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段文字对很多人来说或许都分外熟悉，甚至于看到文字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曲婉转的旋律，是的，这正是由著名音乐家李叔同所填词创作的歌曲——《送别》。
这首歌和它的主人一样享有盛名，在出现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广为流传，其地位甚至可以说无可替代，因为那段简洁但是极具感染力的词曲，从此深深刻在了无数中国人心里。
对于我们而言，送别，似乎就该是这个样子的，长亭古道、斜阳晚风，一人相送，一人远行。
不过虽然这首曲子人尽皆知，但对于它背后的故事，恐怕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李叔同是谁？所谓“送别”，是谁送他或是他送谁？
而在有些地方我们还能看到歌曲的创作者叫“弘一法师”，这其实是李叔同后来出家所得的禅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一板一眼的少年1880年，也就是晚清光绪六年时，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他所在家族来头不小，祖上就一直是商人，经营的都是像盐业、银楼这种大生意，而他的父亲李世珍在同治年间就中了进士，一直做到吏部主事，后来把官辞了回家经商，又成了天津的一大巨富。
而李叔同和佛教的缘分其实从小便有了，他的父母和部分亲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这让他耳濡目染也懂了不少，在几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大悲咒》、《往生咒》等佛籍。
生在这样的大家族中，李叔同受到的教育自然是非常规矩的，在六七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哥哥开始读书，同时还要学习各种生活上的礼仪、教养等，大户人家的规矩是数不胜数，对于天性自由的李叔同来说不免有些过于严苛。
但学习不是坏事，年幼的李叔同有着良好的环境和老师，七八岁便熟读了许多古代文选，十几岁就通读四书五经等古籍，当别人家的孩子或是刚刚起步或是还在放牛时，他已经开始专业性地钻研中国各代的书法了，神童的称号在当地已然传开。
但随着他逐渐长大，到了少年时期，那股子叛逆的劲头便越发的强烈了，他对自己长期以来接受的传统教育有些厌倦，对一些不那么“正经”的东西反而产生了一些兴趣，比如唱戏。
他开始经常去梨园听戏，虽然这本不符合他的身份，有一个名叫“天仙园”的戏院里头有一位头牌戏女杨喜翠，李叔同对她的表演非常喜欢，隔三岔五就要去捧场，然后提着灯笼陪她回家。
而两人的距离终究是太过遥远，迫于家族的压力，李叔同最终不得不娶了个从没见过的女人，而杨喜翠则被卖入官家，几经辗转又嫁与了一位盐商。
初生情窦的夭折让原本就早熟内敛的李叔同变得更加寡言，他只能把精力继续投注在学习上。
二、沉默的蜕变虽然他的婚姻是被包办的，但家里人却对此很高兴，哥哥直接就从家产中拿出了三十万银元给他当作生活费用，这可谓是一笔巨款，而李叔同此时已经极度厌弃旧文化，对自由思想非常推崇，便拿着一部分钱买了很多昂贵的西洋乐器，开始钻研音乐、作曲。
所以他也对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维新变法十分感兴趣并积极支持，可是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他却也被人说成是同党，只能带着家人跑到上海的法租界内避难。
不过李家的势力还是很雄厚的，作为少东家的李叔同可以在上海的李家钱庄随便取钱以资生活，此时的他俨然就是一位富家公子，加上他本身又才华横溢，平日里大多数时候就是和三五好友小聚，彼此之间吟诗作赋，谈论画艺音乐，或是听戏、逛茶楼，好不快活。
在加入了“城南文社”以后，李叔同便结识了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这四位至交好友，几人义结金兰，并号称“天涯五友”。
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沪上的名人，无论是才华、家境都与李叔同不相伯仲，和他关系最好的许幻园更是上海的文人领袖之一，他们都对改革旧制、宣扬民权非常热衷，在最早时便一见如故。
可是生在那样一个新旧更替的动荡世界，一切随时都会发生改变，许幻园的家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变故后衰落，在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他决定带家人前往北京从政。
1914年的冬天，上海下了一场纷飞的大雪，已经褪去荣华的许幻园在大雪中来到好友家中向他道别，但走到门前时却又不愿进去，只站在院子外面对李叔同大喊：“叔同兄，我家中破产了，你且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接着他便转身而去了，只剩下推门而出的李叔同看着遥遥远去的好友的背影，心酸霎时涌起，在那个年代，如此一去千里，说是后会，但恐怕再也无缘相见。
在雪中伫立良久后，李叔同便怀着悲凉的心情回到屋内，当即挥笔写下了《送别》的歌词，字里行间充斥着当时道不清的凄清愁绪，以至于现在的我们听来，还能隐约感受到当年的那场大雪。
不过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送别》，虽然歌词是李叔同写的，但是曲子却是来自于美国音乐家约翰·庞德·奥特威所创作的《梦见家和母亲》。
而后传到日本，又被日本作词家犬童球溪用这曲旋律创作了一首日文歌《旅愁》，而当时的李叔同正在日本留学，于是便取调来用于了自己的《送别》。
随后的李叔同便结束了文人雅士的生活，进入了南洋公学，跟着蔡元培学习，但是学校内部老旧思想仍然顽固，不久后他便跟着老师离开了。
其实当时他早已不想留在上海，只因为家人的牵绊，不忍离去。
但到了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王氏因病去世，在父亲死后，一直是母亲在悉心照顾着他长大，李叔同对母亲的感情异常深厚。
可是由于王氏是李世珍的小妾，在李家地位很低，所以逝世后族人表示她没资格进李家的门，只能草草运到墓地去直接下葬。
随和而内向的李叔同在此时瞬间爆发了，对中国旧制的极度厌弃之情在这一刻让他怒火中烧。
他直接带着人二话不说抬着母亲的棺椁从李家的正门而入，且随后在葬礼的当天，他严令所有人不准披麻戴孝，全部身穿黑色西装或礼服，同时不行跪拜，只是对着灵柩深深鞠躬。
是的，他为母亲办了一场西式葬礼，彻彻底底打破了一次老旧的传统，因为此事的新奇程度和李家在天津的影响，这场葬礼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不过李叔同也因母亲离世而更加心灰意冷，不久后便孤身远渡重洋，前往日本，而在那里，他把自己的艺术做到了巅峰，也是落幕。
三、音、乐、剧、诗、文、画来到日本的李叔同，在自由风气的环境下，得以大肆挥发自己的艺术情操，他在1906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专业后，又在学校内部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在之后的一次重要演出当中，他们准备表演经典西洋话剧《茶花女》，李叔同一直都是积极带头的人，但是他一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女演员来试验女主角，这让大家都非常为难。
但是最后，肆意的李叔同竟然剃掉了自己的胡子，花钱做了好几套女装，自己亲身上阵，以男子之身扮演了女主角玛格丽特，表演时舞台的布景、道具等也被做的别具一格，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而在美术学院作画时，他也专功被当时国人所不敢直视的人体艺术绘画，不过同样不好找到愿意作自己模特的人，然而他所寄住的那户房东的女儿诚子却早对他心生爱慕，心甘情愿做他的人体模特，两个人也因为长期相处而产生感情，最终走到了一起。
1910年时，他带着诚子回到了上海，然后发现自己曾经无比怨恨的桐达李氏家族也已经走向了衰败，为了养家糊口，李叔同开始努力工作，他一边做起了教育工作，同时还在搞金石研究和书画诗文。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将中国近代的文艺水平推升了一个档次。
在音乐上，他是中国第一个引进了西方乐理并用五线谱作曲的人，他创作了无数优秀的歌曲，且出版发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本音乐书刊《音乐小杂志》。
在绘画上，他是第一个引进西方美术引领了中国全新的美术道路之人，他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堂人体写生课，同时也是中国油画界的开山鼻祖。
在教育方面，他先后于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处任教。
而教出来的学生有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大家吴梦非、国画大师潘天寿、音乐家刘志平等人，如徐悲鸿大师在早初也都在他的教诲下受益匪浅，对他极其尊重。
在篆刻和话剧方面，他也走在时代的最前沿。
在书法上，他能写得一手价值连城的好字，即便是现写现卖，都是供不应求，连鲁迅这种很少夸人的冷面书生也对李叔同的书法视若珍宝，在得到了一副字后，毫不犹豫地赞为“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时年三十中旬的他，堪称中国艺术之集大成者，一人可以纵横民国文艺界，无人可望其项背。
但如此一位文化泰斗，谁又知道和后来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弘一大师”却是一人呢？
四、红尘看淡，封心修禅纵观李叔同的前半生，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如果把艺术同他本人分离开来，他的生活过得是非常惨淡的，这种惨淡并不体现在物质水平上，而是关乎与他的个人。
他是生长于晚清、民国那个年代的人，所接触感受到的很多封建旧制残害很深，但他自己却又满怀对新思想和未来的向往，在这种夹缝中生存是很艰难的，何况他也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
正如他十五岁便写下的那句诗：“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便包含了他的早熟和对世俗的无可奈何。
李叔同的艺术天赋是上苍给予的，但他自己的人生却兜兜转转难以找到目标，他不知道该如何与这繁杂的人世相处。
所以在1916年时，他忽然跑到了杭州的虎跑寺中修行，两年后正式剃发出家。
1918年发生了不少大事件，比如孙中山辞去了大元帅职务、段祺瑞再次当上了国务院总理、鲁迅发表了经典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但这些在当时竟然都比不上一个中年人落发为僧的消息要令人震惊，当大家听说李叔同当和尚了，新闻舆论简直炸开了，整个文艺界也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
但对于李叔同而言，出家，就意味着这些事已经与他再无瓜葛，甚至李叔同三个字也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的他，法号弘一。
弘一放下了一切，包括两位妻子和几个孩子，同时处理好了自己所有的俗事，只带着几件旧衣上山而去。
在寺中，他做到了潜心修禅，作为曾经荣华富贵的公子哥，如今的他能够做到一日一餐，一餐只吃一碗米饭、一杯白水配上一碟咸菜，便是如此之毅力，也足以令人敬佩。
在生活上，他同样坚持极其简朴，有些衣服一件穿了近二十年，缝缝补补不断仍然傍身，这种生活从他决心出家后便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只有这样的精神，才能让他多年潜心向佛，在这一领域再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注校了诸多佛籍，书写了诸多佛学著作，大力弘扬佛法，让律宗重新兴起，被尊称为律宗十一世祖。
世人将他与虚云大师、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在弘一大师专心求佛的过程中，对于那些俗世的请求也没有不管不顾，但凡有人前来求教，他依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一生渊博学识倾囊相授，所以他的山门外，来客总是络绎不绝。
除去他的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后来的国画大师徐悲鸿也时常登山向他讨教画艺并加拜访，好友文学大师夏丏尊亦时常登门。
到了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时，听闻消息的弘一法师也表示极为愤慨，乃至于在每次开座讲佛论道前首要在头顶挂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标语。
经过了几十年的刻苦磨练，弘一的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超脱，对于他的精神和文化，与他活在同代之人无不衷心叹服，连孤傲的“国民女神”张爱玲都发自内心地称：“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而1942年10月13日，六十三岁高龄的弘一法师身体渐弱，他留下遗嘱后便安详地在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内圆寂，结束了跌宕起伏、驳杂百态的一生。
那封遗嘱只有四个简单的大字——悲欣交集。
在后世，有无数人对弘一，或是李叔同的经历津津乐道，其中也有不少谴责的论调，但大师留下的这四字就足以道尽他那非凡的一生：
半世浮华看尽，半斤菩萨座前，虽然自己也知晓人生的真谛，但终是无法完全摆脱作为人的情感，即便在离世前，心中也带着诸多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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