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张之洞曾经在全国一共设立了六所高等师范学校，为当时的政府输送学子。
其中有一座坐落在武昌的高等师范学校，在1928年被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历经百年风雨，一路发展成为了今天的国内双一流大学。
不过，正式创建武汉大学、并且担任武大首位校长的王世杰，却是一名国民党人，甚至还曾经被人称为是“蒋介石的智囊团”。
图 张之洞
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同样主张“亲美反苏”的王世杰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蒋介石眼前的“红人”。
也正是因此，在解放战争战败后，王世杰也同样被迫远逃台湾，只能用后半生在海峡的另一侧遥望自己的故乡。
那么，晚年的王世杰，又曾经在台湾度过了怎样的生活呢？
提到王世杰，就不免要说起他此生中最大的、也是最为人所知的一项“功勋”，那就是国立武汉大学。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将原本的国立武昌高等学校改建成为一所新的大学，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而校长的人选原本是地质调查所的所长李四光，在被李四光婉拒后，经由蔡元培推举，这个位置最终落到了王世杰的头上。
图 李四光
王世杰，曾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过张之洞所办的北洋大学，后来又先后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和巴黎大学中留学，专攻法学方向，甚至拿到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回国后，王世杰曾经在北大担任过长达几年法律系教授以及系主任等职务，还和友人一起创办过一本名为《现代评论》的书刊。
由于他主张“中国实行联区分治”，各区自制宪法，故而和同时期鲁迅所办的《语丝》唱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对台戏，并且因此名噪一时。
在这之后，王世杰和好友周鲠生一起前往南京，投奔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由于才华和学位，王世杰被任命为国民党的首任立法委员，而后又曾一度被派往海外，担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1929年5月，王世杰来到武汉，正式开始担任武大校长一职。
在老东厂口的就职演讲上，王世杰第一次说出了他心目中的“武汉大学”：“要办，就要办一所有崇高理想和一流水准的大学……计划十年之后，学生人数能达到万人。”
在这句话落地之后，王世杰也真正为此开始操劳起来。
他亲自规划学校、考察校址、选择地块，在他的坚持下，武汉大学最终从原本只有44亩地的老东厂口，搬到了足足有3000多亩地的珞珈山一带。
说到珞珈山，其实也和武汉大学有关。
在修武大之前，珞珈山还叫“罗家山”，武大建成后，王世杰聘请了闻一多来担任武大首位文学院院长。
闻一多来校后，大笔一挥，将“罗家”二字改成了“珞珈”，寓意这是一座像石头一样坚硬、像饰品一样漂亮的山，“珞珈山”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由于当时占地面积广阔，图纸计划宏伟，从1930年开始，整个武汉大学足足修建了六年。
而王世杰在武大一直监工到了1933年，负责了其中包括男生宿舍、食堂、文理双学院等等一共十八栋楼的内容。
在后来离开武大后，王世杰还在不断致电第二任校长王星拱，询问学校的情况，嘱托他要努力改进学校的各项条件，建造一个中国真正的“著名大学”。
从1932年起，蒋介石就不断前往武汉大学。
表面上约请王世杰为他进行“讲学”，实际上则是不断地和王世杰讨论国内的各项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国际法和外交问题。
当时的王世杰既有留学经验，又接受过早期北洋大学的中式教育，可谓是真正的“学贯中西”。
加上他还深知西方资产阶级玩弄金钱的一些“手段”，和察言观色、细致入微的能力，因此，王世杰每每都能说到蒋介石所想的关键处，从而颇得蒋介石的欢心。
可是，在蒋介石邀请他来做外交部长时，王世杰却以“我已下定决心，立志办教育”为理由婉拒了。
或许，在王世杰心里，武大更像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一个孩子，是他的基地和梦想，因此，他并不愿意不愿离开武大。
让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曲线救国”，又提出让王世杰来担任教育部长，并且说道：“你既然要立志办教育，那我就请你来办全国的教育。这不比一个武汉大学更能做出贡献吗？”
蒋介石的热情，让王世杰无法拒绝。
1933年到1938年1月，王世杰足足担任了五年的教育部长，并且确实做出了不少成绩：
在任期间，王世杰推解决了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并且对不少不合格的高校进行了整改；
在各大高校里，王世杰推动了医学、艺术、体育等次科目的专门教育，为学生多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
另外，他还督促各大学做好内迁准备，使得七七事变后，不少大学得以迅速复课。
除此之外，王世杰也借着教育的便利，试图为国民党“洗脑”青年学生：
借助当时国民政府所拥有的各种条约的赔款，王世杰开创了一个“留学生制度”，即公费派遣留学生到英法美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师夷长技”。
在王世杰的计划里，这个“留学生制度”先是让各个留学生学到足够的知识，等他们回国后，国民党就会以高官厚禄把这些留学生留在各个统治岗位，“发光发热”。
而除了留学以外，王世杰更是在各个国内高校里强制开设了一门必修课：
国民党党义课，并且派遣专门的教师进行“洗脑”，更是用高额的奖学金吸引、拉拢学生，使他们成为国民党反共的“工具”。
王世杰为教育部长时所办的这一桩桩“利好举措”，自然得到了蒋介石的欣赏和垂青。
1938年，在日寇侵略南京、国民党撤退到重庆后，蒋介石仿照罗斯福的“智囊团”，在内部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事参事室。
王世杰从教育部长直接升任，开始担当参事室主任一职。
军事参事室这个部门，尽管办公处在重庆桂花街的一个小院子里，然而，它却是一个“名字极小、实权极大”的部门。
在国民党内部所有的计划，无论是财经、工业、外交，还是国共关系、战后复员等项目，军事参事室全都可以负责出谋划策以及文件审核，多少有点“包罗万象”——所以，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自然也必须是蒋介石绝对信任的人。
可见，当时王世杰是真的走进了蒋介石的心坎里。
这一点，在同期陪伴蒋介石身边的著名外交官顾维钧后来的回忆中也有证明：
在顾维钧的眼里，王世杰是一个外交经验非常不足，但“谨慎又认真”的人。
虽然王世杰对于时局的判断并不算精准，但他胜在能够轻松理解蒋介石提出的看法和意图，并且能够顺势提出各种建议，因此“颇受蒋公的赏识”。
所以，在王世杰第一次婉拒外交部长职务的12年后，1945年7月，他还是被蒋介石推到了国民党外交部长职位上。
在这之后，他陆续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包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内的六十多份公文，凭借独到的谋算和足够的察言观色，成为了四大家族外、蒋介石的一个真正的“智囊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为了欺骗中共和人民、赢得内战的准备时间，连发三道电报，邀请毛泽东等人来到重庆，签下了《双十协定》。
然而，在《双十协定》签署的三天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秘密下达了“剿除共匪”的命令。
其实，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王世杰一向主张“反苏亲美”。
不过，王世杰还是较为支持双十协定的，在长期战乱下的中国不够他王世杰发挥聪明才智，而一个平和、开放的新中国才会给他一个大展拳脚的空间。
可惜的是，蒋介石更希望将全中国的版图收入麾下。
因此，在解放战争真正开始以后，王世杰难掩失望。
然而很快，王世杰又调整心态，开始为打败共产党、获取全国而给蒋介石出谋划策。
——不过显然，民心比智谋要重要得多。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宣布下野。
王世杰跟随辞去了政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一起退到了台湾，自此再也没能有机会踏上故乡的土地。
在建国后，王世杰自知很有可能再也无法返回让他牵肠挂肚的那个武汉大学，便提议在台湾再办一个“国立武汉大学”。
可是，这个建议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否定了，理由是：“禁止以大陆地名为台湾大学的名称。”
王世杰再三申请不过，只得悻悻作罢。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复职，仍然将王世杰请进了自己的内阁当中，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
在王世杰和陈诚等人的领导下，台湾岛同样进行了土地改革，多多少少地改变了台湾当时的窘况；
同时，王世杰还不断地和美国进行接触，希望从美国手里获得援助，“反攻大陆”。
可惜的是，美国只是想在国共之间当一个“搅屎棍”。
当发现大陆发展不够让美国从中渔利后，美国主动撤离，蒋介石“反攻大陆、收复失地”的口号，也随之成为了他的一场大梦。
随着时代变迁，垂垂老矣的王世杰逐渐淡出了“蒋家王朝”，开始专心地赏玩古董、著书立说。
而作为一名“文人”，王世杰对于古董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
他拥有的珍品当中，甚至有不少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八大山人等人的真迹。除此之外，王世杰还交好了一批古董品鉴专家，专门为其鉴赏和收集各种宝物。
在王世杰看来，自己收集古董，也是“为了国家做贡献”。
早些年还以为能返回大陆的王世杰，曾经幻想过六十大寿时将这些古董全数捐献国家，作为自己这些年的“爱国”印记——可惜的是，直到去世，王世杰都没能真正再踏上故乡的道路。
也正是因此，晚年的王世杰对于大陆和故乡的思念愈来愈重。
认清事实后的他经常在自家院子里读苏东坡的诗词，尤其是苏东坡的《西江月》，那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给王世杰留下了无尽的回味；
而在读到《定风波》里的那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王世杰常常独自站在院中，长叹一声，而后潸然泪下。
1980年，王世杰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
在一次手术后，亲友儿女劝他前往美国进行疗养，然而王世杰却拒绝了：“台湾，总归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就算死，也要灰留孤岛。在将来，也许有一阵风能把我送回故乡，这样，我也能含笑九泉了。”
1981年4月，王世杰由于病情加重，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
直到临终前，王世杰还在拉着儿女的手，殷殷地嘱托他们一定要将自己毕生搜罗的文物捐给武汉大学，并且在未来要回到自己崇阳的故乡，为父老乡亲们“做点好事”。
直到看着儿女们含泪点头，王世杰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1985年，王世杰的子女们遵照遗愿，向湖北崇阳捐款修建了一个水井和一栋“雪艇图书馆”；
不过那些珍品，子女们却没有交给武汉大学，而是全数捐献给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不知王世杰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在后来中共中央宣布国民党战犯名单时，王世杰在四十余人中位列第21位，可见其的昭昭罪行；
而王世杰的手上，也确实沾满了中国共产党的英烈们的鲜血。
不得不说，在武汉大学的建设上，王世杰付出了许多，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十分优秀的国立大学。
然而，在建校初期，王世杰还抱有着为国民党输送优秀人才的念想，希望将这个高校变成培养国民党“工具”的基地，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如今，王世杰早已作古，而包容开放的武大东湖之畔，也为这个创校的首任校长留下的一份容身的雕像。
可是，王世杰的愚忠让他选错了路，也让他失去了埋骨故乡的余地。
不明时事，不辨是非，这也导致了王世杰终身憾事。
如果岁月回溯，不知王世杰是否愿意听从好友的劝告，和蒋介石分道扬镳。
或许这样，他在年老时，就可以行走在武大的珞珈山中，耳听东湖的阵阵波涛，眼看莘莘学子在学校中求学、成长，期待着他们为祖国的发展与壮大，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又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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