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汪曾祺在《跑警报》中，开门见山——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雷海宗先生，正如他的名字，声音如雷，学问如海，一代宗师。
雷海宗先生
01
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生于河北省永清县。
父亲雷鸣夏，是当地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
在此，雷父与林语堂的父亲，职业相同。
海宗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
1917年，他入北京崇德中学读书。
1919年，海宗转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
他插班进入的是二年级，与其同时转入的还有刘行骥、卞彭年、沈铭书、魏毓贤等人。
按教会规章，牧师的子女皆免费读中小学，直到中学毕业为止。
因海宗学习成绩优异，教会表示对他的供给不受限制，要用多少，就给多少，直至读完清华为止。
但海宗不愿多花教会的钱，非常节约，每周皆步行进城。
梁实秋笔下——
由清华园坐人力车到西直门，约一小时。我特别感觉到那是漫漫的长途。
一个小时的车程，都是漫漫长途，可想而知，海宗步行回城，需要多少时间？
海宗的坚韧与自律，在这儿，初露端倪。
三年后，海宗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
02
初到异国，海宗选择了芝加哥大学。
正如物理学家周培源所说：“芝加哥为美国最著名大学之一，其功课颇认真，其教授皆一时知名之士。故入芝加哥所受之训练，其价值当胜规模狭小设备简陋之学校万万矣”。
校友黄钰生回忆——
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
因海宗对学业太过专注，还被同学送上了“今之古人”的绰号。
到芝加哥就读的第一年，海宗写了一篇文章，大受老师的称赞，问他如何学得这样好的英文。
因学业突出，他还深受导师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海宗不仅英文好，而且懂法文。
法文，是他考清华留美预备班时自学的。他经常看法文书，故法文也未忘掉。
但海宗并不是只会用功的书呆子，他还热爱运动——
在芝加哥，他钟情网球。虽然经费和补贴有限，但海宗还是与同伴一道买了“最上等”的网球拍。爱好网球的小伙伴们，还组织了一个Regular squad，每天勤加练习。
03
海宗反对无节制的男女社交，但对清华同学会在美组织的活动，也是积极参与。
1925年10月2日聚餐，海宗写下文章，以记载见闻：
十月二日，适逢中秋。芝城清华同学会廿余人相率至唐人街之万芳楼代胃先生庆祝秋节。是晚也，月圆天清，肴胜兴浓。诸青年学子无不尽情欢绪饱享口福者。然人性各异，表舒亦自不同：文质彬彬，沈静寡言者，则闻齐二张（玉哲，景钺）也。高谈阔论，冠冕堂皇者，则姚永励也。鸿声高斗，满口大嚼者，则梅贻宝也。并肩端坐，言谈雅致者，则周思信与黄女士，王绳祖与吴小姐也。来回走动，料理应酬者，则王会长（化成）也。满心计算，逢人索债者，则冀会计（朝鼎）也。半口大吃，半口高谈，两不相搅者，则吴士栋与周培源也。恺悌君子，文士态度者，则陈克忠与翟桓也。大人先生，谦恭和气者，则余相林与许继廉也。弥陀含笑，耳筋振动者，则骆启荣也。紧相挨坐，低语轻笑，茶饭懒食，四目对射，一若旁无人者，则三日前宣布婚约之区博士（沛久）与蔡小姐也。不言不语，闷坐一隅，一心吹求他人是非者，则不才也。
此刻，会心一笑。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雷师，就已学会了自黑。
文章末尾，海宗故作郑重地强调“同学之短，既已全盘托出；已沥之水，安能复收？谨颂一首，以赎罪于万一”，这是一首戏仿曹操的《短歌行》的打油诗：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
何如肴馔，友朋相过？闹闹笑笑，谈谈说说。
幸逢佳人，放心欢歌。“五百”麻雀，戏园“摩托”。
逢年过节，倾囊果腹。此机一去，万金土苴。
食色性也，人生所属。道德仁义，朽烂污腐。
宇宙无心，人造祸福。及时行乐，其庶几乎！
04
海宗在美学习期间，父亲过世。
海宗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当时，除二弟在邮局工作外，其他弟妹都在读书，家中经济困难。
于是，海宗每月节省五元美金，寄回家中。
此时，想到有“清华终身校长”之称的梅贻琦。在他十二岁时，家道中落。他也是长子，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
在美留学期间，梅贻琦也将节省下来的公费，寄回家中，资助弟弟妹妹读书。
异曲同工。
在芝加哥，五年的学习生涯，海宗获得博士学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梅贻琦先生
05
海宗总感到，用教会的钱，心中不畅。
于是，1927年，在他回国后，家中不再领用教会津贴，弟弟妹妹的学习费用，由他承担。
海宗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月薪260元，每月寄回北京老家140元，贴补家用。
在芝加哥，海宗与张景钺私交很好。学成回国后，海宗娶的就是张的妹妹张景茀。
张景茀，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一看照片，就知是一位眉清目秀、温婉端庄的女子。
1930年，两人结婚。为了照顾丈夫，她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
婚后，海宗夫妇每月仍按原数款项，寄回北京家中。
好妻子，就是好日子，海宗有福。
1932年，海宗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北京老家的一切费用，仍由他承担。
二弟的工资，则由二弟自己支配。
多年后，妻子回忆——
每年暑假时，我们由清华进城后，带着全家老小去前门最大的绸缎店买衣料；他亲自捧着料子，走到两个妹妹跟前问“大妹你看这块料子做衬绒袍好吗？二妹你看这个料子做夹袍好吗？”料子买妥后，回到家中，叫成衣匠来，给每人量好尺寸，一切都完毕后，我们才乘车回到清华。照例，一年一度。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手足情深。
陈寅恪先生
06
1932年，海宗一家搬至清华的新西院，与陈家（陈寅恪）比邻而居。两家相处，十分融洽。
陈师的长女流求、次女小彭，常到雷家找崇立一起玩。
崇立，是雷氏夫妇的独生女儿。海宗十分疼爱她，但从不溺爱，如遇女儿任性时，但决不依从，并不责罚她，而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
流求、小彭还清晰地记得——
雷家的院子比我们家的大，经过雷伯母精心打理，也比我们家的院落有趣多了。
也许他们不知道，雷伯母的哥哥张景铖，可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家学渊源。
三个小伙伴一台戏，每天的院子里，总是欢声笑语。
有一张留存至今的合影，就是在雷家大院拍摄的。
想来，应是十分珍贵的纪念。
的确，当年的清华教授，每家独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院中绿树成荫，花木葱茏，空气流畅，居者神清气爽。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在杨振宁的笔下，那时的清华园是这样的——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初到清华的海宗，三十而立，正是春秋鼎盛，精力充沛，学术思想趋向成熟之际。
天时、地利、人和，那也应是雷师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之一。
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长女流求（左）和次女小彭
07
抗战时期，雷师来到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西洋通史、欧洲近古史和欧洲中古史等课程。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
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
他的史学造诣之深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
无缘一听，心向往之。
杨武之先生
08
在30年代中后期，雷师有两个他很喜欢的学生，之一就是丁则良。
说起丁则良，与杨振宁颇有渊源，而搭桥的正是雷师。
1917年，当年的雷师，入北京崇德中学读书。
数年后，家在清华的振宁，也在此校读书。
由此一来，雷师与振宁有缘，学长是也。
雷师来到清华，与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关系密切。
一天，杨父请好友雷师，推荐一位弟子，为振宁讲授《孟子》。
而雷师首选，就是丁则良。
原来，杨父发现振宁有数学天赋，但他并没有让儿子只在数学方面加强学习，而想借助古代经典，帮助儿子学习传统文化。
学识丰富的丁则良，不仅教了振宁《孟子》，使振宁在中学时代就能背诵《孟子》全文，还传授给他许多历史知识，是他在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
振宁回忆——
那一个半暑假的家教，使我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这个人的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后来，丁则良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年，他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
09
1945年8月10日，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离乡学人，归心似箭。
梁实秋的笔下，是这样的——
还乡的工具不敷，自然应该让特权阶级豪门巨贾去优先使用，像我们所服务的闲散机构如国民参政会国立编译馆之类当然应该听候分配。等候了一年光景，1946年秋国民参政会通知有专轮直驶南京，我们这才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告别四川鼓轮而下。……离开南京遄赴上海搭飞机返平。阔别八年的我，在飞机上看到了颐和园的排云殿，心都要从口里跳出来。
而雷师一家，由昆明回到北平，又是一番波折。
全家先由昆明，飞往重庆。
诸位同仁，按抵达重庆先后的日期，而排着名次，等着直达北平的飞机。
雷师一家，住在重庆招待所一个多月，可算见亮了。谁知，直达北京的飞机停航了。于是，一家改飞南京。
抵南京，又知京浦路尚未恢复通车，要由上海乘海轮到塘沽，再转乘火车去北京。
但去塘沽的船何日起航，杳无音信。
在南京，两个星期后，乘京沪路火车去上海，等海轮北上。
居上海，又是两周有余，才买到去塘沽的船票。
雷妻记得——
当时留在上海要去北方的同学有三四百人之多，都要乘这次去塘沽的海轮。这数百名同学本由一位教授带队，临开船时，那位教授忽对海宗说“雷先生，我不去了，由你带队”。
那位教授怕困难，临阵脱逃，把困难推给别人。海宗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想到数百名同学无人带队照管，他就接受了那位教授的嘱托。很不幸，船至途中遇着大风浪，几乎沉没。在这险境下，海宗组织同学分队、分组，井井有条。船抵塘沽后，换乘火车去北京。
火车抵北京站时已是深夜12时。海宗让我乘三轮车先回到他二弟家中，他留在车站，把每一个同学的行李都安排妥当，他才回到他弟弟家中，已是凌晨三点多了。自那时起，我发现他的体力大降。
千里迢迢，回到北平，海陆空并行，风尘仆仆，无法言说。
杨振宁先生在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奖
10
抗战胜利，应是重整河山待后生，但国内内战又拉开了帷幕。
齐邦媛的《巨流河》中——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涣散了。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游行越来越频繁，有时老师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回到清华的雷师，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代理文学院院长。
1948年1月，雷师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初选名单。
但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气度，无声地目睹着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
当时的北平，国内的一流大学云集，时局的动荡，对于不少标榜“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学府影响不大。
直到兵临城下，危城被围得铁桶一般时，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救学人”的序幕。
雷师也被列入“抢救北方学人”的计划中，梅贻琦、刘崇鋐等多次动员雷师南下。
他陷入去留两彷徨的苦闷，终未成行。
一言难尽。
在法国，曾有清华学生问起梅校长（梅贻琦），为什么不留在大陆？
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梅贻琦先生
11
新中国成立之初，雷师辞去系主任，仍任清华历史系教授。
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案公布实施，并限于同年9月下旬全部完成。
这次调整是为了大规模开展建设的需要，但调整范围之广、幅度之大、伤害之深，尤其是许多所名师荟萃、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名校被肢解，政治、社会、心理、人类学等一大批重要学科被取消……使众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目瞪口呆。
调整方案重理轻文的倾向十分明显，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色彩浓厚，大家嘴上不说，心中不无意见。
在院系调整中，奉令建设工科院校的清华大学，撤销历史系，雷师调入天津南开大学。
有一种说法是：为占领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高教界，当时的一个做法是将历史上有问题、政治上不太可靠的学者清除出京，以便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由于1949年前雷海宗与国民党关系较密切，被列入内控分子名单，调离出京可以使其学术影响力下降；与之境遇近似的，还有曾被学生誉为“北大舵手”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
此时，雷师的独生女儿崇立，在北大尚未毕业。
后来，她留在北大任教，成家立业，有了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孩子。
人之常情，雷氏夫妇，也愿与女儿一家，同享天伦之乐。有着第三代的逗趣无邪，平淡的日子，也会增添色彩。
无奈雷师，在天津渡过了他的最后十年。
12
在南开，雷师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备课中，他尽可能采用英文文献。当时流行俄文材料，雷师虽然也能阅读俄文，但他认为搞社会科学，不能不注重西欧和美国的成果。
除订阅《人民日报》外，雷师还订了十多份外国杂志。
他说——不读外国杂志，就不了解人家的科学一日千里。
如若开了一天会，雷师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一定要拿本书看，边看边说“今天整天未看过书”。
私下里，他多次提示青年师生，不能只看苏联小册子，甚至冒着被人误解的危险，主张“哪个国家先进就学哪国文”。
当时的政治氛围，如此言行，既需要一番勇气，更要有超然的眼界。
有位同事，教课不受同学们欢迎，无法继续下去。
当时，雷师授课课时已满，但他勉力承接那位同事的课。
该同事随班听课，雷师不让那位同事有丝毫难堪。
那位同事，对海宗大为感佩。
1957年夏，雷师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妻子说，“对不起你”。
雷妻回忆——
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
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做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
系内开小组会组织如何批判雷师，轮到那位同事（对雷师大为感佩的）发言。
他说，“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使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大为恼火。
上文提到的雷师高足丁则良，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东北人民大学任教。
他与雷师，感情深厚，时有书信往还。
1957年5月，丁则良出席莫斯科东方学国际会议。
8月回国，他住在北京大学，闻知自己被划为"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于8月8日自沉于北大未名湖，年仅42岁。
雷师闻此噩耗，痛哭不已。
他不会忘记——1944年，在西南联大，丁则良结婚，好友潘光旦有诗以贺：元日为则良、淑蓉证婚，婚后则良将赴美游学：
献岁椒花酿倍香，两般正始义初长。一声爆竹开妆镜，五味辛风入洞房。
无限绮情抒博议，有余壮志涉重洋。寻盟此夕何须证，天半衡星作主张。
如今，师生二人，阴阳两隔。
回望历史，黄永玉感慨——
反右了。
反右这个东西，我初时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的，没料到最后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在我有限的生活认识中颤抖。
雷海宗先生
13
打成“右派”，雷师的教学活动，被勒令停止。
直至1961年末，雷师被摘除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此时，雷师已患慢性肾炎，是不治之症，三年了。
他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四克，全身浮肿，步履艰难。
但雷师，为了学生，坚持重上讲台。
当年，听讲的学生肖黎忆道——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
可是他一旦开始讲课，却突然振作甚至亢奋起来：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
他讲课口若悬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着实令人叹服。我真想深情地喊一句“先生！”以表达我的敬意。我敢说，大多数同学都有与我同样的心愿。然而，我们都依然保持着沉默。
每次课后，大概兴奋期已过，雷先生显得非常疲劳。在助手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然而，阶级斗争的严酷气氛让学生不敢与他接近，一些“左派”在他每次课后还要再安排“消毒”课。雷海宗的最后一课是那么孤独：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
雷师的生命独白，一直坚持到1962年11月底他再也无法行动为止。
12月25日，雷师因尿毒症及心力衰竭病逝，年仅60岁。
潘光旦先生
14
雷氏夫妇，与潘光旦夫妇关系特好。1930年，两人结婚，潘光旦是证婚人。
“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
因丈夫忙于校务，潘妻带着四个孩子，匆匆离开清华园，进城居住。
而房主人，正是雷妻的哥哥张景钺。
与他们同住的，当然包括雷氏一家。
雷氏夫妻结婚二十周年，潘光旦赋诗五首以赠之，其中两首——
双飞歇浦证前因，弹指声中二十春。闻道天工人可代，当年我忝代工人。
由来佳耦不须媒，人力天工莫浪猜。恩爱亦关弧矢事，清河家世打弓来。
雷氏夫妻，相爱三十余年，感情甚笃。只是，天不遂人愿。
那些点滴小事，总在雷妻心头绕——
他是无私的，他对自己的吃穿从不讲究，我若为他做件衣服时，他总要问“你有没有？”
我婚后没有工作，但他对我从未表现过家长作风，或大男子主义，更未对我说过一句不堪入耳的话。
他病中，有人送来由香港寄来的饼干，他知我爱吃饼干，他一块都不肯吃，留给我吃。
如有人送来电影或戏票时，他总是催促我去看，对我说：“你能出去散散心，我就高兴了。”
我如在厨房做饭时，他搬个凳子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不能帮你做，只好陪陪你”。
我外出购物，若回来稍晚，他就在校门内踱来踱去，直到我回来。
邻居的一位老太太说，“我从未见过夫妇的感情这样好。”
我自慰选得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终身伴侣，可叹好景不长，他过早地离开我，死者已矣，生者难堪！
何炳棣先生
15
上文提到，雷师有两个他很喜欢的学生，一是丁则良，另一个就是何炳棣。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分赴英国和美国留学。
新中国成立后，丁则良从英国提前返回清华。
何炳棣留美未归，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国史学家。
他怀念恩师，凡有新著，必寄上。
得知雷师逝世消息，，立刻雷师母寄来长信，并说——
1962年12月25日雷师去世时，自己远在美国似有感应。
他一直与师母及师妹崇立，保持通信联系，历“文化大革命”而数十年不衰，甚至寄上美金，给予经济支援。
他在《雷海宗专忆》中，倾诉自己对雷师的缅怀和景仰——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
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
例如1941年冬，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问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
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
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
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
不争二字见生平，全部工夫铸史成。绕室青光如照遍，直叫中国可无兵。
这是潘光旦先生为雷师所作。
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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