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苏台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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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突然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称陈毅“是1个好人、是1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是一件对现在，对将来的中国政局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关全局大事。为此，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最终决策者。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批判极左思潮继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比如，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他就作过这样的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实”过程中，却首先在党内高层受阻尤其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即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他极力推进邓小平复出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3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本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戒。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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