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书，高王凌先生写的《乾隆十三年》。这是近年来清代历史方面的名著了。里面有一些看问题的独特视角，很有意思。今天和您聊聊。
乾隆皇帝的时代，号称盛世。盛世的皇帝，当然就有一些雄心。乾隆的雄心是什么呢？是“政追三代”。我的施政成绩要像夏商周三代那样成为理想的黄金时代。应该说，这是一个中国古代帝王对于自己政绩想象力的极限了。
那怎么做到呢？从哪里着手呢？乾隆找到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升级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简单说，就是政府兴建粮仓，丰年的时候买入粮食，防止谷贱伤农，灾荒时候放粮赈济，防止百姓流离失所。这个制度并不新鲜，是个很久远的的传统。从战国时期就有了。
但是乾隆是谁啊，他对自己的期待极高，要把常平仓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一举解决全国人民遇到灾荒时的吃饭问题。
他爹雍正的时候，全国常平仓实际储量是一千多万石。乾隆下令，各地常平仓大幅增加储量，目标：增加到六千万石。要翻好几倍。
皇帝雄心勃勃，各级官吏不敢怠慢。几年努力下来，虽然没达到六千万石的目标，但到乾隆六年，也有了三千多万石，差不多是雍正时期的三倍。
手里有了粮，政府赈灾时就大方多了。乾隆七年，江苏和安徽北部灾害较多。其实并不是什么很大的灾害，但政府一下子拿出240万石赈灾粮，还有白银760万两，真是大手笔。当时有人感慨说：过去啊，只有重大灾害，政府才会出面赈济，小灾是由民间互相调剂。现在盛世，不分大灾小灾，政府年年都有赈济。以往，赈灾只在秋天，为的是保障灾民平安过冬。乾隆时，夏天也有赈济。
乾隆在上谕中说：“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 就是宁可国家多花钱，不能落下一个灾民。这话说得多漂亮。这简直就是今天“精准扶贫，一个也不落下”的历史先声。
当然，这是理想。这么要求的结果你也想到了：毕竟是当年的清政府，无论是财力，还是管理能力，都是没法完成乾隆皇帝的这个梦想目标的。
而且呢，其中一些做法还违反了经济规律。你想，常平仓收了这么多粮食，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市场上粮食就那么多。皇帝要施仁政，拼命买粮食，结果反而是民间粮价飞涨。这点当时的政府也受不了。
坚持到了乾隆十三年，粮价还是居高不下，乾隆终于坐不住了。他通知各地督抚，想听听大家对粮政有什么意见。这次关于粮政的大讨论，成为乾隆十三年这一年清朝政治中的头等大事。
各省督抚在上表章对时候虽然用词很小心，但意见是一致的：您赶紧停了吧。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场雄心勃勃的改革，发生在乾隆初年，就这么黯然收场了。
这个故事，看起来只是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一个小波澜，一个皇帝的野心受挫的故事。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动作，这是一次政府扩张的冲动。冲动的程度，已经不像传统上的古代政府，而更像是现代的福利国家想干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说好听的是照顾，说难听的就是介入，那个深度是空前的。
在清代，这种国家扩张的冲动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比如说开荒。清朝在土地开垦上的规模远超前代。明代中国大概有耕地7亿亩，到了民国增加为14亿亩。清朝把中国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哪里来这么多土地？这是因为，明朝时，政府在耕地方面主要关注的还是江南一带。江南光热水土比较好，土地出产比较高。所以主要开垦江南。到了清朝，则在西南、西北等多个地方大量开垦耕地。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概念：全域性开垦。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全面扩大，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这样的例子在高王凌老师的书里面有很多。过去，对这些现象的解读，往往都是局限在清代历史自己的框架里的。但是，如果换个视角，全球性的视角，大历史的视角再去看，还能看到一些新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您聊的重点了。
有一个词，叫“共时性发展”。什么意思？就是从18世纪开始，放眼全球你会发现中国、欧洲、印度，这几个独立的文明区，几乎同时出现了很多相同的发展态势。这个概念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来的。
奇怪，技术条件不一样，文明特性不一样，但是有些表现在同一个时段却出奇地一样。
就拿政府职能来说，也是在18世纪，欧洲是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封建国家，政府职能扩张了。而我们今天前面讲的乾隆皇帝的努力，也是政府职能扩张了。虽然具体看，原因、过程各不相同，但是如果站远了一看很奇怪，欧亚大陆两段，两个联系不多的文明区居然在同一个时段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
再比如人口增加。汉朝的时候，中国人口就有6千万，明朝初年人口也是这个量级。但是到了清代的18世纪，人口突飞猛进，1850年居然达到4亿。同样这个阶段，欧洲人口也是在剧烈增长。
对这两个现象，过去是各做各的解释。比如，欧洲的人口增长，是因为工业革命。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因为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但是，你不觉得这两个现象在同一时段出现，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很耐人寻味吗？
其实共时性发展的现象，不仅在18世纪有。还有一个词你肯定熟悉，就是“轴心时代”。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各大文明都出现了重要思想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也是，分别看各有原因，但毕竟是同时爆发。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
过去我们看历史，往往看重细节，在不同的情境里对不同的现象各自找解释。但是，如果站远了一看，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不同。
这就有点像站在高处俯瞰一个城市：
你深入到各家各户看，各家的孩子长相不一样，各有特点。但是跳出来一看，同年龄段的孩子，呈现出来的样子，是有高度一致性的。相似性，其实远比差异性要更大。
人类历史也一样。看起来这文明那文明，好像区别很大，毕竟都是人类文明。如果它们都共有某种内在基因，那就一定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时表达出来。
共时性发展这个概念，只是对一些现象的归纳，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历史学界还没有什么统一的解释。但是看着这个现象，它就在提醒我们，看待历史，还有一个长时段的宏观视角。
比如，看待中国的发展。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国真是不容易，救亡图存，现代化转型，身在其中，当然感受到的是种种艰难。甚至是前途未卜。
但是，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呢？一个半世纪，那在历史长河中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战乱贫穷也好，被列强欺负也罢，只要时间足够长，中国迟早要回到和它的人口数量、地缘位置相称的国际位置上。这几乎是一个必然。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代人，很有幸，就生活在这个回归本来位置的上升阶段。
所以，如果我们聊到为什么对中国崛起有信心。今天我们说的“共时性发展”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最最底层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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