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那里是人口稀少,经济贫困落后的半农半牧荒漠草原区。解放初期，我家积有薄田百余亩，羊百余只，大牲口10来头（匹）。1952年“土改”时家庭成份被划为“地主”。1957年迁至银川,1958年考入银川一中，初、高中六年，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前茅，“三好”、“优秀”不知当了多少，年年都是班干部，就是入不了（共青）团；1964年高考，贯彻阶级路线，猛地来了个一刀切，给我一个政审“不合格”,“ 不予录取”； 银川一中的老领导们很同情我，因着我的考试成绩和平时表现，不知道找了些什么人，几经周折，让我上了宁夏大学农学系；“文革”受冲击、挨批斗；背井离乡，分配到上梁10几年。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经历竟然如此坎坷艰难，不公平吗？不！很正常。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我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历史，再正常不过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要分开，不能搅和在一起，更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任何时候对这个问题都要有个清醒的、正确的认知，要站得高些、才能看得远。我不去怪任何人，更不怨天尤人，而是把它当做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和磨炼，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直在努力改造、随时检讨、不断地修养和提高着自己，这不很好吗。只是有一件事很遗憾：一直不知道是谁？当年力挺我上了大学。时不时在内心深处问我一个大张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我相信，“苦寒”和“磨砺”会使一个人不断提高的。虽然自己离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很远,但十七年的传统教育和社会实践让我逐渐成长为一个矢志不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信仰者、追随者。只是自己平时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干些 “不合时宜”的事，连“团”都入不了，哪还敢想入党？因此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常以党外布尔什维克来安慰和要求自己。
我们这一代40后,生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赶上了改革开放，经历了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种种洗礼。当时社会上有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我们是“旧制度的牺牲品，新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三品）。毕业时虽然卦了个老大学生的牌子，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耽误和影响，大学阶段实际上并没有学得多少知识，当老师又不是本人的专业，教中学更是不敢想象的事。不干又不行。好在先接触到的是初一语文，和小学几年级算术（忘了），还算问题不大，马马虎虎也就过了，反映还算可以。随后就是初中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都碰到了，也还问题不是很大。问题是上梁中学有了高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是高中化学、物理、历史、地理等怎么办？这几门课程我都躲不过去。里边只有化学和我的专业沾点边,大学时学过一些,其他课程怎么办？能推给谁呢？敢拒绝吗！只能硬着头皮上，靠着自己学得还算扎实的一点老高中的家底，在教学实践中旋学旋干，现蒸现卖了。我把我高考时的参考资料、自己整理的复习提纲都悄悄地带到学校，在哪找了一本《教育心理学》，又买了几本有关汉语、文言文方面，电工知识方面的书和一本历史学家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白天要上课，应付各种正常活动，晚上就借备课时间一个人在房间里悄悄地抓紧时间看书自学。还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怕丢了“面子”，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好在一点，效果还算可以，能凑合过去，反映也不错。这样应付了下来，自己不但增长了知识,教学业务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日子过得也充实多了，还落了个“什么都知道”、“ 啥也会教”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在社会上被称为“万金油”老师。自己的专业丢弃了，其他各业都是硬逼着半路上学着干出来的。结果都是学艺不精，半瓶子醋，只能是把工作做好，应付个场面而已，很难有所成就，有所突破。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平时表现不怎么的我，突然间红了起来，意外地被文教局任命为上梁中学首任教导主任。这之前，所有这些七年制学校基本都没有配备教导主任一职。原因很简单，说起来有点可笑：只是因为这个词有专业第一、不突出政治的嫌疑。各学校或由校长一手抓，或由校长指定一个人负责教务工作。我们学校这个时段是许老师负责教学，校长还给按了个突出政治的头衔，叫“教改组长”。这会儿却突然任命我为教导主任，我不敢当。许老师看出了我的难处，私下里对我说：干吧，你还年轻，正是干的时候。不要顾忌我，我已经是这样了。我支持你，放心吧。真不愧是老大哥，长者风范。
就这样，我走马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总得干点什么吧。教导主任嘛，还是从教学抓起，从教学质量抓起。怎么抓呢？当时的形势是“文革”虽然结束，但其在学校造成的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虽说山里的群众和学生忠厚淳朴，对“文化人”充满敬重，造反有“度”，但“读书无用論”影响还甚深，学校纪律松懈、学生不重视学习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那就从整顿教学秩序抓起。我去请教许老师，他劝我“别着急，慢慢来”，“等上边有了精神再说”。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急功近利的我竟然听不进他的忠告，一意孤行还是要搞。在裴校长的支持下，费了不少时间，花了很多精力，闭门造车，搞出了7-8项《规定》。主要有：“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遵守（违犯）纪律奖惩规定”、“学生考勤办法”、“三好学生评比办法”、 “教师值周办法”、“卫生评比办法”等。 因为当时上边还没有出台任何有关规定，所以这些我们自己搞的东西，后边都带“暂行”二字，原名记不准了，故用引号而不敢用书名号。先在教师会上讨论、征求意见，修改后自己亲自刻印。那时，山区学校条件差，老师们所有材料，讲义、复习提纲，考试卷等都是要自己刻印的。装订成册后，老师们人手一册,学生们发至团支部，然后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正式宣布实施。
过了没几天，正好碰上县文教局十分罕见的来上梁中学检查工作，领队的柳映池副局长对我们的做法,几项规定很感兴趣，给了个似乎是肯定但又有点含糊的评价，用了个“针线笸箩”做比喻，意思好像是说：啥都有、随用随取，实用、解决问题。是不是还有“一堆破烂 ”的意思？搞不明白。柳还一路上到处宣扬梁老师的“针线笸箩”，说这个“针线笸箩”好。到今天为止，我也没弄清楚这四个字到底什么意思，褒贬几多？
条条框框有了，下来的关键就是要认真落实执行了。记得处分过两名旷课的学生，是连续旷课多少天，还是累计？是警告还是什么处分，分得很细的，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还张榜公布，全然不顾学生娃娃上学的艰辛，也不问青红皂白，犯了条文就处罚。现在想起来，真是过头,这两个学生撞到枪口上了，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呢。对老师也是这样，那时年轻老师多，多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太胜任教学工作，包括我，真叫人头疼。就开展“一帮一”的活动，让老教师帮带年轻老师，组织示范教学、观摩教学，相互听课。一次听课后组织讨论，我竟然当众批评一位年轻老师，全然不讲究方式方法。这件事我很后悔，一直想给这位老师道个歉，也没机会。直到近期，才联系到这位老师。我说到这件事，他说记不得了，还说“就是有，还不是为我好,还得感谢老师您呢”。这第一把“火” 烧得效果如何？自我感觉很好，挺满意的，校风、学风大变，觉得很“成功”。
第二把“火”怎么烧？当时听说大里队有个“文革”中从银川迁赶来的个什么什么分子，叫谢经文，东南沿海哪人，40大几，生卒年不详，原银川市工业局留用老技术人员。起先住在生产队废弃的一座破砖窑中，后来生产队才给找了一间破屋栖身。他会英语。当年全公社只订有两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一份是公社党委公费订的，另一份就是他自费订的。一个“四类分子”在被送到山里改造，在破窑洞中竟然常年只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伴，就凭这点，这个人也敢用。我想，学校不开英语课，高考亏大了。于是就想到了这个特殊人物，竞异想天开地想利用这份资源,在上梁中学开设英语课。今天坦白讲，当时也有想救这个人于危难之中的想法。我就大着胆子说服了裴克义校长，请公社党委把谢经文临时调了来“放在学校改造”，给“民办教师待遇”。试了试还可以，只是字母写得太难看，我就一边随堂听课学英语，当学生，一边替他在黑板上板书，当助教。于是，在上梁这个深山里，破天荒地传出了大山里娃娃们读英语的怪腔怪调的声音。一年左右吧，就同意这位老兄回银川落实政策去了。没人代英语了，更主要的是这时我头脑也清醒了些，感到这事不太现实,难度太大，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还是早点抽身退出为好。后来给我们分配来了一名学英语专业的魏玉梅老师，我一看全县各中学除隆中外都不开英语，上梁中学还开什么英语？算了吧。英语在上梁中学是昙花一现，只留了个遗憾在上梁。唯一的收效是拓展了山里娃的视野，知道了什么是英语，同时也帮助谢经文老师落实了政策脱离了苦海。
第三把“火”烧得更是让人难以理解，竟然是让学校老师们联名具保，把一个犯了错误的老教师从劳改农场保了出来。看，尽做些不合时宜的事。“三把火” 烧得对与错，是有政治风险的，当时我也是有想法的。回头一想，我这是为了工作，又不是为了我自己私人利益。何况又是自己份内应该做的事情。身在其位，就要勇敢地去承担，绝不能回避、推诿。再说，“四人帮”都打倒了，都拨乱反正了，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吧？于是，也就豁出去了，放下了顾虑，大着胆子，放了三把火。现在回想当时做的一些事，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确也有失之于操之过急，不太稳妥成熟之弊端。
1979年四、五月的某一天，裴校长来到我的房间，似有要事商谈。果不然，他寒暄过后便开门见山直接问我“老梁，你怎不入党？”。“什么？入党？”，我没想到他要谈这个问题。听明白后，我脑海里竟然出现了“文革”中被揪斗，狂热的同学们围在我的身边，挥舞着拳头，高呼着革命口号的场景。“怎么，我们这种人还能入党？”，我差点脱口而出，一口回绝。此时的我毕竟有了几年的经历，不敢过于信口开河了，就婉转地对裴校长说“条件差得远，以后再说吧”。 裴校长说：“象你们这种人入党不够条件，哪谁够？”，他反问我，“你们背井离乡，十几年如一日，把青春全都奉献给了山区人民，还不够入党条件？还要什么条件才够啊？”。我无言，应付着，“慢慢争取吧”。 裴校长说：“不要犹豫了，赶快写申请，我马上给公社党委汇报”。并说“我当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自己再找一个介绍人”。就这样，我写了申请。机关党支部还派遣郑老师和公社谁去银川“外调”了一回（政审内容之一）。“七·一”前夕,经公社机关党支部讨论,公社党委审批，我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这期间我调离了上梁中学。一年后，按党章规定，我从新单位回到上梁中学履行了转正手续。
在上梁那些年，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很苦、很难，可当时确实也不觉得有多苦，有多难。因为那个时代人人都那样，何况我们拿着“高”工资，要比当地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生活好多了。更何况都还年轻，受共产党教育多年，人人都有一颗上进之心，在那以苦为荣的年代，在那时的历史环境下和当时的政治氛围中，那点苦算得了什么。只是在每天放学后，特别是周末，当地老师都回家了，学校经常就剩我、余老师、许老师和炊事员几个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感到孤寂难耐，又不便离开校园。所以，除了学习、充实自己的业务能力外，还要想办法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以打发时间、充实自己。
一、玩牌。当时的条件下在学校能玩的也就是一副扑克牌。打对家、百分、进贡、升级、吹牛、赶羊、斗地主、扎金花、争上游、砍牛腿，所有的名堂都玩过。无聊了，来点刺激，不敢赢钱，就赢纸烟，一个花花一枝烟，烟限2毛以上。要是人多砍牛腿，周末的话常能砍到第二天天明。还学过几次桥牌，没学会。
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老家得到一副骨牌（麻将）。当时是禁品，不敢带到学校。但是自己初学会了打麻将，正在兴头上，心里老放不下。上梁有一种梨木，比重大、质地很硬，我还拿它刻过几枚名章。何不拿它做一副木麻将牌？于是乎，又一项“浩大工程”开始了。找把锯子、找把斧头，连锯带砍，有了一大堆大小不太标准的小木块，需要进行二次加工，一张张要磨得方、正、平、光，大小一样标准,130多块，怕是一个学期也磨不出来。我就发动学生，给个标准、提出要求，很快就磨好了。竟然个个标准,有棱有角,几何没有白学。学生说是用砖头或磨石磨的。随后我就一张一张开始雕刻，没有多久，一副自制的梨木麻将牌就完工了。我们三个外地老师，余老师、许老师和我，加医院的余海医生（上海人，后来，他考取了研究生，被国家派遣到英国留学去了），正好一桌。几个人早已等不及了，甭说有多高兴了，边学边玩，兴趣极高，一段时间内几乎每个周六都是个通宵。现在不赢烟了，“赢钱”，一个花花一分钱。赢钱不是目的，名声也不好听，就变了个花样，规定：所有赢的钱不归个人，都归公。过后由我安排，买只鸡还是什么的，7毛钱一只大公鸡、1块钱一只老母鸡、7分钱一枚鸡蛋，下个周六大家来打牌时，美餐一顿。我杀鸡、收拾鸡、炖鸡肉的厨艺，都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真是好主意，又玩又吃，又还好听，还不算是赌博。尽管我们很注意保密，风还是传了出去，好在没人过问。只可惜，这副自制的梨木麻将牌后来不知怎么弄丢了。要不，还是件文物呢。
二、打乒乓球。余开炎老师乒乓球打得很有水平，上大学时就是华中师范大学校乒乓球队队员。长于防守，横握拍远距离削球，常在3米开外一个海底捞月，能把快要落地的球救起。于是，他就教我打直拍进攻。我俩只为打着好看、好玩、痛快。不打刁球、怪球，互相配合，一攻一守，打得顺得话，可连扣十几大板，煞是好看。时间长了，水平大有长进, 不时还能赢余老师几个球。
三、学乐器。学校的乐器，因为没有专门的房间保管，平时就分放在各位有关老师房中。我房里放着小提琴和扬琴，有空便自己一个人操弄了起来，纯为消磨打发时间。也不拜师，也不问人，也不看资料，有空就拉、就敲打。几年下来，小提琴只学会半首《北风吹》。过来过去北风吹，特别是冬天碰到下雪天，一吹就是半天；扬琴也只学会一首《北京的金山上》。看来我不是学音乐那块料。
四、狩猎。上梁周边山里野生小动物很多，有野兔、狐狸、獾子等，听说还有狼，没碰到过。还有天上飞的野鸡，学名长尾雉，俗名半雉（？）、呱呱鸡，有的地方叫石鸡。下午饭后或星期天没事的时候，我常会跟着炊事员王黑娃出去打猎。他枪法非常好，可以说百发百中，又有副好眼力，十分喜欢打猎。跟公社武装部干事关系很好，借支半自动步枪，找几发子弹，那时都比较容易。平时打猎成绩都还可以，每次多少都会有点收获，就连我都曾亲自打中过一只獾子。有猎物时，就去供销社买瓶白酒，1块2一瓶，老师们都抢着去买酒。收拾猎物是黑娃的事，加工、烹饪都是我的事，晚上大家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热闹一番，有时还会趁着酒劲，半夜三更在校园里大喊大叫，又唱又跳，胡闹一场。
有一年，我还做了一件野鸡标本，非常漂亮，拿回银川给儿子玩。
这里的人打猎有个规矩，不打狐狸，不打怀孕的动物，说是不吉利。一次，在学校后山坡我俩正转着，一只火红狐狸突然出现在眼前不远处，走走停停，不紧不慢地还不时回头对着我们张望。我让黑娃打，黑娃摇摇头说“不能打”。可也怪了，那只狐狸就是不躲避，一点儿也不害怕，丝豪没有逃跑的意思，依然不时对着我们张望，好像是有意识地在挑逗我们。黑娃可能是被惹火了，突然一枪，“叭”的一声，瞄也不瞄，就看见那块红色躺在了地上。我正要准备过去看看，黑娃头也不回的叫着我就往回走。回到学校，众人还等着呢。黑娃情绪不高，我就把经过说了说。大家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也无可奈何。平时很少在人前说话的谢经文老师这时开口了，说；“狐狸肉好吃，皮还可以拿到供销社换两瓶酒”。大家惊奇地看着谢老师“你吃狐狸肉？”，“啊，很好吃的” 。可能是众人想看个究竟，就七嘴八舌地喊来了几个住校学生，去山坡后把那只狐狸收拾了。谢老师果然把那只狐狸炖肉吃了，大家好奇地暗中观察，谢老师确实满足得很。可代价是整个上梁被炖狐狸肉的臊臭味熏了个底朝天，让社员背后骂了个够。
有一次差点出事，令人终生难忘。那是一个雪后放晴的下午，正是打猎的好时机。我们吃过下午饭后，便相约出去打猎，踏着厚厚的积雪，转了几道沟和梁，也没啥收获。眼看天就要黑了，才转到李家沟上沟口的地方，又开始下雪了。突如其来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大，一会儿便又封了路。我们艰难地在大雪中跋涉着。天黑了，四周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天地之间完全融成了一体，没有了界线，也没有了距离。我彻底失去了方位感，根本辨别不清东南西北，好像连上下左右也没感觉了，不知身处何地，仿佛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心里真感到了害怕，一种恐怖的感觉悠然而生。黑娃说：不行得话，在这住一晚吧，上边有他亲戚家。我紧跟着他，按照他的嘱咐，每一步都要踏着他的脚印走，不敢越雷池半寸。深一脚、浅一脚，不时还手脚并用，总算是到了他亲戚家。
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赶回学校上课。途中，他指给我看昨晚走过的地方，天哪！就在几十米高的怪石嶙峋的崖壁上，哪有什么路？好吓人啊 ！要是白天，那么险要的路,根本不敢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也就过来了。要是一脚踩空或滑了下去，粉身碎骨说不上，小命怕是难保。想起来都后怕。
五、捕鱼。上梁周边有好几个水库，都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里边都放养有鱼，主要是鲤鱼、草鱼、白鲢，还有少量的西吉彩鲫。听人说罗家峡水库里有几十斤重的大鱼。当地人不吃鱼，也无人捕鱼。文革中，我当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跟邻居学了个织鱼网的技术，还学会了制作梭子。何不买点尼龙丝，织个鱼网去捕鱼。我先后织了两挂粘网，2指（可捕2两大小的小鱼）、4指（可捕1斤左右的大鱼）各一挂。从那以后，有鱼吃了。不但我自己常领人去打鱼，还经常有县城、外公社的熟人、朋友找我去打鱼。每次打鱼，往返少说也得翻山越岭20--30公里，那也不知道累。只是条件和技术太差, 收获不行。罗家峡有个学生叫罗智科，常陪我去打鱼，有时晚了，还住在他家。后来，鱼网让罗家峡水库管理所收走了。老所长（上梁人）说，有规定了，水库不让打鱼了。从此再没有打过鱼，也就无鱼可吃了。
六、学木工。上世纪70年代初，学校大搞基本建设。有个木匠老师傅叫马银儒，齐岔人，是上梁最有名的木工，手艺很好。带着儿子丑牛，领人给学校修建教室，做办公桌椅、课桌、板凳、文件柜等，晚上住在学校。我就跟他学木工，甚至还学会了做木工用的推刨和各种工具。学得差不多了，就想着该干点什么？发现学校的课桌、板凳中有不少松动、断腿、破损现象，这不正好可以练练手吗。于是我便开始修理起破损的板凳来。有学生过来围着看，我灵机一动：组织学生干呀，我一个人也干不过来呀。又有意义又出活，多好的事啊！我和校长一说，校长很高兴。于是我就选了几个初中学生，记得有王维昌、李俊鹏等4—5个人，还有谁，记不得了，成立了一个木工维修队。队员们很高兴，积极性很高。先修凳子，再学着修桌子，没几天就把破损的桌凳都修好了。
再干些什么呢？我又从多处收集、绘制了好多新式家具的图样。按图纸先做了一对简易沙发，还配了一个茶几。沙发里边填充物是麦草，款式新颖，坐着很舒服，别人看了赞不绝口，羡慕不已。1983年我调回银川前，正好在老领导、老朋友郑庭柱先生的家乡温堡中学教书，这一套沙发就送给他留作纪念了。就在前不久（2018年8月），赵忠孝、杨彩虹夫妇因征稿事回隆德拜访郑书记时，郑书记专门拿出一个茶几，和老伴坐在后面合影留念，并告诉他俩，这个茶几，正是当年我送给他的。好叫人感动啊！算一算，多少年了？35年了！完好无损！这才是人间真情啊。后来我还做过些脸盆架、小椅子、小圆凳子之类的小东西。我们家的大木床床头也是我自己做的。
七、理发。在上梁，传统的理发方式就是剃头。一把剃头刀，又疼又难看，俗称“锅盖头”，弄不好还会拉几道血口子。讲究的年轻人，就想法攒两毛钱，跟（赶）集的时候，去集上用理发推子推个新式头，很时尚的。我们怎么办呢？小小的理发问题，倒成了生活中的大难题了。有时头发长得很长，光着急，也没办法。总不能坐在大街上去理发吧？只能赶个星期天去桃山中学找同学理发。才真正体验到了当年描述外地人在隆德乡下工作时，“理发洗澡去县城”的窘迫情景。为理个发翻山越岭几十里，这也太不划算了吧。
我们这批学生，上大学时提倡艰苦奋斗、人人以苦为荣、以“土”为革命。大都会理发，我更是技高一筹，理发技术超群。于是又向校长建议，买了理发推子、剪子。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主动承担了为大家理发的义务，并提出也给学生理发。一经开始，众人皆大欢喜。公社机关干部、医院大夫都跑来了，我哪能应付过来。老套路，组织学生成立理发组，教几个徒弟，专给学生理。学生头发太脏，太费推子了，就特别规定了一条，要推头的先洗干净再推。我呢，成了专门给老师、机关干部理发的大师了。有些人，居然以我给理发为炫耀，非我不理。
我还想过成立个摄影小组，只是花钱太多，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太现实，想了想也没敢提出来。
八、我的假期生活。当老师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年有两个假期。“文革中”一些工农干部对此耿耿于怀，特别是在基层，有人甚至公开反对。隆德县在“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虽然不敢明着反对，也是变着法给老师们享受的假期出些故障。那时不是讲突出政治吗，这是谁也不敢反对的理由。利用假期给老师们上上政治课，结合当时的形势，办个什么什么读书班、学习班、研讨班，要么来个集训、整风，名头很多。光办班也不行啊，那就去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教师假期帮助生产队收粮食，或干些其他什么活。
上梁中学的老师，放暑假的时候,上梁山上的小麦还没有成熟。而山下川道的联财、沙塘的小麦早上梁半个月就开始从下边逐步往上边成熟了过来。正好！科学安排，从联财往上收起。到上梁也就差不多了。假期也差不多了。领导们很满意，“同志们辛苦了，休息几天，准备开学” 。听说还组织老师们去新化几队打过麦场院墙；在上梁队深翻过土地，包工，每人一亩，谁先搞完谁先结束。
我们三个外地老师比较特殊，很受关照。虽然没有明说，事实上假期中可以请假回家看望父母。余老师、许老师不好请假时，就让家属来探亲。领导们也很照顾，分配他们看学校，不用去参加劳动。我体弱多病的老妈一个人在家，请假有借口，比较容易。而且每次都提前安排我期考，好让我早几天回家。对这点，我很感激，心里总有一种歉疚感。
假期倒是很痛快。分配到各县的同学都回来了，天天是你来我往，忙的不亦乐乎。想着多替老妈干些家务，老妈也不让。家务活要是干的话，永远也干不完；不干也行，也就没活干了。可是够一年烧的煤炭和煤块子你是非安顿好不可。这也不难，关键是和煤饼子找不到土，那个难啊，拿钱也没处买。高兴了，做些小家具、修修小伙房，给儿子做个小玩具等，该男人们干的活都得干。只恨假期太短，来去匆匆。十年半，二十个寒暑假，我在家里就这样过了十七个假期。只有三个假期不在家，也没在上梁。在哪？听我道来。
（一），1976年暑假，我陪妻子带着4岁的儿子头一次回娘家。火车到大同，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下车出了站，稀稀拉拉没有几个人，在车站广场昏暗的灯光下，正发愁到哪找旅馆呢，四处张望着分辨方向，突然发现一座很不错的四层还是五层大楼，挂着大牌子隐隐约约的好像是招待所。我们大喜过望，两人提着五、六个大、小提包，又是米、又是面，好重的。好不容易到了楼下，一看大牌子正是“大同市招待所”。放下东西就去登记，服务员伸手要证明，我就有点慌了。只好解释说我们是回家探亲，不是出差，没开证明。“有证件吗？”我赶快掏出了我上梁中学教师的工作证递了过去。庆幸带了，身份还是“中学教师”。谁知服务员只是扫了一眼，看也不看，说；“我们这是市级招待所”。我一下傻了眼，上梁中学连个“股级”单位都够不上。只好说尽好话反复恳求，人家原则性强得很，就是不行，不理睬也不说话。没办法，缓了一气，只好手里提着、背上揹着，包包担担，老婆背着睡着了的孩子，两人拖着沉重的双腿，无精打采地离开了“招待所”。顺着一条大马路进城。两旁连路灯都没有，或许是关了？四周黑乎乎的一片，没有一点声响。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才算是看见了路灯。临街有个洗澡堂子，门口有快牌子写着可以住人。这个时候什么都顾不得了，有地儿住就行。安顿好了，已经是午夜两点多了。第二日回到家，倒头便睡。半夜还让强烈的地震摇醒了—-唐山大地震。这离唐山仅仅250公里，气氛很紧张，一个假期都睡在防震棚里。
（二），1977年底，恢复高考第一年，各地也安排了中考。1978年一月，固原地区中专招生考试组织阅卷，我被抽去分在数学组，住固原地区招待所。阅卷人员、情节什么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成绩：令人惊讶，真不敢想象。多的是几分、10几20分，30- 40分的很少，及格的居然寥寥无几； 0分的倒是很多！大大的超过了及格的。我们不负责统计，也不知道各分数段占比多大。直观感觉0分的至少超过考生的百分之10几，阅卷时一阵一个0分。天哪！这个难度的试题，上梁的学生够笨，也不至于考0分啊！全国一个“白卷英雄”，就搅得人心大乱。这么多的0分，还了得！幸亏这是在固原，人老实，要不—-。
（三）、1979年11月，县文教局组织了一个“隆德县教育考察团”，由各中学负责人组成，共27人。文教局张副局长领队，到西安后分配我和文教局干事两人打前站。我两的任务是先行出发，找当地文教局联系有关学校，一般要求是当地名校。再到这些学校联系参观、考察、听课、座谈等具体事宜。没想到这些学校领导听说我们是从边远地区来考察学习的，都很热情、很认真，很是让人感动。一路上，到访过西安、郑州、南京、上海、济南、天津，访问过20多个各有特色的中学名校。北京没有联系参观，只游览了一天，在天安门前合了个影就回银川了。总结会还是在银川开的。因为我们两人打前站，只是负责联系事宜，因此考察情况、效果、收获没啥印象。印象深的就一件事：大部队一到西安，老山汉的形象和作派，就被小偷们盯上了。下午出去吃饭不到两小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小偷光顾过了。回到旅馆才发现，10几个人的挎包还被用刀片拉了口子。不过损失不大，这些人的钱都贴身藏着呢，哪能那么容易就让人偷走呢。
其他方面。当年和我同时分配到隆德的宁大同学就有37人，连同全国各地分来的大学生共有近50人,隆德县各中学都有。周末有空了，偶然也去近处的山河中学、桃山中学，凤岭中学或隆德县城看看老同学，顺便逛个集市，买点山货、日用品之类。
闲了，有时也和朋友、同事在学校周边的山间小路上溜溜。
就这样， 我在上梁，虽属无奈,但却度过了充实的十年零六个月。唯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我一直想在上梁过个大年春节的愿望终未实现。我12岁前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那年月物资匮乏, 但农村的年，人们除了可以尽情地吃喝玩乐，且名堂多，讲究多。吃有吃的名堂,喝有喝的讲究,玩有玩的名堂,乐有乐的讲究,几乎天天有名堂，事事有讲究。一进入冬季，农活忙完了，人们便开始张罗、准备过大年了。孩子们就开始天天盼望着穿新衣裳了。12岁移居银川市后，再没有享受过这种期盼与欢乐，似有一种若有所失之感。谁承想工作了又让我回到了农村，听学生们说，上梁的“年”名堂也多，讲究也多。在他们的形容下，好像比我们老家的年还热闹。于是，我就想在上梁过一个大年，好好地体验、回味一下久违了的年的味道。然而还是自己觉悟境界不够吧，等不到过年就开始想家了，就归心似箭想着回家了。每到这时，领导都会安排我提前考完，早点回家。调回银川后，还想着哪年去上梁补过个年。终究是耽误了，永没有机会了，遗憾啊！
说到过年，小时候虽然年年盼着过年，也只是小孩子瞎玩胡闹一场，没个啥深的印象。倒是我刚到上梁中学过的头一个年，让我难忘。我是1970年元月初到的上梁。正好是上个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学生已经不到校了。可是老师们都还在上班，让准备新学年开学事宜。可又没有教材，我拿什么准备呢？马上就要过年了，也该到放假的时候了，老师们就这样都还在学校等着。我心里很着急，我在隆德劳动锻炼也整整一年没回家了，这时特别想念我那体弱多病、独自一个人在家的老妈。就硬着头皮提前请了假，和徐耀武老师结伴，急急忙忙回家了。终于赶在大年二十九的下午，回到了银川。见到了躺在炕上的老妈妈，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老妈病了呢。原来老妈一个人没有心思过年，没有精神，躺在炕上起不来。看到突然从天而降的宝贝儿子，惊喜的老妈也没病了，一下就翻了起来，才准备过年呀。第二天一大早，娘俩早早地赶到菜铺子，要把春节凭票供应的东西都买上，再看还能碰见点啥。哎，真还赶了个巧，居然很幸运地排队买到了一个大猪头，只要两张肉票，5块来钱。老爹不在，就我们娘俩高高兴兴地用这个大猪头也算是过了个很丰盛的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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