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64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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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5——川中丘陵与米仓道
很多时候，大家喜欢用“蜀地”来代表四川。如果仅仅指向现在的四川省，这种说法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要是泛指整个四川盆地，已经独立为直辖市的重庆估计不会答应。提到重庆，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火锅和“山城”的别称。要是说对重庆的行政变迁有什么印象，估计就是在抗战时做陪都，以及在1997年脱离四川成为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事了。
重庆与四川间的地缘政治差异，早在先秦时就已然凸显出来。当时在重庆地区兴起的是与蜀国齐名的巴国。蜀国四川的核心区对应的是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巴国和重庆的核心范围对应的则是盆地东部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正因为如此，如果你想找一个古色古香的名称代指整个四川盆地的话，“巴蜀之地”会更为准确。
既然四川盆地三大地理单元的东、西两部，都成就了重要的国家，那么居于其间的川中丘陵地带有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呢？要知道在四川盆地腹地，川中丘陵可是最大的，其面积占比能够达到五成。只是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并没有因此诞生出独立、强势的政治力量来。基于巴、蜀间这种东西相对而立的格局，“川中丘陵”更多成为了两股地缘力量的博弈战场。在两汉的行政设置中，这种巴、蜀共治川中的格局被完整的延伸了下来。两汉时期的四川盆地总计建制有：广汉、蜀郡、犍为、巴郡四个郡。其中在前面的内容中出现过前三个郡，所对应的就是古蜀国故地，而它们的核心区又分别对应着成都平原的北、中、南三部分。这点从广汉郡的郡治“雒县”、蜀郡的郡治“成都”、犍为郡的郡治“武阳”，都位于龙泉山以西便可看出来。至于巴郡则独自对应着先秦的巴国，它在两汉时的郡治“江州”就是现在重庆市的前身。
作为被保护对象的蜀郡，并没有向龙泉山以东延伸辖区。直接参与分割川中丘陵的是广汉、犍为、巴郡三郡，其中广汉郡负责西北部、巴郡负责东北部，犍为郡则独立负责南部。这样说看起来还是十分笼统，没办法让大家了解川中到底是怎么充当巴、蜀连接部的。没关系，不管再复杂的地形，河流总能帮我们找到解开问题的钥匙。当大家对四川盆地的水系结构有所了解后，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整个四川盆地的河流都属于长江水系，而长江的干流则在盆地之南沿着山麓向东流淌。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长江在四川盆地的支流都在左岸，而且流程都还挺长的，基本都是从不同角度纵穿盆地汇入长江。这当中从川中丘陵穿越的支流包括：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五大河流。以当时的人口说，并无可能开发整个川中丘陵。所以控制与争夺川中的关键，只在沿这几条河建制的城邑。
把这五条河流剥离出来，川中在两汉的行政划分就清晰了。其中总岗山以南的岷江、龙泉山以东的沱江属于犍为郡的领地；中部涪江属于广汉郡的领地；东侧的嘉陵江和渠江则为巴郡所有。你会发现两汉在川中所布设的县，都是沿上述河流的河谷分布的。开发这些河谷，除了滋养人口之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养护巴蜀之间，及它们与外部交流的战略通道。先来看看两汉广汉郡的情况。这个行政区在川中丘陵的存在，之前在解读绵阳时已经说过了，是通过涪江体现出来的。沿干流建制有涪县、广汉、德阳等城邑。值得一提的是，涪江中游的绵阳市本身虽然在地形上整体属于丘陵地貌，但因为河谷平原较宽，且方位上处于成都平原之北，因此地理上并不被划入川中丘陵的范畴，地缘上更愿意进入成都的朋友圈。
向东南方向流淌的涪江，在水系上属于嘉陵江的右岸支流，与嘉陵江左岸支流身份的渠江，共同在川东平行岭谷西麓合流，然后横切岭谷在重庆完成与长江的交融。由此打造出了一条蜀地通往巴地的战略通道。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个位置川中与中东相接处的三江合流之地。这个地理枢纽点有一个直白显露出这一水文特征的名称——合川。如果你知道它在后来的宋元战争中还有一个名称——钓鱼城，相信对这个节点的地缘政治价值，会有更深的感悟。
作为重庆和川东的门户，合川在两汉建制有“垫江”县并被划入巴郡的范畴，时下的行政身份亦是重庆市合江区。虽然直辖市属性的重庆，守住了这个向川中扩张势力范围的枢纽，但这个省级行政区设立的初衷是为服务于东部三峡工程。这一地缘政治任务，使之注定在分家之时，不会在川中丘陵获得太多份额。整个巴郡在川中的辖区大体对应现在巴中、南充、广安三个地级市辖区，目前均在在四川省范围内，成为了蜀地的组成部分。相比时下四川、重庆两地的地缘关系，我们在这里更关心的是川中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原始状态。以巴郡的情况来说，依托嘉陵江河谷建制了阆中（今阆中县）、安汉（今南充市）等县；依托渠水河谷建制了汉昌（今巴中市）、宕渠（今渠县三汇镇）等县。对于文中出现的古地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逐一对照地图找到它们的对应位置，觉得复杂的朋友可以略过不看，聚焦于这些河流的通道价值之上。
嘉陵江之于巴郡来说，很显然是提供一条对接古金牛道的通道。然而基于地理距离的原因，以成都平原为后盾的蜀地对金牛道，显然有着更多的控制力。换句话说，如果当年的巴国想通过金牛道去争夺汉中，会非常的困难。不过位置上看，通过沿嘉陵江延伸控制力，巴国在川中的控制区已经位于汉中盆地之南了。那么这个以巴为名的板块，有没有一条不用借由金牛道，直接越过米仓山进入汉中盆地的通道呢？答案是有的。一条被称之为“米仓道”的古道能够帮助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米仓道在四川盆地所借助的是古称潜水的渠江。渠江正源是发源于米仓山中部的西源——“巴水”，而沿巴水而兴的最重要城市，是米仓山之南的“巴中市”。从这两个地名你也可以看出，它们与古巴国间的地缘联系。如果观察汉中市与巴中市的地理关系，你会发现两汉时名为“汉昌”的巴中市，几乎位于汉中市的正南方。以汉中市南郑区为起点，测量与巴中市的交通线，交通距离为160余公里。这条近乎直线的线路就是“米仓道”主线。
时下的米仓古道由南北两条省道所用，其中陕西境内的北段被标定为S211，四川境内的南段为S101。位于陕西、四川两省交界处的“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是两条省道的分割点，同时也是汉水水系与嘉陵江水系的分水岭。整个古道的大部分路段，都是依托巴水河谷打通。在流过巴中后，巴水开始向东南方向转折。于现在的渠县东北也就是两汉建制的“宕渠”县，接入渠江东源“州河”（古称不曹水）后开始以渠江为名，并最终在合川汇入嘉陵江。虽然由于不能像金牛道那样，在方向上直接对接成都平原，但米仓道在三国时期同样有所表现。公元215年，阳平关为曹军所破，暂时还没想好到底是降曹还是降刘的张鲁，通过米仓道避走巴中。此后在张鲁选择北上降曹之后，留守汉中的张郃曾顺势通过米仓道占领巴中，然后沿巴水而下进攻宕渠。只是在这个节点受到张飞阻击，不得不退回汉中。至于说除勾连川西的金牛道、连通川中的米仓道之外，历史上还有没有一条连通汉中与川东的战略通道，等到解读川东地缘结构的时候再来研究。现在将视线南移，看看立足成都平原南部、控制川中丘陵南部的犍为郡，在行政设置上又有哪些特点。如果结合金牛道和米仓道在广汉郡和巴郡的存在，两汉在四川盆地南沿设置的城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再找到几条具备重要战略价值的古道。不过想要了解四川盆地有哪些通往南方古道，首先要知道的是在它的南方所对应的是哪些地理单元。
总得来说，四川盆地之南的这片高地可以分为两大地理单元：西部的横断山脉、东部的云贵高原。这意味着在这个方向，理论上最少应该有两条通道，帮助四川盆地连通这两个地理单元。所谓路是能走出来的，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动机、经济支撑，再艰险的地形也是可以开拓道路，唯一的问题是汉帝国有没有动力这么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最直接的动力源自于张骞带回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张骞曾在大夏国境内看到出产自蜀地的蜀布和邛竹杖，而这些蜀地特产却又是由时称身毒的印度商人所转售着。这意味着，除了饱受羌胡困扰的河西走廊、青海高原之外，还有一条由四川出发经由南亚通道西域的西南战略通道存在。
为了寻找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汉武帝曾多次派出使者向西南方向探路，并最终借助强大的国力和武力，于崇山峻岭中打通了这条被称之为“蜀身毒道”的西南通道。正是由于汉帝国对“蜀身毒道”的开拓，才有了后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基于这个思考方向，有三个隶属犍为、紧贴盆地边缘而存在的城邑特别值得关注，分别是：南安、僰道、江阳。以它们的位置来说，都有机会作为“蜀身毒道”的起点。
这三个汉代城邑的名字大家肯定会感到陌生，不过要是换成乐山、宜宾、泸州，是不是一下子熟悉了许多。宜宾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五粮液，乐山大佛和沪州老窖更是直接把这两座城市名，镶嵌在城市名片之中。
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变化的只是城市的名称，并没有让它们的位置出现位移。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乐山、宜宾、泸州三市时下的行政定位都是地级市，从这一行政地位可以看出它们在区位上必有过人之处。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上述城市都是河口城市，位于两条甚至三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些河流不仅包括来自盆地北部的长江左岸支流，还包括那些从南部高地而来的右岸支流，而后者能够帮助巴蜀之民向南走得更远。先来看看乐山的情况。不看河流的走势光看山势的话，你也会觉得乐山的位置挺重要的。这是一个位于龙泉山脉与南部山地之间的位置，无论是岷江还是想南出成都平原的人，都需要经过这个点。从水系上来说，乐山的位置交汇有三条河流，分别是：岷江、青衣江以及大渡河。其中大渡河与青衣江属于岷江的支流，二者在乐山以西五公里处交汇，然后再共同在乐山汇入岷江。
由于大渡河的流程更长，它在水系上被认定为是大渡河的支流，也就是岷江的二级支流。著名的乐山大佛便位于岷江与大渡河的交汇之下，俯视着脚下繁忙的水道。其实要是从长度来说，大渡河才是岷江的正源。要是从这个角度说，青衣江的地理地位倒是能够提升一级。不过这种名分之争完全不重要，重要是的它们的位置和潜力。就像岷江虽然已经不再被认定是长江上游，但沿岷江地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比地理正源的金沙江要更为重要。大渡河发源于横断山区，既然如此它应该有可能指引我们，找到一条通往横断山区的古道。由乐山沿大渡河向西上溯约250公里，在一个相对开阔点的河谷盆地中，建制有一个名为汉源的县。尽管位置偏远，但汉源县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两汉时的“旄牛”的县（旄牛就是牦牛）。而汉朝之所以将行政触角延伸至此，正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蜀身毒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然而奇怪的是，古旄牛县并没有和乐山一起，被纳入犍为郡的范围。它在西汉时是蜀郡最南端的一个县，自东汉中期（公元122年）开始则归属于从蜀郡划出的“蜀郡属国”。这些调整的背后，所牵扯的是一个对于蜀国来说非常重要的民族集团——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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