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的退位往往被看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标志性事件，研究者们对这一事件有各种不同的理解。5世纪后期和6世纪前期的史料表明，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将476年事件看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标志性事件。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一个完全独立于东部朝廷的“西部帝国”并不存在。476年以后，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等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们也仍然以罗马帝国的名义进行统治。但是，到6世纪前期，罗马帝国东部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的观念，这一观念的起源与当时罗马帝国西部和东部之间复杂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而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的退位则往往被看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标志性事件。近代以来，有关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一点在我国也不例外。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研究者就已经关注这一问题。随着我国世界历史研究日新月异的发展，近几年来也陆续有研究者对罗马帝国衰亡问题进行了评述。①这些研究表明，在如今的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研究领域，不同观点的研究者正在就罗马帝国晚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问题展开争论，不少研究者也按照各自的理解对罗马帝国是否衰亡这一问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总体来看，“罗马帝国衰亡论”正日益受到“罗马帝国转型论”或“罗马帝国延续论”的冲击。不过，本文无意从宏观层面对“罗马帝国衰亡”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而是主要以5世纪后期和6世纪前期罗马帝国西部和东部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分析罗马帝国东、西部不同的政治环境来揭示当时罗马人对“罗马帝国衰亡”这一问题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追溯“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这一观念形成的原因。
一、476年事件的背景及其争议
如果将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看成灭亡于476年的话，那么西部的将军埃提乌斯(Aetius)和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在455年前后的相继倒台则拉开了西部最后灾难性20年的序幕。②从455年瓦伦提尼安三世被害开始，直到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下台为止，罗马帝国西部经历了持续的政治动荡。在这段时期内，大多数西部皇帝在即位不久之后便遭到废黜。6世纪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认为，这些皇帝大多有名无实，“没有做出任何值得记述的事”③。这些皇帝中的最后一位是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其父俄瑞斯特斯(Orestes)在475年发动兵变赶走了东部派来的皇帝奈波斯(Nepos)之后，将年幼的奥古斯都路斯扶上了西部的皇位。④约一年后，即公元476年，奥多阿克(Odoacer)领导军队发动兵变，杀死俄瑞斯特斯，废黜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⑤
按照近代以来传统的史学观点，476年奥古斯都路斯的退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⑥不过在20世纪初就已有研究者对“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鲁滨逊在他的论文集《新史学》中探讨了当时的研究者们在“西罗马帝国”这一概念上的误区。在鲁滨逊看来，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始终只有一个，只不过这个帝国可以被两位或者多位皇帝共同统治。因此他认为，在476年根本没有一个“西罗马帝国”可以灭亡，且奥古斯都路斯也不是东部所认可的合法皇帝，因此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事件并不存在。⑦曾经修订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布里(J.B.Bury)在他的《晚期罗马帝国》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布里看来，奥古斯都路斯在476年的退位或许不无象征意义，但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治局势造成重大的影响。奥多阿克和此后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统治者都从属于东部的罗马皇帝，他们所统治的地区仍然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⑧
近几十年来，由于“罗马帝国的延续和转型”这一解释模式的兴起，鲁滨逊和布里的观点获得了不少研究者的支持。一些研究者试图追溯“476年西部政权灭亡”这一观念的起源，认为“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这一观念起源于6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东部，且与查士丁尼的统治密切相关。⑨在笔者看来，“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观念的出现确实与查士丁尼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然而这一观念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并不完全是查士丁尼统治集团的发明。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一方面，本文将会探讨476年之后罗马帝国西部的状况，通过文本史料和考古资料揭示出当时西部地区的人们对“476年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本文将会继续探讨“476年西部政权灭亡”观念的东部起源问题。通过这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将会对“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观念的形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
二、476年之后的罗马帝国西部
在废黜奥古斯都路斯之后，奥多阿克决定不再拥立皇帝。东部的历史学家马尔库斯(Malchus)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奥古斯都路斯退位时罗马元老院以他的名义出使东部朝廷的情况：“罗慕路斯要求元老院派遣使节向芝诺(Zeno)皇帝提议说帝国不再需要分治了，一个共同拥戴的皇帝对两边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此外元老院还说，他们已经选择了奥多阿克这位有军事和政治经验的人来处理他们这边的事务，芝诺皇帝可以给他权贵的地位，将意大利的统治托付给他。”⑩这一记载表明，在当时西部的罗马人看来，废黜奥古斯都路斯的事件只是罗马帝国西部的又一次政变，并未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而东部的皇帝芝诺也没有放弃对西部的干涉。马尔库斯还写道：“对那些来自元老院的使节，皇帝给予以下的答复：(皇帝说)他们已经从东部接受了两个皇帝，一个已经被他们赶走了，而另一个即安特米乌斯则被他们杀死了，现在他们要知道应该怎么做。由于他们的皇帝(指奈波斯)仍然活着，他们应该不怀二心地将他迎接回来。”(11)显然，按照马尔库斯的记述，芝诺皇帝仍然认为被俄瑞斯特斯赶走的奈波斯是西部合法的皇帝，而且他在答复中并没有提及里奇默尔、俄瑞斯特斯这些西部的军事领袖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而是将元老院视作之前几次政变的主要当事人。从马尔库斯的记载来看，476年的奥古斯都路斯退位的事件更像是一场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纠纷，而非罗马帝国的灭亡。
从理论上来说，罗马帝国并不一定需要东、西部分治。4世纪以来，罗马帝国既有过君士坦丁大帝、尤利安皇帝这样单独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往往由两位或两位以上的皇帝同时统治。(12)在狄奥多西皇帝去世前，他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就已经获得了奥古斯都的头衔，在理论上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是共治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此后，这两位皇帝在东、西部的分治是狄奥多西家族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而做出的安排，罗马帝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13)因此，前往东部的元老院使节在奥古斯都路斯退位后提议让芝诺皇帝独自统治罗马帝国，这并不违反罗马的政治传统，芝诺皇帝的单独统治也不会对罗马帝国西部的政治局势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不过，要深入了解当时的人们对476年事件的看法，就不能仅仅依靠马尔库斯的记载。罗马帝国西部和东部的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西部政权和东部皇帝的政治立场也并不相同。因此，我们结合当时的各种史料，分别从西部和东部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476年之后的罗马人对476年这一事件的看法。
从当时罗马帝国西部的角度来看，成为西部实际统治者的奥多阿克并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与罗马帝国对立的蛮族统治者。按照马尔库斯的记述，前往东部的元老院使节显然并不是特地去告知芝诺皇帝西部政权灭亡的消息，而是希望芝诺皇帝能够认可奥多阿克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来统治西部，这种统治仍然是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来实行的。从这一时期西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奥多阿克和西部元老阶层维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在奥多阿克统治期间，罗马元老院仍在正常运作，罗马帝国的执政官也基本上保持着东部和西部各自推选一名的传统。当时的执政官名单表明，西部的执政官都来自西部的元老家族。(14)此外，奥多阿克统治时期所发行的钱币亦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476年之后罗马帝国西部的状况。在奥多阿克统治时期，罗马帝国西部的政府仍然在以尤利乌斯·奈波斯和芝诺这两位皇帝的名义发行钱币，这些钱币上的文字和皇帝的头像也都是在宣扬罗马帝国的权威。(15)罗马元老院也在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新获得了铸造钱币的权力，当时留存下来的不少钱币上也都刻有“SC”(即Senatus Consulto，元老院决议)这两个缩写字母。(16)这些钱币表明，奥多阿克至少在表面上的确按照芝诺皇帝所提议的那样尊奉奈波斯作为西部的皇帝。在对外事务中，奥多阿克也试图展现他作为一位罗马官员的身份。在487年对路吉人的战争胜利后，奥多阿克按照罗马军队的传统，将一部分战利品奉献给了芝诺皇帝。(17)由此可见，对奥多阿克和罗马元老院来说，476年以后他们仍然生活在罗马帝国中。奥古斯都路斯的退位不过是罗马帝国西部又一次废黜皇帝的政变，而这种政变在此前的将近二十多年间已经上演过多次。
同样的，此后取代奥多阿克统治西部的东哥特政权也仍然认为其是在以罗马帝国的名义进行统治。东哥特政权的建立者狄奥德里克(Theoderic)曾经在484年担任过东部的执政官，在488年他遵从芝诺皇帝的指示前往西部取代奥多阿克，并在493年打败了奥多阿克，建立了东哥特政权。(18)狄奥德里克被当时西部的一些罗马人看成是又一位图拉真皇帝或瓦伦提尼安皇帝。(19)他所宣传的也是罗马帝国的统治。在507年写给东部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的书信中，狄奥德里克感谢皇帝对他的支持，并希望“罗马人的领土内总是只有同一个意愿、同一种信念”(20)。508年，东哥特军队打败了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的军队，占据了高卢南部的七省(Septem Provinciae)地区。(21)在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看来，这并不是“东哥特王国”的扩张，而是罗马帝国西部的复兴。狄奥德里克告诉“所有高卢行省的居民们”(universis provincialibus Galliarum)：在经过许多年之后，罗马传统终于在高卢地区复兴了。(22)在这一时期的另一封官方书信中，狄奥德里克赞扬了一位回到高卢的元老马格努斯(Magnus)“没有与敌人们合作，而是牢记着他的出身，回到了他的祖国——罗马帝国”(23)。狄奥德里克将收复高卢看成是自己复兴罗马帝国西部的重大政绩，因此，他特意向东部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推荐高卢出身的元老菲理克斯(Felix)作为511年的执政官。狄奥德里克在信中告诉皇帝：“让罗马所哺育的孩子们回到她的怀抱中，让高卢的元老阶层成为最受尊敬的名单中的一员，您觉得除此以外罗马还有什么渴望吗？”(24)
公元519年，罗马帝国的执政官由狄奥德里克的女婿欧塔里克(Eutharic)和前一年刚即位的东部皇帝查士丁共同担任。为了纪念欧塔里克就任西部的执政官，西部元老卡西奥多路斯(Cassiodorus)编著了一部《编年史》。这部《编年史》的内容从创世纪开始，到519年欧塔里克和查士丁皇帝共同就任执政官为止。除了序言以外，卡西奥多路斯将他的《编年史》划分为五大部分，按照时代顺序依次为“亚述诸王时期”(reges Asyrii)、“拉丁诸王时期”(reges Latini)、“罗马诸王时期”(reges Romani)、“执政官设立以后”(hinc Consules)、“罗马诸皇帝时期”(imperatores Romani)。(25)卡西奥多路斯将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统治时期的各种事件都归入了“罗马诸皇帝时期”中。(26)在《编年史》的最后部分，卡西奥多路斯对直到公元519年为止的历史年代进行了统计，并且强调执政官这一荣誉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从罗慕路斯到布鲁图和塔克文，也就是第一任的执政官们，一共240年，从布鲁图和塔克文开始一直到您就任执政官为止，按照我们从提图斯·李维和奥菲迪乌斯·巴苏斯(Aufidius Bassus)以及东部权威们所支持的复活节年历中所获得的统计结果，一共有1031年。”(27)在卡西奥多路斯看来，一直到519年欧塔里克就任执政官为止，罗马帝国在西部的历史并未中断过。
三、“476年西部政权灭亡”观念的出现
但是，大约在卡西奥多路斯完成《编年史》的同一时期，“476年西部政权灭亡”的说法却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出现了。这一说法出现在东部历史学家马凯利努斯(Marcellinus)完成于534年的《编年史》(Chronicon)中：“罗马人帝国的西部，自第一位奥古斯都，即屋大维·奥古斯都在建城以后第709年开始统治以来，随着这位奥古斯都路斯而灭亡了。”(28)马凯利努斯的这种观点从何而来？研究者们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如上文所述，虽然当时留存下来的各种西部史料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西部政权的灭亡，但是仍然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将“476年西部政权灭亡”观念的源头回溯到5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西部。恩斯林(Wilhelm Ensslin)比照了马凯利努斯的《编年史》及同时代另一位东部历史学家约尔达内斯(Jordanes)的《哥特史》和《罗马史》，他认为马凯利努斯和约尔达内斯在写作时可能参考过同时代的西部史料，而这两位作家所参考的史料可能是当时的西部元老叙马库斯(Symmachus)写作的《罗马史》。(29)这位叙马库斯是4世纪后期著名的元老叙马库斯的后代，是著名的哲学家波爱修斯(Boethius)的岳父，也是当时罗马元老院的领袖之一。不过由于叙马库斯的这部《罗马史》如今业已失传，因此无法确切地验证恩斯林的这种观点。然而，另一位研究者魏斯(M.A.Wes)不仅支持恩斯林的观点，而且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魏斯认为，“476年西部政权灭亡”体现了当时罗马帝国西部元老阶层的普遍观念。在魏斯看来，以叙马库斯和波爱修斯为首的元老阶层将蛮族在西部的统治看成对罗马传统的一种威胁，而这种威胁出现在476年西部皇权消失之后。(30)恩斯林和魏斯这一派的看法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奥唐奈(James J.O'Donnell)认为，魏斯并没有充分研究过这一时期的西部元老阶层和罗马元老院的状况，当时西部的元老阶层不太可能会持有“476年西部政权灭亡”的观点，也没有证据能够说明叙马库斯的《罗马史》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奥唐奈看来，马凯利努斯和约尔达内斯的史料应该直接源自帝国的东部。(31)另一位研究者克罗克也质疑了魏斯的观点，他认为，魏斯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恩斯林假设的基础之上，而恩斯林的假设又是以一种失传已久且无法确定的文本为依据，很难让人信服。按照克罗克的看法，要理解马凯利努斯的著作和追溯“476年西部政权灭亡”观点的源头，需要从马凯利努斯本人的时代环境入手。(32)在批判恩斯林和魏斯的观点时，克罗克和奥唐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马凯利努斯的《编年史》的史料来源问题上，并未从更加宏观的层面对这一观念产生的时代环境进行分析。另一位研究者阿莫里基于这些研究者的观点，对这一时期东部的时代环境做了进一步的论述。阿莫里认为，“476年西部政权灭亡”的观点来源于查士丁尼政权，是在为查士丁尼政权所发起的再征服运动进行辩护。(33)不过，由于阿莫里的著作另有主题，所以他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近来，北京大学的李隆国副教授在《认识西罗马帝国灭亡》一文中积极回应了国外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表达了与阿莫里等研究者略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马凯利努斯的《编年史》可能受到西部某些史料的影响。(34)在笔者看来，马凯利努斯在《编年史》中的论述的确需要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再作讨论。不过，笔者倾向于支持阿莫里等研究者的观点，但是阿莫里等研究者的观点需要进一步修正。马凯利努斯《编年史》中“476年西部政权灭亡”观念的出现，并不只是笼统地为查士丁尼的再征服运动作政治辩护，而是有着明确针对的目标。要深入了解“476年西部政权灭亡”观念的由来及其目标，就需要了解5世纪后期和6世纪前期罗马帝国西部和东部的时代环境和马凯利努斯的个人背景。
按照罗马帝国东部的官方立场，包括奥古斯都路斯在内，瓦伦提尼安三世之后陆续即位的西部皇帝大部分都是不合法的，这一点在当时的执政官名单上就有所体现。按照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传统，皇帝在即位后将会担任下一任执政官。(35)现存的各种史料表明，在455年到476年间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所普遍认可的执政官名单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西部和东部这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政治立场。例如，455年阿维图斯即位成为西部的皇帝，西部的一些编年史和铭文中记载了阿维图斯是456年的执政官；然而东部的编年史和法律文件中都没有提及阿维图斯，而是记录了两位东部的执政官瓦拉内斯(Varanes)和约翰(Johannes)。(36)同样，461年利比乌斯·塞维鲁即位成为西部的皇帝，西部的史料、铭文和钱币都表明利比乌斯·塞维鲁是462年的执政官；然而东部各种史料中同一年的执政官名单上则没有塞维鲁的名字。(37)此外，诸如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奥吕布里乌斯(Olybrius)、格吕凯里乌斯(Glycerius)以及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等这一时期陆续即位的西部皇帝，在当时各种史料的执政官名单中都没有出现，说明这些皇帝的合法性即使在西部也可能是存疑的。除了东部派遣过来的两位皇帝奈波斯和安特米乌斯，只有457年即位的西部皇帝马约里安同时出现在下一年西部和东部的执政官名单中，他与东部的皇帝利奥共同担任458年的执政官，是这一时期唯一获得东部认可的西部统治者。(38)从东部皇帝芝诺的立场上来说，因为奥古斯都路斯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皇帝，所以东部也不会关心他是否退位。东部朝廷所认可的西部皇帝仍然是尤利乌斯·奈波斯，他正是被奥古斯都路斯的父亲俄瑞斯特斯所驱逐的皇帝。马尔库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也提到，在476年罗马元老院来到芝诺皇帝这里请愿时，身处达尔马提亚的奈波斯也派遣使者前来，当时芝诺皇帝对元老院的答复也体现了东部对奈波斯一贯的认可和支持。(39)
不过，从5世纪末开始，罗马帝国东部逐渐出现了一种“收复失地”的观念。当时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些史料中流露出一种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正在日趋衰弱，最主要的表现是大片领土脱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只有收复这些领土，才能够复兴罗马帝国往昔的辉煌。(40)马凯利努斯对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的论述同样是在类似的时代环境下出现的。
在马凯利努斯的论述中，帝国西部政权从衰落到灭亡经历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过程。454年将军埃提乌斯被杀之后，罗马帝国西部开始走向衰落。在记载454年埃提乌斯被谋杀的事件时，马凯利努斯这样写道：“而随着他，西部政权所统治的地区也衰落了，迄今为止仍然还没有力量能够让它恢复。”(41)只要将这一段论述与上文中马凯利努斯记载476年事件的论述加以比较便可以发现，关于454年和476年的这两段论述，如果除去句子中附加的部分，马凯利努斯使用的论述结构是相似的：随着埃提乌斯(cum ipso)的倒台，是“西部政权统治下的地区”(Hesperium regnum)的“衰落”(cecidit)；而随着这个奥古斯都路斯(cum hoc Augustulo)的倒台，是“罗马人帝国的西部”(Hesperium Romanae gentis imperium)的“灭亡”(periit)。虽然句式结构相似，但是马凯利努斯的用词不同。(42)从这些不同的用词中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马凯利努斯这两段论述的含义。马凯利努斯在476年的段落中提到的“帝国西部”(Hesperium imperium)和455年段落中的“西部政权统治下的地区”(Hesperium regnum)是相对应的，其所指的并不是一个“西罗马帝国”，而是西部政权所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西部。马凯利努斯试图传递的信息是：虽然西部政权已经灭亡，但是这并不表明罗马帝国从此以后就放弃了原来西部地区的统治权。他认为，西部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可以恢复的，只不过“迄今为止仍然还没有力量能够让它恢复。”因此，马凯利努斯有关476年事件的论述并不仅仅是为宣告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的终结，实际上暗示了罗马帝国西部地区是需要恢复的。他的这种论调已经隐约地预示了罗马帝国东部政府之后的政治走向。
如果进一步分析马凯利努斯的个人背景和他完成作品的时代背景，便能够发现他个人的立场和当时罗马帝国东部官方的政治立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马凯利努斯个人的背景主要来自两段史料：一段是马凯利努斯在他的《编年史》序言里简短的自我介绍：“我，马凯利努斯，是一位伴官(comes)和贵人(vir clarissimus)。”(43)另一段是同时代的西部元老卡西奥多路斯在他完成于6世纪中期的《圣俗著作指南》(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aecularium Litterarum)中的论述：“伊利里库姆人(Illyricianus)马凯利努斯，据说最初是权贵查士丁尼的私务秘书官(cancellarius)。而之后，由于他的主人提升了地位，马凯利努斯在上帝的帮助下忠诚地将他的著作从狄奥多西王朝扩写到了查士丁尼皇帝伟大统治的开始阶段。”(44)通过马凯利努斯本人和卡西奥多路斯的论述，能够简单地归纳出马凯利努斯本人的一些信息：马凯利努斯来自伊利里库姆地区(Illyricum)，在查士丁尼尚未即位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查士丁尼的私人秘书官了。此后，可能是随着他的上司查士丁尼即位为东部皇帝，他成了伴官，同时拥有了贵人(vir clarissimus)的地位。不仅马凯利努斯的政治生涯和查士丁尼相关，马凯利努斯伊利里库姆人的身份也和查士丁尼有关。查士丁尼和他的舅舅查士丁同样来自伊利里库姆地区，与当时罗马帝国东部大多数说希腊语的地区不同，查士丁、查士丁尼和伊利里库姆地区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的母语都是拉丁语。(45)查士丁尼在即位后大量任用了他的同胞，许多伊利里库姆人出现在了宫廷和军队中。著名的将军贝利撒留同样来自伊利里库姆地区，而当时东部军队中也有大量来自伊利里库姆的士兵。(46)马凯利努斯的《编年史》是用拉丁语写成的。拉丁语的著作并不便于在普遍使用希腊语的东部广泛流传，但是对查士丁、查士丁尼以及他们身边那些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伊利里库姆人来说，拉丁语的著作可能更便于他们阅读。除了拉丁语以外，宗教信仰也是伊利里库姆人群体的重要身份标志，大多数伊利里库姆人都是卡尔西顿派正统教义的拥护者，而马凯利努斯和查士丁尼一样也都是卡尔西顿派的支持者。(47)
马凯利努斯著作的观点不仅与他个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有关，当时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之间复杂多变的政治关系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马凯利努斯在其《编年史》序言里提到了著作的完成时间。他的《编年史》的内容最初截止于“马格努斯(Magnus)出任执政官的这一年”，即公元518年；此后作了续写，从519年查士丁皇帝即位开始直到534年查士丁尼第四次担任执政官为止。(48)马凯利努斯之所以要将他的《编年史》续写到534年，主要是为了纪念他的君主查士丁尼刚刚结束的汪达尔战争。查士丁尼在征服北非之后发布的诏书宣扬了“复兴罗马帝国”的理念：由于之前皇帝们的无能，因此罗马帝国失去了非洲，但是查士丁尼皇帝在上帝的庇佑下再度让非洲行省回到了罗马帝国的怀抱中。(49)而马凯利努斯的记载和官方的口径是一致的。(50)在打败了汪达尔人之后，查士丁尼的下一个目标是意大利的东哥特政权。在东哥特政权看来，他们是以罗马帝国的名义在罗马帝国西部进行统治，因此东部所表现出的这种敌意显然引起了东哥特政权的高度警觉。就在汪达尔战争结束后不久，罗马元老院向查士丁尼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希望他不要攻打西部的东哥特政权。在这封请愿书中，罗马元老院不仅认为他们为东哥特政权的请愿是为了“确保罗马国家的安危”(pro securitate Romanae rei publicae)，还以拟人化的罗马城(女神)的口吻请求查士丁尼不要剥夺西部罗马人已经拥有的“自由”(51)。然而对查士丁尼来说，他要实现的是重建由一个皇帝、一种正统教义支配下的统一的罗马帝国。(52)无论东哥特政权是否曾经拥有统治的合法性，查士丁尼都不会允许一个自治性的、并且信奉阿里乌派异端的政权存在于他所统治的罗马帝国中。
作为查士丁尼的部下，马凯利努斯很好地迎合了查士丁尼的想法。在马凯利努斯的《编年史》中，正是哥特人在476年废黜了罗慕卢斯·奥古斯都路斯：“这一事件发生在罗马皇帝们持续统治的第522年，此后哥特人的统治者们占据了罗马。”(53)为了凸显哥特人对罗马帝国西部的侵占，马凯利努斯一方面把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当作合法的罗马皇帝，另一方面又把之后被哥特人打败的奥多阿克也归为哥特人。因此，马凯利努斯“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的论述所迎合的正是查士丁尼的意图，其针对的是东哥特政权的合法性，而这样的论述来自一位长年跟随查士丁尼的伊利里库姆同胞也并不奇怪。马凯利努斯个人的背景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表明，他和查士丁尼统治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所熟悉的圈子中可能包括了一些即将决定此后数十年间罗马帝国东部政治走向的核心人物。马凯利努斯本人正是这些人物，或者说正是查士丁尼的代言人。
马凯利努斯在《编年史》中表达的观点和东部官方的态度是一致的。根据东部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记载，哥特战争前夕，查士丁尼为了联合法兰克人而写的书信中强调的正是收复失地这一理由。(54)在哥特战争期间，东哥特使节曾经向贝利撒留强调，他们的统治是当初罗马皇帝芝诺所认可的合法统治，东哥特政权也遵照罗马人的统治方式在进行统治。然而在贝利撒留看来，东哥特人是强占了罗马帝国的土地，如今他们应该把从罗马人那里夺走的东西还给罗马人了。(55)即使在哥特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之际，“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的观念可能已经在东部流传开来。约尔达内斯在他完成于551年左右的《哥特史》和《罗马史》中，几乎逐字逐句地照搬了马凯利努斯的原话。(56)普罗柯比没有像约尔达内斯那样直接引用马凯利努斯的论述，但是他明确呼应了马凯利努斯观点，在536年贝利撒留占领罗马城时，普罗柯比写道：“在经过了60年的间隔之后，罗马城再次被罗马人所统治。”(57)到了6世纪末，东部的教会史家埃瓦格利乌斯(Evagrius)也将奥古斯都路斯看成查士丁尼在征服战争之前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58)8世纪末的东部作家狄奥法内斯(Theophanes)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其对476年奥古斯都路斯退位事件的描述和马凯利努斯相当一致，他不仅将奥古斯都路斯看成西部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同样将奥多阿克看成是哥特人。(59)这一观念在6世纪后逐渐传到了曾经的罗马帝国西部，比德和助祭保罗的著作都受到了马凯利努斯这一论述的影响。(60)通过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在8世纪所撰写的《罗马史》，“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观念得以继续在原来罗马帝国西部的土地上广为流传。(61)
总之，“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这一观念的诞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马凯利努斯在《编年史》中刻意渲染476年奥古斯都路斯退位事件的重要性，其目的是试图以“罗马帝国西部衰亡”的论述来彰显查士丁尼发动哥特战争、收复失地的正当性，并以此衬托出查士丁尼统治下罗马帝国的复兴。然而时过境迁，原本在马凯利努斯那里可以被看成“罗马帝国复兴”铺垫的476年事件，却逐渐被后世的人们看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罗马史”的终结；而原本与之密切相关的“查士丁尼复兴罗马帝国”的宣传则成了“拜占庭历史”开端的一部分。
注释：
①国内研究者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评述主要有以下几种：余迺康：《罗马帝国分裂说与西罗马帝国灭亡说辨》，《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侯树栋：《断裂，还是连续：中世纪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之关系研究的新动向》，《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刘林海：《史学界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研究的述评》，《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李隆国：《解构“民族大迁徙”》，《光明日报》2011年11月17日，第11版；李隆国：《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第11版；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李隆国：《认识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800年)》，《北大史学》总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232页。
②关于此类观点参见A.H.M.琼斯《284-602年的晚期罗马帝国：一项社会、经济和政制史的研究》(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艾维利尔·卡梅伦、布莱恩·沃德-帕金斯、迈克尔·惠特比主编的《剑桥古代史》(Averil Cameron,Bryan Ward-Perkins and Michael Whitb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4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有关455年到476年这段历史的详细论述，参见佩尼·马克乔治的《晚期罗马的军事领袖》(Penny MacGeore,Late Roman Warlord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294页；盖伊·哈萨尔的《蛮族迁徙和罗马西部(376-568年)》(Guy Halsall,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83页。
③普罗柯比：《战史》(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哈佛大学出版社1914-1928年版，3.7.16—17。
④马凯利努斯：《编年史》(Marcellinus,Chronicon)，特奥多尔·蒙森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最古老的作家部分》(Theodore Mommsen,ed.,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第11卷，魏德曼出版社1894年版，475.2。
⑤卡西奥多路斯：《编年史》(Cassiodorus,Chronica)，特奥多尔·蒙森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最古老的作家部分》第11卷(Theodore Mommsen,ed.,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魏德曼出版社1894年版，1303；普罗柯比：《战史》，5.1.1—8；马凯利努斯：《编年史》，476.2。
⑥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6卷，弗雷德·德·法乌出版社1907年版，第149页。
⑦詹姆斯·哈威·鲁滨逊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6—133页。
⑧J.B.布里：《晚期罗马帝国史(从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到查士丁尼去世)》(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多弗出版社1958年版，第408—470页。
⑨布莱恩·克罗克：《公元476年，制造一个转折点》(Brian Croke,"A.D.476:The Manufacture of a Turning Point")，《奇隆》(Chiron)第13卷，1983年，第81—119页；帕特里克·阿莫里：《东哥特意大利的族群与身份(489-554年)》(Patrick 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詹姆斯·J.奥唐奈：《新罗马帝国衰亡史》(James J.O'Donnell,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埃柯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15页。
⑩马尔库斯：《残篇》(Malchus,Fragment)，R.C.布罗克利编译：《晚期罗马帝国古典历史学家残篇：尤纳皮乌斯、奥林匹奥多路斯、普里斯库斯和马尔库斯》(R.C.Blockley,trans and ed,The 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第2卷，F.凯恩斯出版社1983年版，14。
(11)马尔库斯：《残篇》，14。
(12)三位皇帝同时被尊奉为奥古斯都，这一情况在4世纪后半期就出现过。瓦伦提尼安一世、瓦伦斯和格拉提安(Gratian)在367到375年间共治过罗马帝国，当时的铭文中也有以元老院的名义同时献给这三位奥古斯都的，参见威尔海姆·亨岑和乔万尼·巴蒂斯塔·德·罗西编的《拉丁铭文集成》(Wilhelm Henzen and Giovanni Battista de Rossi,eds.,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第6卷第1册，乔治·雷美尔出版社1876年版。同样的，狄奥多西皇帝在378年即位之初也和格拉提安及瓦伦提尼安二世这两位皇帝共治罗马帝国。
(13)艾维利尔·卡梅伦和彼得·贾恩塞编：《剑桥古代史》(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3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13页。
(14)罗杰·S.巴格纳、阿兰·卡梅伦、赛斯·R.瓦泽、克拉斯·A.沃普：《晚期罗马帝国执政官》(Roger S.Bagnall,Alan Cameron,Seth R.Schwartz,Klaas A.Worp,Consul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学者出版社1987年版，第494-515年。
(15)这些钱币详细的文字描述，可参见J.P.C.肯特的《罗马帝国钱币》(J.P.C.Kent,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第10卷，斯平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421—434、443—449页；菲利普·格里尔森、梅琳达·梅斯的《敦巴顿橡树园及惠特莫尔所藏晚期罗马钱币编目(从阿卡迪乌斯和霍诺里乌斯至阿纳斯塔西乌斯即位)》(Philip Grierson,Melinda Mays,Catalogue of Late Roman Coins in the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From Arcadius and Honorius to the Accession of Anastasius)，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馆藏库1992版，第184、267—268页。这些钱币直观的图片可见于http://www.ancientcoins.ca/RIC/index.htm。
(16)J.P.C.肯特：《罗马帝国钱币》第10卷，第448页；A.H.M.琼斯：《284-602年的晚期罗马帝国：一项社会、经济和政制史的研究》，第238页；菲利普·格里尔森和马克·布莱克本：《中世纪欧洲钱币》(Philip Grierson and Mark Blackburn,Medieval European Coinage)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17)安条克的约翰：《残篇》(John of Antioch,fragment)，谢尔盖·马里耶夫编译：《今存安条克的约翰残篇全集》(Sergei Mariev,ed.and trans.,Iohannis Antiocheni Fragmenta Quae Supersunt Omnia)，沃尔特·德·格鲁伊特出版社2008年版，237.7。参见迈克尔·麦克考米克的《奥多阿克、芝诺皇帝及战胜路吉安人后的使节》(Michael McCormick,"Odoacer,Emperor Zeno and the Rugian Victory Legation")，《拜占庭》(Byzantion)第47卷，1977年，第212—222页。
(18)《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Anonymous Valesianus)，特奥多尔·蒙森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最古老的作家部分》(Theodore Mommsen,ed.,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第11卷，魏德曼出版社1894年版，49—57。
(19)《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57。
(20)卡西奥多路斯：《书信集》(Cassiodorus,Variae)，特奥多尔·蒙森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最古老的作家部分》(Theodore Mommsen,ed,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第12卷，魏德曼出版社1894年版，1.1.3-5:"Romani regni unum velle,una semper opinio sit."
(21)彼得·希瑟：《哥特史》(Peter Heather,The Goths)，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234页。
(22)卡西奥多路斯：《书信集》，3.17.1。
(23)卡西奥多路斯：《书信集》，3.18.2："Spectabilis itaque Magnus,hostium conversatione damnata quod natus est reminiscens,ad Romanum repatriavit imperium."
(24)卡西奥多路斯：《书信集》，2.1.2："Quid enim vobis credi possit optatius quam ut alumnos proprios ad ubera sua Roma recolligat et in venerandi nominis coetu senatum numeret Gallicanum?"
(25)卡西奥多路斯：《编年史》，4、44、72、95、528。
(26)卡西奥多路斯：《编年史》，1303-1371。
(27)卡西奥多路斯：《编年史》，1369-1370:"A Romulo usque ad Brutum et Tarquinium primos consules anni sunt CCXL.A Bruto et Tarquinio usque ad consulatum vestrum sicut ex Tito Livio et Aufidio Basso et paschali clarorum virorum auctoritate firmato collegimus anni sunt MXXXI."
(28)马凯利努斯：《编年史》，476:"Hesperium Romanae gentis imperium,quod septingentesimo nono urbis conditae anno primus Augustorum Octavianus Augustus tenere coepit,cum hoc Augustulo periit."
(29)威尔海姆·恩斯林：《叙马库斯的〈罗马史〉作为约尔达内斯的史料来源》(Wilhelm Ensslin,Des Symmachus Historia Romana als Quelle für Jordanes)，巴伐利亚科学院出版社，1948年版。恩斯林的观点转引自布莱恩·克罗克：《公元476年，制造一个转折点》(Brian Croke,"A.D.476:The Manufacture of a Turning Point")，《奇隆》(Chiron)第13卷,1983年，第92页。
(30)M.A.魏斯：《罗马帝国西部皇权的终结》(M.A.Wes,Das Ende des Kaisertums im Westen des
Reichs)，荷兰国家印刷出版公司，1967年版。魏斯的观点转引自詹姆斯·J.奥唐奈：《约尔达内斯的目的》(James J.O'Donnell,"The Aims of Jordanes")，《历史：古代史杂志》(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第31卷,1982年，第236页。
(31)詹姆斯·J.奥唐奈：《约尔达内斯的目的》，第237页。
(32)布莱恩·克罗克：《马凯利努斯和他的〈编年史〉》(Brian Croke,Count Marcellinus and His Chronicl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192页。
(33)帕特里克·阿莫里：《东哥特意大利的族群与身份(489-554年)》(Patrick 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34)李隆国：《认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第219页。
(35)罗杰·S.巴格纳、阿兰·卡梅伦、赛斯·R.施瓦泽、克拉斯·A.沃普：《晚期罗马帝国的执政官》，第23页。
(36)罗杰·S.巴格纳、阿兰·卡梅伦、赛斯·R.施瓦泽、克拉斯·A.沃普：《晚期罗马帝国执政官》，第446—447页。
(37)罗杰·S.巴格纳、阿兰·卡梅伦、赛斯·R.施瓦泽、克拉斯·A.沃普：《晚期罗马帝国执政官》，第458—459页。
(38)罗杰·S.巴格纳、阿兰·卡梅伦、赛斯·R.施瓦泽、克拉斯·A.沃普：《晚期罗马帝国执政官》，第450—451页。
(39)马尔库斯：《残篇》，14。
(40)佐西默斯：《新史》(Zosimus,Historia Nova)，澳大利亚拜占庭研究协会1982年版，3.32;普里斯奇安：《阿塔纳修斯皇帝颂》(Priscian,De laude Anastasii Imperatoris)，P.J.斯卡尔巴赫出版社1828年版，261—266。
(41)马凯利努斯：《编年史》，454.2："atque cum ipso Hesperium cecidit regnum nec hactenus valuit relevari."
(42)“cecidit(cedeo)”可以指一个衰退的过程，而“periit(pareo)”则有比较明显的“消失、灭亡”的意思，对这两个单词的解释参见P.G.W.格拉雷编的《牛津拉丁词词典》(P.G.W.Glare,ed.,Oxford Latin Dictionary)，克拉兰敦出版社1968-1983年版，第248—249、1336页。
(43)马凯利努斯：《编年史》，序言(praefatio)：“ego vero vir clarissimus Marcellinus comes”。“伴官”是君士坦丁皇帝时代出现的一种职衔，可以对应许多不同的职位。有一些伴官职位拥有较大权力，但也有一些仅仅是荣誉性的职位，参见A.H.M.琼斯的《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一项社会、经济和政制史的研究》，第104—105页。“贵人”是当时元老阶层最低等级的称号。在罗马帝国晚期，元老阶层从高到低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显贵”(vir illustris)、“尊贵”(vir spectabilis)、“贵人”(vir clarissimus)。到了6世纪，真正能够进入元老院的往往都是“显贵”等级的大贵族，另外两个等级仍然是元老阶层的贵族称号，但实质上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种荣誉性的头衔。此外，元老阶层最低等级的“贵人”头衔也往往被皇帝赐予非元老阶层出生的人，参见A.H.M.琼斯的《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一项社会、经济和政制史的研究》，第528—530页。
(44)卡西奥罗路斯：《圣俗著作指南》(Cassiodorus,Institutiones)，克拉兰敦出版社1937年版，1.172:"Marcellinus Illyricianus,qui adhuc patricii Iustiniani fertur egisse cancellos,sed meliore conditione deuotus a tempore 〈Theodosii〉 principis usque ad fores imperii triumphalis Augusti Iustiniani opus suum domino iuuante perduxit,ut qui ante fuit in obsequio suscepto gratus,postea ipsius imperio copiose amantissimus appareret."
(45)《查士丁尼新律》(Novellae Iustiniani)，鲁道夫·绍尔编：《民法大全》(Rudolph Schoell,ed.,Corpus Iuris Civilis)第3卷，魏德曼出版社1904年版，13.praefatio。
(46)布莱恩·克罗克：《马凯利努斯和他的〈编年史〉》，第89—90页。
(47)马凯利努斯：《编年史》，380、429.1。
(48)马凯利努斯：《编年史》，序言(praefatio)。
(49)《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保尔·克鲁格编：《民法大全》(Paul Krueger,ed.,Corpus Juris Civilis)第2卷，魏德曼出版社1904年版，1.27。有关查士丁尼“复兴罗马帝国”的理念可见迈克尔·马斯的《查士丁尼立法改革中的罗马史和基督教意识形态》(Michael Maas,"Roman History and Christian Ideology in Justinianic Reform Legislation")，《敦巴顿橡树园论丛》(Dumbarton Oaks Papers)第40卷，1986年，第17—31页；迈克尔·马斯：《罗马问题，拜占庭回答：查士丁尼时代的轮廓》(Michael Maas,"Roman questions,Byzantine Answers:Contours of the Age of Justinian")，迈克尔·马斯编：《剑桥查士丁尼时代指南》(Michael Maas,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保罗·福瑞克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Paul Fouracre ed.,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50)马凯利努斯：《编年史》，534。
(51)卡西奥多路斯：《书信集》，11.13。
(52)查尔斯·帕兹德尼克：《查士丁尼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力量》(Charles Pazdernik,"Justinian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ast")，迈克尔·马斯编：《剑桥查士丁尼时代指南》，第185—212页；保罗·福瑞克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1卷，第99—101页。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这种理念有着形象的描述，参见普罗柯比的《论建筑》(Procopius,Buildings)，哈佛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1.2.11。
(53)马凯利努斯：《编年史》，476.2："anno decessorum regni imperatorum quingentesimo vigesimo secundo,Gothorum dehinc regibus Romam tenentibus."
(54)普罗柯比：《战史》，5.5.8-9。
(55)普罗柯比：《战史》，6.6.14-25。
(56)约尔达内斯：《罗马史》(Jordanes,Romana)，特奥多尔·蒙森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最古老的作家部分》(Theodore Mommsen,ed,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第5卷，魏德曼出版社1882年版，345;约尔达内斯：《哥特史》(Jordanes,Getica)，特奥多尔·蒙森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最古老的作家部分》第5卷，243。
(57)普罗柯比：《战史》，5.14.14。
(58)埃瓦格利乌斯：《教会史》(Evagrius Scholasticus,Historia Ecclesiastica)，利物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16。
(59)狄奥法内斯：《编年史》(Theophanes,Chronographia)，克拉兰敦出版社1997年版，AM 5965。
(60)布莱恩·克罗克：《马凯利努斯和他的〈编年史〉》，第249—256页。我国研究者近来也作过相关的论述，参见李隆国的《认识罗马帝国的灭亡》，第224—229页。
(61)执事保罗：《罗马史》(Paul the Deacon,Historia Romana)，汉斯·德罗伊森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日耳曼诸王国作家部分》(Hans Droysen,ed.,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in usum Scholarum Separatim Editi)第49卷，魏德曼出版社1879年版，15.10。执事保罗的《罗马史》是中世纪最流行的罗马历史著作，一直到近代早期为止，该著作是绝大多数西欧人了解罗马历史的一个主要来源，参见布莱恩·克罗克的《公元476年，制造一个转折点》，第119页；马莱克·图·克莱施马尔的《在中世纪重新书写罗马史：执事保罗的〈罗马史〉和班贝格抄本“Hist 3”》(Marek Thue Kretschmer,Rewriting Roman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The ‘Historia Romana’and the Manuscript Bamberg,Hist.3)，布利尔出版社2007年版，第6、17页。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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