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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不等于立马上任就当官了。
这除了需要等待任命，还与官缺的定制有重要关系。
1、全国有多少官？比如全国有一千数百个县，二百来个散州和直隶州，不足二百个府，每府州县，都只设一个正印官，以及一定的佐贰官。
其他如道、省直至中央职官无不如此，间或像内务府总管大臣、军机大臣等职无定额，可一是为数极小，二是如军机大臣之类，本来就是差遣官，他们在原衙门的任职仍有定数。
与此相对，只要考选合格，官位是可以不断得到的，这样就需要有一定的候选和候补期，特别到了后来，开捐愈滥，通过捐纳得官的愈来愈多，候选、候补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的竟拖了一二十年也捞不上一个实缺官，也有的开缺官长期无法递补。
根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官员数，康熙年间不包括八旗武职，文武共15600员，其中在京正杂大小官2546员，直隶及各省正杂文职6404员，学官3001员，各省武职2651员。
道光末，文职京官2369员，外官8947员；武职京官4738员，外官八旗2848员，绿营7470员，以上京外文武官统共26355员。
到了清末，按照光绪《清会典》的记载，仅在京文职衙门便有官员3786人，如果加上机构庞杂的内务府在内，将达到6700余人，可见官缺也在不断地加多。
2、官缺的划分出于选任官员的需要，清朝政府把全国的官缺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首先是按照候选人的出身定出缺分。这是因为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建立起来的。为保证满族贵族和八旗子弟在政府机构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同时又不致过分损害汉族等各民族上层分子的利益，故将其划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
什么官职属于何种缺分，都有严格的规定。
比如在侍卫处、宗人府、内阁、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盛京各部，都设有宗室缺。
奉天府尹，奉、锦、山海、吉林、热河、口北、山西归绥道，各直隶驻防官、理事官、同知、通判，规定由满洲充任。
唐古特司业、助教、中书，游牧员外郎、主事，属于蒙古缺。理藩院自尚书起至各等笔帖式，绝大部分为满洲、蒙古专缺。
钦天监从六品秩官正是汉军缺。
在地方官中，陕西巡抚、山西巡抚系满洲缺（其余各省满汉均可）。边疆各将军、都统、大臣，例由满洲或蒙古担任。内务府职官中多数属于包衣缺。还有像内阁、各部侍郎等部院堂官，都实行满汉复职制。
地方上的情况稍有不同，特别是府州县官，基本上都由汉人充当，这除了因为汉族人数众多，不得不在政治上加以通盘考虑，同时用汉人直接管理汉人，也可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据统计，乾隆时中央内阁和各部院寺监，自堂官至笔帖式，共有满洲缺（包括宗室缺）1705个，汉军和蒙古缺419个，汉缺517个，满洲缺占有明显的优势，如果加上汉军和蒙古等旗缺，竟占了整个官缺的80%还多。
不仅如此，清朝政府还规定，各缺之间可有条件的互为通融，如满洲京堂以上缺，宗室及汉军得互补，汉司官以上缺，汉军得互补。外官蒙古可以补满缺，满洲、蒙古、包衣均准补汉缺，可汉人却不得补满缺。
另外，顺天府尹、府丞、奉天府府尹、京府、京县官、司坊官不授满洲，刑部官不授汉军。
所以，从全盘利害来看，清朝统治者在定缺、补缺，优待宗室、优待满洲、优待八旗人员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故有所谓“宗室无外任，满洲、蒙古无微员”的说法。这里的外任，是指不授道府以下官，督抚布按不在其内。至于微员，则是六品以下官，无论是首领或佐贰，不授满洲、蒙古。
其次，对地方府州县官的缺分，要根据事务的繁简情况，规定出不同的等次。雍正时，广西布政使金鉷进一步提出了“冲”、“繁”、“疲”、“难”四字标准。
一是“冲”，“地当孔道为冲”；二是“繁”，“政事纷纭为繁”；三是“疲”，“多逋欠者为疲”；四是“难”，“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
随后吕耀会又适当作了补充，在“要”、“中”、“简”三等中，“如遇要缺开则于中简之中，择才守兼优者，一面题达，即一面调补。所调之缺，或归部选，或以部发人员补用。”
经过廷臣们讨论，于雍正九年(1731年)十二月批准确定，凡四字俱全者为“最要缺”，四字中占三项者为“要缺”，再下占二字一字或无字者，便是“中缺”和“简缺”。
缺分的等次不同，补授的方式也不同。一般说来，新选知县授“简缺”或“中缺”，然后再转“要缺”和“最要缺”。其中不少“最要缺”，选授权力不在吏部，须得请旨简放，或请旨特授。
另外在边疆偏远地区，还有“烟瘴缺”、“苗疆缺”；因为那里的条件艰苦，在题调补授上可得到适当照顾，以使“人地相宜”，“吏治民生均有裨益。”
最后是按照不同的补授方式规定缺分。如“请旨缺”、“拣缺”、“题补缺”、“选缺”。
以外官各道府州县为例，即规定有“请旨、拣授、题授、调授”，以及选授之类，也是那一种缺属于何种补法，都确定不得混淆。
3、清代官员的任命有多难？官员补缺，必须分别班次，如科甲出身的归入甲班；捐纳出身者立有捐班，又有京官、外官等班。另外再根据各官初任或再任的具体情况，定为除、补、转、改、调、升六班。
通常刚刚任官，统谓之除，如进士授官，或举贡、生员以及吏胥任满得官等类，皆属于此。
补是原有任职，因丁忧、终养、病假、省亲、娶亲等缘故，暂时去职，期满后等待补职者；转，在同一衙门内，改任同一品位，而地位又略高于前者，如六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御史转给事中，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侍讲转侍读等。
改，从此衙门改调于另一衙门而任相同品级官员者，像由都察院右都御史改任六部尚书，外任总督改任尚书、左都御史，巡抚改任六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等。
调，与改班意思相同，有的地方官因触及回避规定，由总督、巡抚便宜行事，调任同样品级职务者；还有是本衙门不设专官，依例调用其他衙门官员，限定年份充当者，如隶于户部的宝泉局（铸钱）大使，例由该部笔帖式调充，工部宝源局大使由本部笔帖式调充，任期3年，即属此类。
升，晋升更高一级的职位，像巡抚升总督、侍郎升尚书、尚书升大学士等。
前面说过，选授官员的形式有请旨、拣选、题调、选授等种。此外还有特授，就是由皇帝亲自选点。这主要是指受皇帝特别赏识而擢用提拔的。
一般像大学士、各部尚书、待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外官督抚布按等官，常有奉特旨补放者。另外一些因接受皇命出差办事的人员，如钦差大臣、出国使臣、驻外公使，以及一些重要的榷关监督，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等，也多属特授之列。任命特授官，可不受原来资格或其他有关条规的限制。
请旨缺和拣选的选授，多通过“开列”的方式进行。在清初，沿用明朝旧例，京官自大学士至各部尚书、待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宗人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等职；外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均采取请旨由廷臣会推的方法。
康熙十年（1671年)改为“开列具题”(特授者属于特殊旷典，不属典制之内)。
另有太常寺、鸿胪寺满洲少卿等大四品京堂以及学政、若干重要道府缺，定为“开列引见”。还有一些不在开列之内的官员，像国子监司业、钦天监监正、监副，则通过拣授(以应升之员拣选正陪，引见补授)、推授（以应升之员，论俸推取20人，引见补授)的办法解决。
科道各官，则列名引见候旨。以上授官，按照定例由吏部负责，开列资格相当者姓名、履历，分别正陪，上呈请旨定夺。到后来，开列之权已转归军机大臣之手。
铨选也就是选补，多属开列以外的小京官和道府以下官。凡丁忧服满、告假期满、任职满期，或缘事“起复”、“应补”、“降班”，以及初选降官者，均可向吏部投供验到，接受铨选。
其选缺分为：
即选，即应立即选用者；
正选，按例以正班选用者；
插选，可插入正班中选用；
并选，并入其他班次选用；
抵选，掣签时，应选人员缺席不到，可以用其他合适人员抵用；
坐选，凡外官病痊起用，终养事毕，以及亏空钱粮等事补完，开复后，均得坐补原缺。
铨选每月举行（闰月除外），叫做月选，一般上旬初五日为满洲、蒙古、汉军官膺选日，下旬二十五日是汉官膺选日，中旬二十日专门铨选笔帖式。月选又有单双之分。
双月称大选，凡属“除班”、“升班”人员，归于大选；单月谓急选，只选“补班”人员。不过后来也互有变动，把某些应归单月的补班人员归在双月，把应“除班”、“升班”的人员归于单月。选用的方式采取按不同班次，掣签确定。
地点在天安门外。官员掣签后，需经过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官验看。铨选官员也得通过引荐，才能领凭赴任。
再就是保荐。
保荐无一定规例，多根据情况需要，由皇帝下谕令行，目的是“补铨选法之不逮”，或作为“国家酬庸之典”。通常二品以上官均可向上荐举，若所举非人，要受到严谴。到了清末咸同以后，保荐人员越来越多，流品越来越滥，常常借口河工、军功或劝捐负有“劳绩”，徇情奏报，动辄至上百上千人。保荐制已成为人们见之摇头的弊端渊薮了。
此外，在清代，由于督抚相沿握有较大的权力，对于辖内的道府以下官有题调之权。尽管这需要经过吏部或经皇帝认可，但一般说来，只要不是别有缘故，均可得到认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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