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这是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篇，在迟子建的笔下，那个瑰丽又神秘的原始部落，引发无数遐想与怅然。
实际上，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那个独自对着雨和火讲故事的老人，正是来自鄂温克族使鹿部落的玛丽亚·索。
故事，要从很远以前说起。
三百年前，为了躲避战火，一支赶着驯鹿的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畔一路向东，跨过了额尔古纳河，迁进了大兴安岭西北麓深处的原始森林。
背着猎枪，牵着驯鹿，他们在森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狩猎生活——这也是中国最后一个使用驯鹿、有着狩猎文化的部族，为了与其他地区的鄂温克族加以区分，他们被称为“使鹿鄂温克族”。
玛丽亚·索，就是这个部族最后的酋长，她被世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在森林中生活了一整个世纪。
2003年，在全体族人跟随生态移民、迁居到山下的定居点时，她是唯一拒绝下山的人。当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她时，她不曾开口，也没有表情。
她像森林里的一棵老树，保留了这个部族伴着驯鹿迁徙、享受森林哺育的全部记忆，沉默地对抗着这个世界的巨大变迁。
2022年8月20日，玛丽亚·索逝世，她长眠于钟爱的驯鹿身边，享年101岁。
一棵巨树倒下了，我们应该听到飓风刮过枝叶的呼嚎。
玛丽亚·索，是在驯鹿旁出生的。
1921年，她出生在额尔古纳河畔，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孩，也只有一头驯鹿，她同驯鹿一起长大。
玛丽亚·索与她的驯鹿
作为传统的游猎民族，鄂温克猎民所在的居住地被称作“猎民点”，猎民点飘忽不定，踪迹要伴着驯鹿走。
鄂温克人与驯鹿的关系看似是驯养，但除了适当地给它们补充食盐之外，猎民们并不会将驯鹿圈起来喂食。
驯鹿会自己找寻食物，吃的是苔藓、石蕊和蘑菇，饮的是露水、河水与雪水，森林就是它们的粮仓。
正如玛丽亚·索所说：“我的驯鹿可以自己漫山遍野地走。”在森林中找驯鹿，就是她最累也是最快乐的工作。
所以，为了让驯鹿拥有足够舒适的生存环境，也为了森林里的生态平衡，搬迁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说，就成了固有的习俗。
使鹿鄂温克人的驯鹿
到了搬迁的时节，鄂温克人会拆掉居住的撮罗子（一种帐篷形状的鄂温克传统建筑），带上火种，牵着驮着行李的驯鹿，迁徙到另一个有着丰富苔藓和干净水源的地区安家。
但在儿时的玛丽亚·索家里，搬迁是舍不得用驯鹿驮东西的，她们家通常是大人背着行李，孩子跟在身后走，“那仅有的一头驯鹿是我们家的宝贝”。
上世纪80年代，玛丽亚·索准备搬迁
自玛丽亚·索能牵鹿开始，她就跟着父亲出去打猎、帮着喂鹿。
驯鹿也是打猎时的好帮手。过去，鄂温克族的男人们扛着猎枪去打猎，一路走，一路做着“树号”（用猎刀在树上砍下的标记），打到猎物就回家告诉家里的女人，女人再牵着驯鹿，沿着“树号”，将猎物带回来。
他们严格遵循与森林和谐相处的丛林法则：不猎幼年的动物，也不打正在交配的动物。冬天，他们捕猎森林中的熊与灰鼠；夏天，就划着桦皮船去河里叉鱼。
桦皮船游荡在额尔古纳河，鹿铃声在森林中叮当作响，这是独属于使鹿鄂温克人的生存与浪漫。
玛丽亚·索（左）在处理猎物
而玛丽亚·索与一般的女孩不同，她还有一个绝对优势，那就是速度——
刚出生的小鹿不让人碰，跑得飞快，别人拿它们没招，玛丽亚·索却几乎都能追上小鹿，把它们带回家，“连男人都佩服”。
除此之外，她还跟着母亲学做衣服、熬皮子、挤鹿奶、烤列巴、用桦树皮做出精美的物件……
玛丽亚·索，这个风一样的女子，自由地生活在这广袤的原始森林。
玛丽亚·索在抓鹿
时间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奔跑在森林里的小姑娘长到了20岁，家里的驯鹿也从最开始的一头，发展壮大到了十几头。
这一年，她出嫁了，嫁妆就是六头驯鹿。
玛丽亚·索的丈夫叫做拉吉米，比她大12岁，是部族里格外出色的猎手。婚后的玛丽亚·索，就是部族中最能干的女人。
玛丽亚 ·索和丈夫拉吉米
清晨，玛丽亚·索是家中最早起床的人，生火、烧水、给驯鹿喂盐，她总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有一个用鹿皮缝的口袋，口袋两端各拴了两三个驯鹿蹄壳，里面就装着食盐。每当需要喂鹿时，她就举起口袋，手不断摇晃，蹄壳相互碰撞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驯鹿听见响声，就会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舔舐她手中的食盐。蹄壳的碰撞声和着鹿铃声，交织成清晨森林里最美妙的音符。
玛丽亚·索的老友芭拉杰依摇晃盐袋
在森林里，玛丽亚·索操持着家中的事务，养育了7个儿女。
有时，她也会跟着拉吉米外出打猎。
玛丽亚·索与她的小鹿
后来，因为拉吉米有酗酒的习惯，玛丽亚·索担起了家里的一切事务。
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使鹿鄂温克族中，拉吉米是德高望重的“老猎”，但在家中，却是玛丽亚·索当家作主。
再到上世纪90年代，拉吉米去世，玛丽亚·索凭借着自身的威望与能力，成为了这个部族最后一任女酋长。
而随着酋长的身份一同到来的，是时代赋予这个部族的，巨大变迁。
玛丽亚·索与她的驯鹿
2003年，使鹿鄂温克族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个是搬迁。
按理说，搬迁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早在1957年，他们就从阿龙山深处迁到了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乡。1965年，又从奇乾乡搬到敖鲁古雅河畔，成立了敖鲁古雅猎民乡。
前几次的搬迁，都没有让猎民们完全地离开森林，这次却格外不同。
根据生态移民政策的要求，他们需要完全放弃在敖鲁古雅的游猎生活，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至位于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
尽管保留了“敖鲁古雅”的名字，但这里没有森林，也找不到烧火的木材。
玛丽亚·索与她的孩子在森林里
那一年，生态移民问卷调查时，全乡232名鄂温克人，其他人都按下了同意下山的手印，只有玛丽亚·索投了唯一的一张弃权票。
82岁的玛丽亚·索拒绝下山：“我在那儿的房子待过几天，那房子的暖气一点也不暖和，它能赶上生的火暖和吗？”山下的暖气里没有她心爱的阳光与月光，更主要的是，她觉得山下的水都是臭的，人不愿意喝，驯鹿更不愿意。
她平静地对动员她下山的人建议：“要不你们先试点一段时间，如果成功了，我肯定下山。我家现在的三百多头驯鹿，不能这么盲目地下山，本来敖鲁古雅的驯鹿就不多了，不能再经受没有把握的折腾了。”
后续的发展也证实了玛丽亚·索的预言——鄂温克猎民搬到山下还不到一个月，驯鹿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
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面对前来游说的人，猎民哈谢说：“我们的驯鹿，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这样一种有灵性的物种，自然无法适应圈养的生活。
没有鲜嫩的苔藓，没有清澈的河水，没有自由的森林，驯鹿用死亡发出最后的叹息。于是，一部分养鹿的鄂温克人，再次回到了山上。
驯鹿在山上
第二件大事就是收枪。
在玛丽亚·索猎民点，有一位猎民，名叫维佳。按照部族的辈分，他是玛丽亚·索的孙辈。
维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随着父辈一起打猎，他的姥姥是这个部族最后的萨满，维佳的身上也带有某种灵性，时常出口成诗。
收枪的那个冬天，其他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维佳背着自己心爱的猎枪翻山越岭，想要把枪藏起来，未果。
后来，他在自己的诗里写：“桦皮船漂向了博物馆，那里有敖鲁古雅河沉寂的涛声。”
猎民失去了他的猎枪，也失去了他的故乡。
猎民维佳的酒后自白
鄂温克猎民没有枪了，但枪声并没有消失，偷猎者的枪声响在了森林里。鄂温克猎民不狩猎了，山上的动物却更少了，因为漫山遍野是偷猎者布置的捕兽夹和铁丝套。
那些偷猎者，不像以前的鄂温克猎民敬畏自然。
与森林里的原住民鄂温克猎民不同，偷猎者们不在乎猎物的种类与大小，也不忌讳捕猎的手段是否残忍。
有些偷猎者捕到猎物，很久都不来“起套”，被困住的驯鹿无法逃生，只能在挣扎中等待死亡。仅2004年，鄂温克人的驯鹿就被偷猎者的铁丝套弄死了20多头。
玛丽亚·索在她的自述里回忆起那个场景：“那真是惨啊，我真是没法说，一堆堆白骨！”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骨，听着枪声，无能为力。
2002年的大年初二，生态移民的前一年。
一个手拿介绍信、背着相机，从呼伦贝尔城里赶来的青年，闯进了这个部落，并与玛丽亚·索猎民点的鄂温克族猎民，开始了长达20年的友谊。
他就是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这一年，顾桃32岁，已经在城市里漂泊了4年。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有着在那个年纪恰到好处的迷茫，在城市里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在城里一直有一种孤独感和卑微感”。
而说起顾桃与玛丽亚·索猎民点的关联，要追溯到顾桃的父亲：顾德清。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德清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的文化馆工作，经常会莫名“失踪”一段时间。
几个月后，他就会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家门口，“表情疲惫，但眼睛里有一闪一闪的光”。后来顾桃才知道，父亲消失的那段时间，是去了阿龙山上的玛丽亚·索猎民点，研究这个部族的狩猎文化。
顾德清在山上待了4年，写出了一本《猎民生活日记》，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随这个部族一起生活的记忆与影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德清在敖鲁古雅
2002年春节，回到老家的顾桃，翻到了父亲写的这本书，“我开始慢慢进入到八十年代，我父亲写的那个森林的故事里。”顾桃对笔者说。
看到父母花白的头发和弯下的脊背之后，顾桃决定，要去父亲曾经待过的部落，替父亲探访一下老朋友。
于是，父亲给他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几个老朋友的名字，顾桃揣上字条，来到了老敖鲁古雅乡。
在乡里，他碰见了一个满族人，对方指着纸条上的人名一一辨别：“这个喝酒冻死了，这个打猎失踪了……哎，这个玛丽亚·索还在。”
但玛丽亚·索那时正在山上，于是他就将顾桃引到了玛丽亚·索的儿子何协的家里。
面对采访，顾桃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天晚上我们聚会，他们一看是顾德清的儿子，都认识，所以我们就喝酒，刚开始的状态是热烈、祥和，但是随着空气中酒精浓度的增加，开始有了悲伤、哭泣，整个空气好像凝住了一样。”
顾桃隐约意识到，应该用一种视频的形式，记录下这个在驯鹿和人都要走下森林的十字路口上，人们的状态。仅仅是图片，还承载不了空气中的悲壮。
玛丽亚·索与儿子何协
顾桃第一次真正见到玛丽亚·索，是在2004年的夏天。
那时，受到独立电影影响的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用朴实又自由的镜头，将这个部族在当前状态下的记忆留存下来。
他带着借来的小DV，回到了敖鲁古雅。恰巧在山下的定居点，他遇到了前来参加鄂温克传统节日“瑟宾节”的玛丽亚·索。
那一年，玛丽亚·索已经83岁。
刚开始，玛丽亚·索不乐意让顾桃上山，因为山上的人养鹿也是一种工作，她怕顾桃上山会添乱。
顾桃说：“虽然她和我父亲已经是老朋友了，但我也要用我的方式来争取到她的认可。”
于是他对老人急切地表示道：“我能干活，我会做饭，我去挑水，我也能跟着一起找鹿。”这才得到了老人的默许。
顾桃（左）与猎民维佳
从2005年开始，顾桃有时间就会上山与玛丽亚·索猎民点的猎民一起生活，一起凿冰、挑水、喝酒、睡觉。
在他的镜头下，玛丽亚·索猎民点的3户人家和300多只驯鹿，被忠实地记录着：
玛丽亚·索是地位最高的酋长，安道是与她年纪相仿的“老猎”，芭拉杰依是萨满的女儿，再加上他们的子女，他们在这个猎点，过着远离喧嚣的生活。
镜头里，也弥漫着散不开的酒气。
顾桃（右上）在玛丽亚·索猎民点的合照
在顾桃的纪录片《犴达罕》中，记录了前文提到的猎民维佳一家的故事。
维佳是芭拉杰依的儿子，顾桃更喜欢叫他“艺术家”，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是这个部族的一位画家。
2007年5月，诗人席慕容到玛丽亚·索猎民点拜访时，还曾送给维佳一个速写本——维佳很少使用，他更喜欢在桦树皮上作画。
他嗜酒如命，一度喝到酒精中毒，在烧旺的炉火中看到了鄂温克“老猎”们在召唤他，维佳津津有味地看，看完就嚎啕大哭。他对着顾桃的镜头说：“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面临消亡……喝死拉倒！”
但醒酒后的维佳，也曾带着顾桃在原始森林里寻找犴（hān）达罕（森林里最大的鹿科动物），牵着驯鹿，辨别方向，在森林中，他游刃有余。
顾桃说：“维佳像森林里最后一头孤独的犴达罕，拥有力量，更拥有悲伤。”
维佳的姐姐柳霞与他的情况类似。
柳霞早年丧夫，又因为酗酒，被判定为没有抚养能力，她唯一的儿子雨果被政府送到了江苏无锡的学校，三年才能回一次家。
每当想孩子的时候，柳霞就看着天上的太阳念叨：“是雨果照亮了大地，整个大地都是我儿子的，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拥抱一下我。”——因为“雨果”在鄂温克语里的意思就是“喜温”，象征着太阳。
在顾桃的纪录片《雨果的假期》中，酒后的柳霞对着放假回来的雨果呢喃：“你愿意回来养驯鹿也行，驯鹿有的是。考上大学，当博士也行。”
她找不到自己在现代社会的归属，更没有办法决定孩子的人生。
柳霞与驯鹿
维佳的另一个姐姐柳芭，是这个部落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她也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绘画，毕业后分配到了呼和浩特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
在城市生活了数年之后，她选择停薪留职，回到了敖鲁古雅。在1997年的纪录片《神鹿啊，我们的神鹿》中，柳芭哭着呐喊：“我叫森林，森林无动于衷，我的森林不是这样子的！”
2003年，因为醉酒，柳芭淹死在了浅浅的敖鲁古雅河里。她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个充满灵性的女画家伊莲娜的人物原型。
柳芭
顾桃在书里写：“在你没有能力和自然、和社会抗争的时候，酒就成了唯一有力量的东西。”
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喝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谈到与玛丽亚·索的相处，顾桃说自己与她的直接接触并不多。
他说：“我不是采访型的导演和摄影师，我是观察式的记录，我没有任务，也没有时间上的束缚。”
在顾桃的纪录片中也确实如此。玛丽亚·索在镜头里通常只是一个沉默的侧影，不停地做着手头的事情：打列巴、吹口琴、给难产的驯鹿接生。
在顾桃写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一书中，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在山上的生活。
在书中，玛丽亚·索的出现也多是侧面描写：如猎点上如搬迁、找鹿这类的要事需得向老太太请示；何协每次摸到鱼都会很开心，因为玛丽亚·索喜欢吃鱼；何协一旦贪杯，老太太就会生气到扔柈子（生火用的木块）；他们要小心翼翼地，才能从老太太的帐篷里讨来一瓶白酒……
顾桃拍摄的玛丽亚·索，老太太在打列巴
顾桃也心照不宣地不去打扰老人，有时玛丽亚·索让他晚上在自己的帐篷里歇息，顾桃也会选择拒绝，因为自己睡觉打呼噜，他怕影响老人休息。
在山上的日子里，顾桃就睡在“男兵宿舍”——这是玛丽亚·索猎民点上约定俗成的一间帐篷，用来待客和喝酒。
但有一件事，顾桃始终念念不忘。
那是2006年，顾桃的父亲顾德清去世了，顾桃在山上与何协说起这件事。当时，玛丽亚·索正在一旁做列巴，她听懂了这句话，就从自己帐篷里拿出了一副犴皮手套，让何协交给顾桃。
顾桃告诉笔者，这副手套是老太太为自己的父亲做的，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做好，迟迟没有送出去。
顾桃将手套的照片挂在了工作室很显眼的位置，一进门就能看见，“特别神奇，（看见手套）一下子就把我的记忆拽到了那个时候”。
玛丽亚·索送给顾桃父亲的手套
在顾桃的书里，也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玛丽亚·索说月亮要是戴头巾（出现了周围的光晕），就是告诉人们最冷的时候到了，这时候就要多准备一些柈子来过冬。
她没有手表、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日月星辰就是她的计时器，玛丽亚·索就这样倔强地守在森林里，她不需要钱，也没有物质上的欲望，“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就像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老酋长说的那样：“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顾桃镜头下的玛丽亚·索
2009年，玛丽亚·索有了一个新朋友：奇普切。
这是一只美丽的小鸟。平日里，老人会嗑好瓜子放在掌心，摊开手掌，等着奇普切前来享用。
哪怕是玛丽亚·索下山参加活动、出席宴会，奇普切也会按时抵达老人的帐篷，帐篷里有老人提前准备好的瓜子仁，放在一个不锈钢小盆里。
相比于山下的觥筹交错，她更喜欢与小鸟待在一起。直到2011年，奇普切消失在了森林里。
那一年，森林里多出了许多进山采野果的陌生人，伴随着伐木工人的机器轰鸣。
工业文明的发展，让人类更加肆无忌惮地展开杀伐；商业文化的膨胀，让人类更加贪婪地染指这个地球上所剩不多的净土。
互联网带来的消息，挑逗着人类的野心和欲望；交通的便利，让人类轻而易举地抵达脆弱的世外桃源。
他们欢呼雀跃，满载而归，却留下漫山遍野的塑料袋、不可降解的垃圾，驯鹿无意中吞食，就会涨肚而亡。
森林里生灵涂炭之时，“文明的人类”在朋友圈里赞美诗和远方，歌颂“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几年，玛利亚·索经常要面对媒体或游客的“长枪短炮”——她一律以沉默面对，表情木然，她只会说鄂温克语，不会说汉语。
有时，有前来游览的游客将闪光灯对准老人，顾桃还要站出来，劝告他们关掉闪光灯，因为老人的眼睛受不了强光刺激。
顾桃说：“我对玛丽亚·索的感情，就像对森林的敬畏一样。玛丽亚·索就是活在森林里的一棵树，她太清楚人世间的关系了，所以她在森林里回避所有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是这样的坚持，带着某种格格不入的、神性的孤独。
下山之后，使鹿鄂温克人的时间过得飞快。
2009年，维佳一家搬离了玛丽亚·索猎民点，至于原因，顾桃猜测是为了驯鹿的生存质量。
2010年8月，89岁的玛丽亚·索第一次办理了身份证，和她的驯鹿一起去到了北京，为了一部有关敖鲁古雅的舞台剧，她需要上台露面。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长途旅行，因为女儿德克莎告诉她：这次出场，可以让鄂温克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只是，城市生活并不适合玛丽亚·索。德克莎说，下了飞机，老人都不会走路，因为机场的地面光滑得像一面镜子。陪她一起的那头驯鹿，也拒绝喝北京的自来水与矿泉水，只喝从敖鲁古雅带过来的一种名为“夏日矿泉”的饮用水。
但为了部族的传承，她还是选择坚持。
她在自述里说：“我就是不会说汉语，但是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话，要回我们的森林，还有我们自己的猎枪……”
“一想到鄂温克族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2015年，94岁的玛丽亚·索前往呼伦贝尔参加舞台剧活动
到了晚年，玛丽亚·索会在最寒冷的冬天，由女儿德克莎接到山下的定居点暂住，待到树上长出了嫩枝，就再回到森林的日光下生活。
她是不舍得完全离开森林与驯鹿的。
玛丽亚·索与女儿德克莎
时间倏忽而过，转眼来到2022年。
老友芭拉杰依已经过世，何协定居在了山下，维佳结婚后住到了哈尔滨，“老猎”安道住进了养老院……原本的玛丽亚·索猎民点的猎民，除了玛丽亚·索，就只剩下柳霞还守在驯鹿身旁。
好在，柳霞的儿子雨果回到了山上。
2009年，雨果在敖鲁古雅
从学校毕业之后，雨果在外面的世界生活了许多年，也尝试了许多种职业。2016年，他曾到北京跟着顾桃一起学习拍纪录片，由他自己拍摄的有关母亲的纪录片作品《毕生所爱》，也已被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收藏。
2019年，雨果到了成都，在这个城市玩说唱艺术。某天，他突然被人告知：“雨果，现在只有你的妈妈在森林里养鹿了。”
雨果很震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是一个大点，有很多族人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只剩下我妈妈了，那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在森林里啊。”
于是在这一年，25岁的雨果回到了敖鲁古雅，回到了母亲柳霞身边，直到今天。
2022年，雨果在敖鲁古雅
他向笔者介绍了自己如今在山上的日常：早上四五点起床，生火、烧水、点燃苔藓熏蚊虫、再去将刚出生的小鹿放归森林，这是他早饭前的必经步骤，他安排得有条不紊。
吃过早饭，他去劈柈子，再到鹿群里逛一逛，剩下的时间，就属于他和森林，“山上没有信号，我一般没啥事的时候就会喜欢在森林里瞎溜达，一直溜达到下午”。
如今，雨果的森林里奔跑着六十多头驯鹿，他与母亲柳霞一起照顾它们。除此之外，他还拍摄短视频、玩滑板、骑自行车。
前不久，他的驯鹿还夺得了根河市“第二届驯鹿王大赛”的一等奖。雨果形容自己的这头鹿是“鹿中彭于晏”：“彭于晏是纯帅，男女都喜欢，鹿王也是，男女老幼都喜欢。”
新兴的科技与原始的记忆在这片古老的森林里交融，森林静默不语，宽容接纳。
雨果和他的“鹿中彭于晏”
在森林里闲逛的时候，雨果也会回忆起在城市里的时光，他说：“因为森林里只有我自己一个年龄差不多的，想念是难免的。”
但当笔者问到城市与森林有什么不同时，雨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城市就是不属于我的地方，森林就是家。”
他会守护好自己的家。
雨果与他的驯鹿在森林里
2022年8月20日凌晨2点27分，101岁的玛丽亚·索逝世。
她走的时候，风是往南吹的。秋天，就要来了。
这个伴着部族走过了三分之一时间、拥有着从原始部落到现代社会全部记忆的老人，长眠于她钟爱的驯鹿身旁。
8月25日，在山下的定居点，玛丽亚·索的告别会在这里举行。
听闻消息，顾桃从呼伦贝尔坐了几天的车，赶到了根河，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一次正式的告别。
在告别会现场，他看到了从山上赶下来的雨果，顾桃为老人拍摄的照片被摆放在台前。
在告别会上，所使用的玛丽亚· 索照片
但对雨果来说，这次告别却不仅是送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酋长，那更是一位疼爱自己的长辈。
雨果清晰地记得，在自己还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家，老人都会把自己攒的钱塞给他：“要知道我们常年生活在森林里，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也不知道她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可能她是酋长，政府会给她一些钱吧，她知道我在外面的城市上学，城市里会用到这些钱。”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无比认真：“我永远会在记忆中，为她留一个位置。”
雨果和玛丽亚·索
岁月改写了这个部族太多的故事。
他们走过了原始社会通向现代社会的路口，未来的敖鲁古雅，正在等待时间书写新的记忆。
推开玛丽亚·索告别会的大门，街上的俄式木屋整齐排列，熟悉的汉语此起彼伏，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只需要花上20块钱，就能买一把苔藓喂食驯鹿。
却再也找不出一棵老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