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纪念馆。84年前，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上悬挂着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刻字，这是中国诸多革命旧址中罕见的毛泽东亲笔手书。从纪念馆的大门进入，一座镶红青砖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便是遵义会议会址了。
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桌下有一个火盆。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连开三天。
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当时为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15日晚，与会人员从临街大门进入，穿越过厅，绕过一座用五彩瓷片嵌字的砖砌影壁，来到位于主楼东走道的小客厅。
记者参观了按原貌陈列的会议室，听讲解员讲述遵义会议的20名参加者，如何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观了解历史，遵义会议纪念馆中设立了大型的裸眼3D情景展示，把人带回84年前开会现场。
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作为主要军事领导者之一的李德，从会议一开始就处境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3D展示重现了《红军长征史》描述的一幕：“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将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是影像展示，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历史的真实记录。”纪念馆的讲解员说。
“在遵义会议中，中共高层领导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攸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以及最终解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
纪念馆的一面红墙上，书写着“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大字，这被认为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共党史把遵义会议定义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的欢欣鼓舞。遵义会议在每一位参加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书记载，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不可能大事声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了4年时间。直至1957年7月1日，会址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面积扩大了数倍，瞻仰者不断增加，每年达400万人次。
20岁的陈旭是遵义医科大学制药工程专业大一学生，他已经是第二次来纪念馆了，“参观能够开阔眼界，比在书本上了解的历史更全面。”
纪念馆承担起了更多研究职能。“我们与遵义市的其他研究者一起探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长征’这个称谓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经过考证，确定是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3日。我们还与国际上的长征研究者保持联系，互相借鉴。”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
如今，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分布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纪念场馆和革命旧址，连接着“红军街”。在不远处的红军山上，当地群众和外地访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奠着为给群众治病而不幸遭敌杀害的一名红军卫生员，并称其为“红军菩萨”，表达对红军当年保护群众生命、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