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运动会纪录40年无人破，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9月21日《南方周末》）
新华社最近一则调查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东北某省会城市的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沉睡多年，有的项目40年无人打破。在其他地区，虽然也有一些新的运动会纪录被创造出来，但中小学生耐力、爆发力、灵敏度的下降，这种“好日子养出弱孩子”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南方某省会城市的抽测结果显示，对比国家标准，抽测优秀率仅2.6%，不及格率达到16.2%。而且这是在国家标准持续降低的情况下测得的结果。
可以想见的原因，是从小学开始，课堂内外本来比重就很轻的运动内容往往被语数外所霸占。应试压力的传递，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不仅扭曲校长和老师的教育行为，也塑造着家长的教育诉求。吃好穿好没问题，把有限时间浪费在不计入总分的运动项目上，似乎有点太奢侈。
这种线性逻辑自然不难打破。真正好的教育，往往更能保障学生的玩耍、体育与艺术时间，这些看似与高考成绩无关的内容，使孩子的心智处于活跃的打开状态，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力能更充分地发挥。压缩学生最低限度的自由玩耍、体育与艺术时间，只盯着分数，反倒容易压抑孩子内在学习兴趣的生成，使学生的生命经验狭窄而脆弱，从小缺乏足够丰富的滋养，往往害了孩子。
但更深层要反思的，远不止于此。即使那些专业的体育人才，哪怕其在某方面的身体素质很好，由于其身体是在竞赛目标明确的场景中被训练，这样被规训出来的身体，其能力也是很单一的，也只是速度、耐力与灵敏度的线性提高，仍然是在物化的层面做文章。与只专注于文化成绩的“弱孩子”相比，只专注于体育训练的“弱孩子”，在更丰富的层面上，其身体仍可能是“弱”的。
这怎么理解？难道运动冠军也可能是“弱孩子”？是的，如果站在全人教育的角度，站在古典身体观的角度，今天不管把“文状元”还是“武状元”作为教育或训练的目标，都可能存在严重问题。
毛泽东青年时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精神与体魄，并不是一个并列关系，而是互文关系。在中国古典的身体观看来，身心是一体的。《诗经》说窈窕淑女，窈窕并不止是身体的苗条，更包括了身与心的优雅与娴静。在孔子看来，射艺是培养士君子的重要一艺，而射，既包括灵敏度、速度、爆发力，更包括了“反求诸己”的自省精神与“揖让而争”的群处礼节。反过来，心里的“知”要睟面盎背，施于四肢，最终见于行动。这才是身心完整的教育，知行合一的教育，而不是培养高学历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
这样理解的身体，不是物化的躯体。这种对身体的训练，也不只是在分科竞赛意义上身体素质的提高。这种对人的理解，从根本上将身心视为一体。我们难以想象没有身的心，也难以想象缺乏心的身。曾子在临终前，让弟子“启予手”“启予足”，不止是告诫弟子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更是一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亲子之情的至深告白。这与将自杀仅仅视为个体权利的所谓现代身心观，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并不是所有古典的身体观都是这样。尽管我们都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古希腊，但在柏拉图那里，身体却并不重要，甚至是负面的，是对不断上升的灵魂的一种禁锢。在他那个纯粹的理念世界里，身体没有位置。从古典走向现代，在笛卡尔那里，一切都可以怀疑，只有在怀疑这个“我思”无可怀疑。在西方哲学传统里，身体的根本地位，只有到了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才得到重视和阐发。
现代社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和现成化，大脑的作用不断加强，身体的功能被更多技术产品所替代，身体甚至成为物化的消费品。在这个过程中，身与心的分离趋势变得越来越严重。耐力、爆发力、灵敏度的降低只是身体的表层疾病，深层疾病是身体场的干瘪化、单一化与工具化，极端的，是把身体逐渐让位给无生命的机器身。专业的体育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代身体的浅层疾病，却难以解决身体场的深层疾病。
现代教育的使命，不是要适应现代的“规训与惩罚”，是要立足于完整的生命本身，对现代社会做出矫正与引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提倡全人教育，肯定要恢复中国古典的身体观。更古典，更现代，通过这种温故而知新，我们才有更独立的教育思想与行动，以应对正在飞速到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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