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战将系列：曾志4
作者：桅杆
井冈山时期的女干部、女战士不多，曾志是其中一位。战争时期，甚至到了建国以后，曾志一直是独立工作，而不是依附于丈夫；其主要身份也是女干部，而不是领导的夫人。这与井冈山上下来的其他女性有很大的不同。鲜为人知的是，个性强如曾志，其第一段婚姻却是被外界逼出来的。本文就来说一说这些事。
（一）农讲所毕业生中唯一女生，很多单位争着要曾志曾志有过3次婚姻，她的3任丈夫，无论是夏明震、蔡协民还是陶铸，地位都很高。但自参加红军开始，曾志大多数时候是“抛夫别子”，独立在外开展工作，而不是当首长夫人。即使以夫妻身份在白区工作期间，也因为工作需要，并且有自己独立的工作职责。在那个时代的女干部中，这是极为少见的。
之所以这样，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与她的经历有关。她在农讲所按受过专门训练，属于科班出身，工作能力强，能够独当一面，独立地开展工作。二是与她的性格有关。她从小性格独立，一贯特立独行，又生性耿直，不大可能依附于某个人。
1927年3月，曾志从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当时女干部奇缺，她又是这期农讲所毕业生中唯一的女生。所以尚未毕业，就有很多单位争着要她。最后服从组织安排，到衡阳农民协会担任专职妇女干事，同时兼任衡阳警察大队的政治助理员（即政治教员）。
曾志每周要到警察大队讲几次课。当时她只是一个16岁的小女生，面对400多个警察、大男人，就凭在农讲所学到的新知识和胆子大，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居然非常受欢迎。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
参加工作后，她就住在衡阳农民协会妇女部。就在此期间，曾志开始了她的第一段婚姻，对象是时任衡阳地委组织部长的夏明震，就是写下著名就义诗“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的亲弟弟。
严格地说，这段婚姻并不是曾志自愿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她才16岁，又是豪爽性格，正准备干一番事业，对恋爱婚姻根本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概念。
这一段婚姻，完全是周围的舆论给逼出来的。当时，衡阳农民协会妇女部的房子，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开会地点。有一天，会议开到很晚，外面又戒严，夏明震就在曾志的床边将就着睡一会。当时曾志已经睡着，早上醒来，才看到和衣靠在床边的夏明震。
（二）顾及舆论压力，16岁开始第一段婚姻这本来不算什么事。可是，和现在一样，那个时代的人也同样热衷于男女之间的“八卦”，并无例外。夏明震在曾志房间的事，很快在小范围内传开了，搞得曾志非常委屈，对夏明震非常恼火。
夏明震
这事发生后，舆论对曾志很不利。夏明震通过妇委主任找曾志，说“这事已有很多议论，也解释不清楚。夏明震原来也没朝这方面想，但他对你印象很好，愿意同你结合，我看你俩就结婚算了，我给你们做介绍人”。过了几天，夏明震又在她面前直接跪下求婚。
曾志对夏明震，本来是工作关系上的战友，但顾及到外界压力，也禁不住苦苦追求，也就同意了。
结婚没多久，就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地下斗争可谓是血雨腥风，曾志数度逃过追捕。1928年1月，曾志和夏明震参加了由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
夏明震在暴动后任郴州特委（领导周边7、8个县）书记，曾志为秘书长。谁承想，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夏明震等一批早期革命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湘南暴动后，南京方面立即调动数路大军前来镇压，其中一路进攻郴州。新组建的工农革命军力量弱小，无力抵抗强大的敌军。当时我方处于幼年期。郴州特委面对优势敌军，也知道硬拼不行，但采取的不是“敌进我退”，而是“焦土政策”。
特派员提出，要在宜章至耒阳200多公里的公路沿线实施坚壁清野，把公路两侧2.5公里以内的城乡房屋一律烧掉，不给敌人留下片瓦。这名特派员幼稚地认为：敌人从宜章到郴州要走好几天，“焦土政策”可以让敌人无房可住，无粮可食，不战自垮；甚至自信地说：“到时候就等着去捡枪吧。”
（三）错误路线造成惨重损失，曾志一生刻骨铭心应当说，这个政策严重违背了群众的利益，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在队伍内部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当时包括夏明震、曾志在内的很多人，头脑发热，听不进不同意见。郴州特委决定执行这一指示，准备在3月中旬召开的群众大会进行动员部署。
一些土豪劣绅利用群众对“焦土政策”的情绪，乘机策动叛乱，在动员大会上突然发难。郴州特委对此措手不及，夏明震等大批干部当场牺牲。在随后2天的混战中，有1000多名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被杀，损失极为惨重。
工农革命军收复郴州后，重建了县委，陈毅代理书记。陈毅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焦土政策”是错误的，保证今后不再烧房子，对不明真相而参与叛乱的群众一律不予追究。广大农民本来是拥护土地革命的，这样一来，局面很快得以稳定。但教训极为深刻。
夏明震牺牲时，年仅21岁，令人痛惜，与曾志结婚约有1年时间。
因为丈夫和很多战友牺牲，曾志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冲击。郴州县委重建时，曾志不愿意留在地方工作，被安排到工农革命军第7师（由郴州工人纠察队改编而成）政治部工作。不久，她随部上了井冈山。
应当说，不顾当时条件、不顾民情民意的错误做法，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极其有害的。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个教训又有重犯，每次都会造成损失。
终其一生，曾志都对这场由错误路线所造成的灾难刻骨铭心。她晚年在回忆录中，还痛心地说：“现在回想起来，郴州特委所做出的焦土政策真是愚蠢至极、罪孽深重，损害了组织的威信和形象，糟蹋了郴州地区的大好形势，使胜利成果和大好局面毁于一旦，破坏了血肉关系，损失了一大批干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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