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谁来跟我干杯
黄霑曾在专栏中写道，
倪匡来香港，是段传奇。
冬夜里骑匹瘦马，雪地中逃亡的往事，
经常在他口中重复，好像是篇创作出来的小说。
的确，“雪夜、瘦马、狂奔”
这无疑已是标准的古龙式小说的开头了。
关于倪匡这段往事，传闻有很多，每版都像武侠小说一样精彩。
蔡澜曾就此事问过倪匡，
“有人说你从内蒙古骑着一匹马，像侠客一样，一路骑到香港的…”
“胡说八道！”倪匡大叫：
“那么远的路，叫他们骑给我看看。”
可见，倪匡不是侠客，这也不是小说。
不过，零下三十几度的大雪之夜，倪匡骑着一匹没有马鞍的瘦马，
在雪夜中不辨方向，狂奔的场景倒是真的。
只是，这不是去行侠仗义，而是逃命。
“直到今天，我做梦都会梦到这个情景”
时隔几十年后的倪匡，仍心有余悸地说道。
1951年，初中毕业后的倪匡，选择了参军。
先跟大队去治淮河，后被派到内蒙古垦荒。
到内蒙古后，倪匡爱搞怪的本性开始暴露。
当时内蒙古有很多狼，生于上海的倪匡自然没见过这种场面。
好奇心起，便引来小狼和小狗交配。
结果，生出小狼狗来，把人咬了。倪匡也因此受到了处分。
但更严重的事还在后头。
运煤途中，大雪封路，一行人被困在了山里，冻得要死。
倪匡作为一个小队的小领导提议，把烂木桥拆掉，生火取暖。
坚持了两个星期，救援队到的时候，一座木桥也被大家拆完了…
倪匡称，因为当时冬天河水都冻住了，过汽车都没有问题，桥没有作用了，只能先顾眼前。
不过，上级领导却不这么认为，毕竟等到来年春天，河水融化时，这里的交通将陷入瘫痪…
倪匡因为破坏交通，被定为“反**”。
如此一来，罪名就大了，是要被枪决的。
倪匡被关进了小木屋里，天天写悔过书。
食物每两个星期送一次，是一大块冻豆腐，要用斧头砸开了吃。
黄霑听到此处大笑，“用斧头砸豆腐，有没有搞错！”
那段日子，倪匡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只不知从哪跑来的野猫，身上有很多结。
倪匡天天给他解，却总也解不完。
“《老猫》这本小说的灵感，就是来自这里。”倪匡解释道。
一天晚上，倪匡的内蒙古朋友来看他，说道：
“你必须要走了，不然死定了。”
朋友把倪匡偷偷放了出来，又偷来了一匹马，让倪匡骑着。
倪匡一看这匹马，简直瘦得不得了，也没有马鞍，只有两个破麻布袋。
朋友对他讲，一路向北走，遇到部落就停下，他们一定会收容你。
最好再娶个蒙古老婆，生个孩子，就可以脱身了。
倪匡跨上马背，绝尘而去。
“这人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来的！”倪匡感慨。
不料，刚出发便下起了大雪，
天地茫茫，哪里还分得清东南西北，只好随马而行。
“这匹马真是好了”倪匡又感慨：“老马识途说得一点也不错。”
不知走了几天几夜，这匹马竟把倪匡带到了一个车站。
“是黑龙江省泰来县火车站”倪匡记得很清楚。
到车站后，倪匡先去买了张地图，又去旁边的豆浆摊买了碗豆浆。
一碗喝下去，温暖到手指脚趾都能感觉得到。
铺开地图，倪匡又陷入沉思，接下来该去哪？
看到鞍山市，倪匡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哥哥：倪亦方。
在哥哥那住了一个多月后，倪匡又非走不可，因为户口办不下来。
于是又乘船，先到大连，过青岛时躲起来，等船开了再出来，继而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就可以回家了”蔡澜忍不住插话道。
“哪里还有家！父母都去香港了”倪匡回答道。
倪匡的父母早在1950年时便到了香港，
当时的倪匡是热血青年，说什么也不会到香港那种殖民主义地方的。
回到上海后，倪匡去投奔了亲戚，
结果那些亲戚都像瘟神一样对他，生怕受牵连，恨不得马上把他送走。
倪匡被逼无奈，思来想去，如今能容下自己的地方只有香港了。
据倪匡所述，他是从一个小广告上看到了，说可以帮忙人家去香港。
条件是，不会讲广东话的收四百五十块，会讲的只需三百块。
“你付了多少”蔡澜故意问道。
“当然是四百五十块了！”倪匡回答道：“这么难讲的方言，我现在都说不流利…”
从上海到香港的过程，因为十分复杂，倪匡称好多事真的忘了。
只记得要先坐火车到广州，再用船运到澳门，最后再从澳门到香港。
“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吃了一碗叉烧饭。”
倪匡边回忆边赞美，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好吃的叉烧饭！
满满一大碗饭，上面铺着几块叉烧，肥得油都溢了出来，
流到碗边，再滴在手上，那种感觉真是想忘都忘不了。
饭还没来得及吃，倪匡就先笑了起来。
“我到今天，看到满满一大碗饭，仍然会笑”倪匡笑着说道。
倪匡的父母虽在香港，但倪匡向来独立，
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只好自己生饭。
倪匡回忆道，那时候有一大批从大陆来的年轻人，
蹲在荃湾地盘的工地上，等工头来叫去开工。
日薪三块七，工头抽取八毛，剩下两块九。
当时大家很团结，开工的拿了钱，回来和没开工的一起去吃饭。
有时，钱不够吃饭，就拿去喝咖啡（糖免费，可以随便拿）
至于怎样在工地写起小说来的，倪匡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
大家在工地上等开工，闲时就看看报纸，
最受欢迎的是副刊上的万言小说，倪匡边看边说：
“这种东西，我也会写。”
没人相信，倪匡就花了一个下午写给他们看。
写完后，确实像模像样，大家鼓励倪匡投稿，
倪匡便不抱希望地投给了《工商日报》。
几天后，编辑就找倪匡来谈，要用这个稿，并给了倪匡九十块稿费。
倪匡大笑三天。
那可是两块九就可以吃四碗叉烧饭的年代。
这篇小说就是讲述地主子女遭遇的《活埋》，倪匡的处女作。
此后，倪匡开始用笔谋生。
投《工商日报》的同时，也投杂文到《真相》。
杂文并没有稿费，因为报馆小，付不出钱来。可倪匡并不在意，权当练笔。
时间长了，《真相》的老板过意不去，得知倪匡没有工作，便叫去报馆当副主编。
这是倪匡第一份体面的工作，月薪一百三十块。
倪匡因此又大笑了三天。
来到报馆后，倪匡的求知欲大增。
白天在报馆上班，晚上还要去联合书院念夜校。
“不光要谋生，也得自我增值！”谈起读夜校的经历时，倪匡这样说道。
读夜校，倪匡是否实现了自我增值，不得而知。
但倪匡的夫人，李果珍，的确是倪匡在读夜校时认识的。
入秋后，天气很冷，一阵风把教室的后门吹开了。
李果珍回头看了看，
“这一眼，很动人”倪匡回忆道。
接下来，倪匡一跃而起，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门关上。
李果珍见此，向倪匡笑了笑。
“这一笑，是不是更动人了？”
“我立刻决定，要娶这个女孩子！”
后来，两人在公交站相遇，巴士没来，倪匡乘机搭讪。
没想到，李果珍上来就问倪匡：
“衣其”（倪匡当时的笔名）和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原来李果珍早已看过倪匡的小说，并怀疑那个人是不是他。
倪匡赶忙承认，“可不是就是我嘛！”
从此，便聊个没完没了。
同李果珍拍拖后，倪匡又在《工商日报》加了一个专栏，名叫《生饭集》。
在这个专栏上，倪匡一天写一千字，酬金是八块钱。
其中，三块钱同李果珍看电影，五块钱一同吃饭。
“随便写几个字，饭就生出来了，《生饭集》就是这么来的。”倪匡大笑道。
倪匡那会儿什么都写，除了小说和杂文，还在《新生晚报》写影评。
当时，有一位笔名叫“何观”的影评人，也在《新生晚报》。
倪匡称，这人的影评很怪，不评电影，只评其他人的影评。
倪匡说这部电影好看，这人说倪匡讲的不对，对骂起来，还约好了时间见面。
结果一碰面，两人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倍觉亲切，竟做了朋友。
而“何观”，也就是武侠片鼻祖张彻，在不得志时用的笔名。
经张彻介绍，倪匡认识了董千里。
董千里当时正在编《武侠与历史》，是《明报》的一个分社，邀请倪匡来写稿。
从此，倪匡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笔名岳川。
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和尚抢书》，就是倪匡在《武侠与历史》上发表的作品。
1961年，已小有名气的倪匡，作为《武侠与历史》的主要撰稿人，
出席了《明报》两周年的酒会。
酒会上，一位小老板模样但很斯文的人，手握酒杯向倪匡走来，问道：
“有没有兴趣到《明报》做事？”
倪匡当然认识这人，他就是刚写完《神雕侠侣》的金庸。
“到《明报》后，第一件做的什么事？”蔡澜好奇道。
倪匡称，当时是武侠小说的全盛时期，报纸上除了查先生的文章外，
还需要有一个人写大块头，要求每天写二千字左右。
压力很大，找不到人写，就叫我写了。
做如此艰巨的工作，薪水一定少不了。谈及薪水，倪匡又大笑了三天。
“六百三十块一个月，其中有一张五百块的大牛。”
大牛，香港人又叫棉胎，面值和样子都是最大的一张钱。
倪匡拿回家后，高兴地拼命往墙上刮，看看是真的假的。
（真的会掉色，假的不会）
后来，倪匡愈写愈多，《明报》也发展的越来越快。
转眼间，报纸上连载两篇倪匡的武侠小说了。
但还不够，金庸找倪匡再开一篇新派的，倪匡听后，索性答道，
“与其写新派，不如写一点与旧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金庸同意了。倪匡从此由武侠转向了科幻，
以冬虫夏草为题材，写细菌侵入人体的故事，结果大受欢迎。
《卫斯理》系列小说由此诞生。
卫斯理的故事在《明报》刊登后，倪匡出了名。
其他报社纷纷来抢稿，倪匡来者不拒，只要交钱，就给写稿。
最多的时候，倪匡一天有十二篇连载小说，四五个专栏。
稿费加上出书的版权费，简直是天文数字。
怪不得连黄霑都感慨，在香港几乎没有人可以靠写字发财的，连金庸在内。
只有倪匡，我的大哥，一个。
倪匡下笔有多快？江湖传闻，每小时最快八千字。
据倪匡自述，自己一个小时可以写十一张稿纸，共五千五百字。
“我写一个字，最慢不过一秒”倪匡骄傲道。
倪匡平时吃吃喝喝，玩玩贝壳，听听音乐，
最主要的，是要给喝酒留出足够时间。
所以，一天当中写作的时间只不过三个小时，
尽管如此，照样平均日产一万两千字。
如此神速，想来也只有外星人能做到了。倪匡就被称作外星人。
据说，台北著名作家高阳，经常洋洋自得，声称自己写字最多。
结果，倪匡在台北出现后，高阳甘拜下风。坦言道：
“如果文字有奥林匹克的话，我最多获铜牌。”
倪匡除了写小说，还有电影剧本。
就剧本来说，倪匡是幸运的。第一部剧本就是张彻的《独臂刀》。
《独臂刀》不仅张彻成了武侠片鼻祖，也让倪匡在电影圈声名鹊起。
当时的武侠电影，只要挂倪匡的名就大卖，不挂扑街。
这种情况下，倪匡想不火都不行。
倪匡的剧本费，始终都是剧本界的天花板，
开始时，五千块，写到最后一个时，已高达五万。
等到台北片商来抢剧本时，倪匡已开到了七万块的天价。
不少同行编剧纷纷感慨：
“是倪匡提高了编剧的薪酬，不然，剧本在电影制作费中，是不成比例的。”
据《邵氏经典》一书记载，倪匡共为邵氏写了260部电影剧本。
这仅仅是拍成成品公映的数量，还有买了剧本没有拍成的。
再加上偷偷为其他公司，或者台湾片商写的，少说还得有一百多部。
具体写了多少，连倪匡自己都记不清了。
“钱呢？”蔡澜忍不住问道。
“一半给了夫人，其他一半，我花光！”
“那可是两三万块，就能买一层楼的年代呀！”
倪匡笑道，每次存够了钱，就去买金条，一条一条的存。
存到一百两时，就换成现金再炒黄金。
结果，存了十年的第一桶金，在一个月内，完全亏掉，输得干干净净。
“这样也好，要是赚了，还有什么兴趣去写稿呢！”倪匡哈哈大笑道。
倪匡不仅对“钱”看的开，对“名”同样如此。
从倪匡撰写的对联“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便可见一斑。
在这两件最得意的事中，倪匡都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
从不为虚名徒劳伤神。
倪匡晚年能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上得益如此。
黄霑常常感叹：“知易行难”
“写，容易，再豁达的歌词我也能写出来。但做起来，实在太难。”
倪匡却真的做到了。
难怪两人到了晚年，彼此都风光不再的时候，
一向以狂放不羁著称的黄霑回忆起倪匡，仍不免感叹道：
“做人我服倪匡，倪匡是真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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