫大国，难测也"(《曹刿论战》)中的"夫"，"何陋之有"(《陋室铭》)中的"之"，"学而时习之"(《论语》)中的"而"都属于这一类。
⑥缩。文言文有些句子，为了增强气势，故意用了繁笔，翻译时可将其意思凝缩。如:(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四种不同说法来译"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三个短句，在翻译时可凝缩为"秦有并吞天下、统一四海的雄心")
总之，我们要做好文言文的翻译题，除了要扎扎实实地掌握古汉语常用的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外，还要了解一些古文化常识，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明白、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地译出古文，做到"信""达""雅"。同时，(除上述无需翻译的情况外)文言文翻译时也应讲究"字字落实"。
————（未完待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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